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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
《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
孙齐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
《马天祥造像记》是北朝道教造像中很特殊的一例，例如它的阳刻行格、由左至右的形式，不仅是道教造像记，在中古佛道两教的造像碑中都是仅有的例子。辛德勇先生《马天祥造像记与北齐武平九年纪年》一文对于碑文中奇怪的“武平九年”做出了精彩的解释[1]，因而清代以来一些金石学者据此认定此碑爲后世贋造的猜测似可打消。但《马天祥造像记》还是存在一些疑点，特别是其造像记的文句似全从正始二年（505）《冯神育造像记》中袭来。
试对比二碑碑文：
冯神育造像记
马天祥造像记
夫幽宗玄寂，负丽潜晖，然隐显沖机，而名随化浪，洪阐弥廓，遐瑍超伦，雅合眷羣，生□难寻。自非镂像汙形，其熟能覩之者哉！
大代正始二年秋九月己巳朔廿六日甲午，□□道民冯神育同邑二百人等，投委坛静，仰追冥果，造立石像，永式归虔。
愿帝王熙隆，百□恭肃，祚延无穷，尊师崇业。诸邑七世以来生缘眷蜀，住居常乐恆在，愿愿从心，常与善缘。（后略）
夫幽宗玄家，真丽潜□，然隐显沖机，而名随化浪，洪阐弥廓，遐□□□，自非镂像汙形，其熟能覩之者哉！
大齐武平九年二月廿八日，邑主马天祥、邑子马天成、邑子马天相、邑子马天庆、道氏王成人、道民王大人、道民王强人、道民王恭人，投委坛静，仲追冥果，造立石像，永式归（？）虔。
愿（？）□肃恭，祚延无穷，尊师崇业。
由此可见《马天祥造像记》除了造像年月和造像者姓名外，其他文句都见于《冯神育造像记》。如果仔细观摩两碑书法的话，还会发现两碑在结字上亦极爲类似。这就不能简单地用“巧合”来加以解释，而表明两者间存在抄袭的关係。
笔者认爲《马天祥造像记》是仿造《冯神育造像记》的僞刻。这从两碑之间一些文字上的差别可以判断。
例一：
考古-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
（左爲《冯神育造像记》拓本，右爲《马天祥造像记》拓本，下同）
《冯神育造像记》作“幽宗玄寂”。“寂”字作“
考古-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形，同《金石文字辨异·入声·钖韵·寂字》引《汉老子铭》。“幽宗玄寂”，是说道教玄虚静默，难以名状。《姚伯多造像记》称“大道幽玄”，北朝道经《昇玄经》称“至道常玄寂”，与此义同。
《马天祥造像记》此字作“家”，显是不识《冯神育造像记》“寂”字致误。
例二：
考古-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
《冯神育造像记》作“负丽潜晖”。“负”、“潜”皆爲动词。意谓大道虽然负有华美，却将自己的光辉隐藏起来。
《马天祥造像记》此字误作“真”，亦当是对《冯神育造像记》的误识。
例三：
考古-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
《冯神育造像记》作“仰追冥果”。“仰追”爲习用语，如潘岳《杨荆州诔》：“仰追先考，执友之心。”“仰”字清晰可见右“卬”部左边的提笔。
《马天祥造像记》此字写作“仲”。显误。
例四：
考古-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
《冯神育造像记》作“永式归虔”。“归”字字形同《碑别字新编·十八画·归字》引《魏临潼造象》“
考古-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左下“止”部末笔提笔明显，右部爲“帚”异写。
《马天祥造像记》字形近似“䬾”。[2]左下“止”部没有提笔迹象。又将“帚”误识爲“弟”。
例五：
考古-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
《冯神育造像记》作“愿帝王熙隆，百□恭肃，祚延无穷”。首字爲“愿”字异体，同《碑别字新编·十九画·愿字》引《隋许昙箧造象》“
考古-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
《马天祥造像记》首字依照造像记的文例，也当是“愿”字，用以引导其后的发愿内容。但其结字难以辨识，似是对《冯神育造像记》“
考古-孙齐：《马天祥造像记》爲僞刻考”字依葫芦画瓢的不成功之作。
另外一个问题是，《冯神育造像记》此段愿文发愿的对象和内容都很明晰：首先上爲国主祈愿，再爲自己所在的邑义祈愿，符合北朝佛、道两教造像记的通例。而《马天祥造像记》仅沿袭了爲国主祈愿的内容，却遗漏了造像最主要的目的：爲自己祈福。再者，《冯神育造像记》中的“百□恭肃”，应当是指“百官恭肃”或者“百姓恭肃”，如此才能“祚延无穷”。但是《马天祥造像记》作“愿□恭肃”，文意不通。
综上所述，《马天祥造像记》文句全然袭自《冯神育造像记》，但在一些关键的字句上出现失误，而且内容不完整。这显示出刻石者对于北朝造像的异体字和体例都不太熟悉，应当是后世的僞刻。考《冯神育造像记》于嘉庆三年（1798）出土于临潼栎阳，今仍保持在临潼市博物馆。而《马天祥造像记》原石不见存世，仅有拓本流传，对其最早的着录也都在嘉庆年间。[3]因此笔者推测《马天祥造像记》很可能是在《冯神育造像记》出土后不久问世的僞刻。
2014年2月17日
[1] 载《文史》，2013年第4辑。
[2] 毛远明即录爲“䬾”，认爲指“餹䬾”，“糕饼类食物”。见《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0册，线装书局，2008年，第124页。
[3] 目前所见拓本仅见文字部分，未见有造像的痕迹。
补正
拙稿末段关于《马天祥造像记》和《冯神育造像碑》发现、着录情况论述有所阙误，今补正如下：
《马天祥造像记》最早着录于乾隆年间吴玉搢《金石存》卷十一，此后有嘉庆年间王昶《金石萃编》卷三五等。[4]黄永年先生藏有话雨楼旧藏的此碑拓本，上有金农（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题记，据信爲雍正、乾隆年间的原石拓本。[5]因此，似可判断《马天祥造像记》至晚在乾隆年间就已问世。但奇怪的是此碑原石向无人得见，出土地点亦未知。
关于《冯神育造像碑》，此前学者多认爲其出颇晚。主要原因是据说此碑与另两块神龟二年造像一同在栎阳出土，其中一块神龟二年造像碑上有“己未春陈树藩”题记和“己未知临潼县事阮贞豫”题记，中称“戊午”年时“栎阳农人掘土，得造像碑凡有三”，此年阮贞豫与友人李凤翔、栾锐一起将之运至县衙保存（1976年移至临潼博物馆）。[6]而陈树藩、阮贞豫皆爲民国陕西官吏，题记中也称此碑爲“纪元前千五百年间古物”，则题记中的“己未”年当爲民国八年（1919年）。因此发现石碑的“戊午年”，有学者认爲是嘉庆三年（1798）[7]，也有人认爲是咸丰八年（1858）[8]，或题记的前一年民国七年（1918）[9]。但从题记的文意来看，显然是指民国七年。
然李凇先生检得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未刊稿）民国三年十月初一日记《冯神育造像碑》称：“此造像当光绪三十年余应县令李云（？）生先生之聘，主讲横渠书院时，□经栎阳东门外，见此石卧道旁，而字画奇古，知爲造像。”[10]如此则《冯神育造像碑》在光绪三十年（1904）时就已经横卧在溧阳东门外的路旁，何来民国七年出土之说？因此李凇先生推测《冯神育造像碑》的出土要在光绪三十年或更早之前。
实际上，《冯神育造像碑》的出土并非如此之晚。嘉庆年间的赵述祖《古墨斋金石跋》在着录《马天祥造像记》的同时，也着录了此碑，唯误作“冯种育”。[11]嘉庆七年（1802）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二亦着录“道民冯种育等造像记”。[12]此后，道光中吴式芬《攈古录》卷六[13]、常茂徕（1789-1874）《洛阳石刻录》[14]并加着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藏此碑拓本上有周星诒（1833-1904）藏印。[15]因此，《冯神育造像碑》至晚在嘉庆年间亦已爲人所知。
这样看来，《冯神育造像碑》的初见着录还是要晚于《马天祥造像记》。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笔者的结论存在问题？实际上，如果我们承认两碑间文字的这种极度雷同不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结论无非就是两种：《马天祥造像记》抄袭了《冯神育造像记》，抑或相反。换句话说，两者必有一种爲僞作。对此，我想所有见过临潼博物馆《冯神育造像记》原碑的研究者，都不会认爲它存在僞刻的可能。因此没有原石传世、存在种种疑点的《马天祥造像记》就是应当是赝品了。
2月19日补记
[4] 关于《马天祥造像记》的着录和研究情况，请参辛德勇《马天祥造像记与北齐武平九年纪年》，载《文史》2013年第4辑。
[5] 黄永年：《记话雨楼旧藏马天祥造像记》，载《文史》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
[6] 赵康民：《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碑》，《文物》，1985年第4期。
[7] 赵康民上引文；张燕：《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8] 杨希哲主编：《临潼碑石》，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9] 李慧主编：《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2页。张彦生则谓“清末出土”，见氏着《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72页。（误录作“冯种育”）
[10] 李凇：《泾渭流域北魏至隋代道教造像雕刻详述》，《长安宗教与艺术文明》，中华书局，2002年，第435页，
[11] 赵述祖：《古墨斋金石跋》卷二“魏冯种育等造像记”条，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第34-35页。
[12] 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二，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第25页。
[13] 吴式芬：《攈古录》卷六“道民冯种育等造像记”条，中国书店刷印本，1982年，第9a页。
[14] 常茂徕：《洛阳石刻录》“道民冯种育等造像记”条，民国四年罗振玉雪堂丛刻本，第1b页。
[1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北魏纪年佛教石刻拓本目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