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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部集大成的黄遵宪着述汇编──评新编《黄遵宪全集》

2005年3月，在晚清着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兼学者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之际，陈铮先生整理编纂的《黄遵宪全集》，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种，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是迄今采择最为广博、收录最为全备、内容最为丰富、编校最为精审的有关黄遵宪着述的汇编，其问世标志着自黄遵宪逝世至今一百年间，学术界对黄遵宪着述的整理编纂已进入一个新的总结集成的阶段。
概括而言，新编《黄遵宪全集》的成就和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广搜博采，集其大成。
《黄遵宪全集》之“全”，首先在于它囊括了黄遵宪生前身后已刊刻行世的着述以及后人陆续发现整理出版的作品。黄遵宪的着述，在其生前手定并刊行的有《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经其生前删定而由他人于其身后刊行的有《人境庐诗草》。除此之外，黄遵宪还有不少诗歌、文章、书信等作品，以及与日本、朝鲜友人交往的笔谈记录等资料，或散见于报刊杂志，或收藏于国内外有关机构乃至私人手中，未能结集出版。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对此做了许多发掘整理的工作，先后披露和公布了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诸如北京大学近代诗研究小组整理编纂的《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主要辑录黄遵宪的散佚诗作。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和新加坡华裔学者郑子瑜合作整理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收录了黄遵宪当年任驻日使馆参赞官期间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源桂阁）的笔谈资料。旅日中国学者郑海麟、张伟雄搜集整理的《黄遵宪文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主要收集黄遵宪散见各处的文稿，分为笔谈、论着、序跋、书信、公牍五大类，成为自黄遵宪逝世之后，第一部经后人编校整理的黄遵宪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吴振清等学者最新整理编纂的《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加搜集整理，并将黄遵宪诗、文合为一编，其中诗集除收录《日本杂事诗》和《人境庐诗草》外，还专列补遗部分，以《人境庐集外诗辑》为基础再加网罗编成；文集部分则以《黄遵宪文集》为基础，进而广事搜集，按文体分为赋序跋、论说、书函、公牍、墓志铭文行述五大类，并附录笔谈以及黄遵宪相关传记资料，成为第一部收录较全的黄遵宪诗文合集。而新编《黄遵宪全集》后来居上，不仅将黄遵宪各种已经刊刻行世的着述囊括无遗，而且将学术界多年来陆续整理编纂的诸多成果网罗殆尽，并将其汇为一编，充分反映了《全集》包罗各书，有容乃大的特色。
而《全集》之“全”，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汇辑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而广泛爬梳钩稽黄遵宪散见各处的文字着述，努力竭泽而渔，以求全备无遗。这是因为黄遵宪的遗诗佚文极为分散，尽管此前海内外学者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但仍多有遗漏。所以，《全集》编者在辑佚方面所下的功夫，尤显难能可贵。以函电为例。黄遵宪生前与国内外人士的往来书信和电文，始终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所发现和公布。郑海麟、张伟雄编校的《黄遵宪文集》辑录书信28封[1]，吴振清等编校整理的《黄遵宪集》增至117封，而《全集》进而勤加搜罗，所收书信和电文的数量达226封之多，其中半数以上系首次结集发表。如《致王秉恩函》29封，均辑自上海图书馆藏《王雪澂友朋书札》；《致梁鼎芬函》18封，大多录自首都博物馆藏原件；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陈宝箴的多封电文，则分别辑自《李文忠公全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张之洞未刊稿》等。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公之于世。再就笔谈而言，有关黄遵宪与日本人士的笔谈记录，此前发表的只有与大河内辉声（源桂阁）的笔谈，以及与宫岛诚一郎笔谈的一小部分[2]。而《全集》编者有幸得到国内外友人的支持和帮助，收录了不少以往从未披露的极为珍贵的笔谈资料。如《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等笔谈》，系据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宫岛诚一郎文书》以及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整理；《与日本友人冈千仞等笔谈》及《与日本友人增田贡等笔谈》，均系依据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冈千仞《莲池笔谈》和增田贡《清使笔语》手稿本整理。而《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全集》依据的也是当年该笔谈整理者之一郑子瑜专门提供并授权发表的“最新改订本”[3]，该本在原版本的基础上进而有所补充和改正。他如黄遵宪当年在国外和国内不同职任上的公牍文书，为他人着述所写的序跋、书评、题词，以及诗、词、曲、赋、联等作品，编者也无不下大力气广搜博采，尽可能囊括无遗。综观《全集》搜罗采择的范围，可谓遍及海内外有关研究机构和收藏单位，国内如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市图书馆、嘉兴博物馆、广州市图书馆、梅州市梅县档案馆、梅州市黄遵宪故居纪念馆；海外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日本善邻书院中国语学校、日本米洋市上杉博物馆、韩国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等等，甚至还包括相关资料汇编以及一些研究论着中所辑录或披露的黄遵宪佚诗遗文。正是在海内外许多学者和团体单位的热情支持、帮助与合作下，新编《黄遵宪全集》既吸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搜集、整理、积累的黄遵宪着作成果，也进一步发掘、网罗了许多新的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总计收录黄遵宪各类作品凡诗1135首、词11首、曲赋2首、联语19对；文录55篇；函电226封；公牍64件；笔谈5种；另加专着《日本国志》，全书篇幅达150万字之多，堪称迄今采择最广、收录最全的黄遵宪着述汇辑。
其二，分类合理，编排有序。
黄遵宪的作品比较分散，以往的各种刊本大多分别行世，已有的整理成果在编排体例上也不尽一致。而《全集》汇编各书，搜罗广博，如何分类编排，以更好地反映黄遵宪着述的全貌，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编者集思广益，反复斟酌，采取了较为合理的解决办法。
首先，在《全集》总体的分类编排上，编者依据一般个人作品集编排的惯例，确定了由诗而文而专着的编排顺序，分为诗词、文录、函电、公牍、笔谈、专着六编。这一分类编排，使黄遵宪的所有作品皆眉目清楚，类别清晰，收到了分类合理，编排有序的效果。
其次，在《全集》所收同类作品的具体编排上，编者采取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次的做法。以函电为例。《全集》收录的226封函电，均据撰写年代先后依次排列，最早的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十二月，最晚的迄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为方便读者，编者还在每封函电之下，逐一标示日期，并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这一做法，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包含了编者付出的无数心血。因为黄遵宪的大量函电没有署明具体的写作时间，或者只有月日而无年份，要逐一考订它们各自的撰写时间，确实是一项极为费时费事，又特别需要学识和功力的工作。如《全集》所收18封《致梁鼎芬函》，大多只署月日而无年份，有的甚至未署时间。编者参考信函的内容，或人物，或事件，或相关史实，甚至某些不经意间透露的蛛丝马迹，据此一一考订推断出其撰写的具体时间，然后顺序加以编排。他如文录、公牍、笔谈各类，也大体依照时间先后编次。可以说，这样的分类编排，无疑有助于反映黄遵宪一生中不同时期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也极有裨于读者的了解和研究。
其三，保存原貌，注明出处。
黄遵宪的各种作品，不仅极为分散，而且存世情况也十分复杂。已经刊布于世者，各书的不同版本之间多有文字歧异和内容详略之处；散见各处者，有的原刊篇目文字与后世流传者互有异同出入，还有的存世手稿与当年公布者亦有详略之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此，编者遵循古籍整理贵在存真的基本原则，凡有手稿存世者，尽可能追寻原件，采用手稿作底本，以避免第二手资料的失误。如黄遵宪《致王韬函》，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曾于上世纪80年代据该馆所藏“已装裱成册的黄遵宪致王韬（字紫铨、子诠）亲笔信九通”[4]，首次予以点校整理发表。其后，郑海麟、张伟雄据此收入《黄遵宪文集》。吴振清等则在此基础上再加搜集，增益8封，共计17封，收入其编校整理的《黄遵宪集》。《全集》编者则直接依据浙江省图书馆所藏黄遵宪书信原稿，并进一步搜集到天津南开大学所藏黄遵宪手稿，重新加以整理编排，或分或合，厘为16封，再加上从上海图书馆新发现的一封手稿，合计17封，均按时间先后顺序，收入《函电》一编中。至于一些无手稿可寻的作品，编者也尽量查找最先刊载的原文，以避免后世转载过程中发生的脱误。如《创办〈时务报〉总董告白》一文，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涉及清廷意欲封杀宣传变法维新的上海《时务报》，下令将其改为官办的重要史实。但此前各家所载均为节录，未见全文。《全集》编者则查找到最早刊载的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六日《申报》，使该文全貌得以重见天日。这对清末民初政治史以及中国报刊史的研究，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珍贵史料。可以说，尽可能追寻原貌，努力存真求实，构成了《全集》最大的特色。
针对黄遵宪作品散见各处，存世状况复杂的情形，《全集》编者在尽最大努力保存和反映作品原貌的同时，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惮繁难，不辞辛苦，于所收录的每部甚至每篇作品之后，都逐一注明来源或出处。以《文录》为例。该编收录黄遵宪所撰论说、序跋、书评、题词、行述、墓志等各类作品，采择的范围涉及国内外公私所藏，报刊所载，后人所辑，以及他人着述所附的黄遵宪手迹。如《〈赖山阳书翰〉跋》，辑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宫岛诚一郎文书》；《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录自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1898年3月11日）出版的《湘报》第五号；《寄和周朗山诗跋》等篇，据钱仲联所辑《人境庐杂文钞》；《〈明治名家诗选〉序》，则直接采自日本村上佛山校阅、城井锦原修纂《明治名家诗选·序》所载黄遵宪手迹，等等。这种无一文无出处、无一篇无来历的做法，不仅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也反映了编者认真负责的治学精神。
作为黄遵宪逝世百年来第一部诗文着述的汇编，《黄遵宪全集》堪称集大成之作，代表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积累的有关黄遵宪着述整理、编纂和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平。但是，《全集》也并非十全十美，在笔者看来，它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对黄遵宪着述整理编纂的渊源始末疏理不够。一般而言，古籍整理最主要的工作，当然是搜集、汇辑、整理、点校、考订、注释典籍本身，但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有对作者生平经历、主要事迹的介绍，对其政治主张、学术思想的概括，对其成就、地位、影响的评价，尤其应当对其着述情形，包括刊刻、流传以及后世整理、编纂的状况作学术史的疏理和考察。这既是古籍整理工作本身的需要，也是方便读者特别是研究者的考虑。如古籍整理，首重版本，选择何种版本，为何选择某一版本，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其刊刻、流传的问题。何况今人从事古籍整理，必然要利用已有的学术成果，这也离不开对此前整理、编纂和研究的状况进行学术史的考察。在这方面，《全集》编者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仍有所欠缺。以《日本杂事诗》为例。编者在《前言》中明确说该书“有多种版本，本集采用的是黄遵宪生前的定本，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长沙富文堂重刊本”[5]，并参考利用了钟叔河的《日本杂事诗广注》。但据《编辑说明》以及正文所注出处，《全集》所依据的实际上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赖伯陶先生于1957年据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本抄写的抄本。据以校注的则是光绪十一年（1885）广西梧州高博厚堂重刊本，编者在校记中，一一注明了两本之间此有彼无之处，即梧州本无而长沙本新增的55首诗作。如果说，赖伯陶抄本可与长沙本等而视之，那么，长沙本与梧州本之间有何渊源关系？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如何造成的？此外，钟叔河的《日本杂事诗广注》又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黄遵宪着述本身刊刻、流传以及后世整理、研究的考察，但遗憾的是，《全集》编者对此皆语焉不详，甚至未作必要交待。考《日本杂事诗》，系黄遵宪东渡日本初年所作，计二卷，收诗154首，撰成后于光绪五年（1879）上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年即由同文馆印书处以铅活字版刊行，牌记题“同文馆集珍板”。此为《日本杂事诗》最早的刻本，又称原本、官本。同年，着名思想家、学者王韬访日，得以结识黄遵宪，并读到《日本杂事诗》诗稿，叹赏之余，因征得黄遵宪同意，将诗稿携至香港，以香港《循环日报》馆活字版排印，于光绪六年刊成，牌记题“光绪五年季冬天南遁窟活字版印行”，此即王韬活字本，又称香港循环报馆本。此后又有日本凤文馆等印本。光绪十一年（1885），黄遵宪自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满归国，时值其父在广西梧州为官，为满足同僚亲友索要其《日本杂事诗》的要求，遂据同文馆官本再加刊刻，牌记题“光绪十一年重刊于鸳江榷舍”，卷末镌“梧州大南门外高博厚堂刊刷”字样，此即梧州高博厚堂自刻本。至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于驻英使馆参赞公务之余，对《日本杂事诗》重加改订，除修改其中一些诗、注之外，还删除9首，新增55首，定为200首，仍厘为二卷。黄遵宪自言：“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6]这部由黄遵宪本人最后删定的本子，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长沙富文堂刊行，牌记题“光绪廿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即后世流传最为广泛的定本。可见，《全集》编者依据的长沙富文堂刊本（赖伯陶抄本），系黄遵宪本人最后的手定本，收诗200首；据以校注的广西梧州高博厚堂刊本则是较早的黄遵宪自刻本，收诗154首。二者之间颇多异同详略的差别。而钟叔河的《日本杂事诗广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1985年），则以黄遵宪定本为依据，参校同文馆印本和香港循环报馆本两种原本，将定本200首与原本154首逐一加以对勘，以按语形式把原本删改之处包括诗和注全部附录于各首之后，同时还从《日本国志》以及《人境庐诗草》中采辑有关内容，作为原注的扩大和补充，实为近年来有关《日本杂事诗》最为完善的注本。显然，如果编者能够进一步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日本杂事诗》刊刻流传的来龙去脉进行详晰的疏理，对各刊本的原始状况作必要的交待，对后人点校整理的有关情形作全面的介绍，无疑能够更好地体现古籍整理工作自身的学术价值，也将大有裨益于读者和研究者。
第二，个别作品的版本选择和参校有所疏误。就古籍整理的一般做法而言，整理者应当在厘清典籍刊刻流传的渊源始末、反复比较各本详略优劣的基础上，选择其中最原始、最完善的本子作为底本，再校以他本，并参考利用后人整理研究的成果。但《全集》编者在版本选择方面却未能完全符合规范。如《人境庐诗草》，编者在《前言》中说“用作者生前的定稿，即辛亥年（1911）初印十一卷本”，在《编辑说明》以及正文末所注出处中亦说“据刻本”，但实际上，编者所依据的乃是后人的整理本，即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应该说，在有关《人境庐诗草》的几种校注本中[7]，以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最为晚出，也最见功力。并且，作者还不断进行修订补充，数十年间，又先后数次再版[8]。其中，尤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最为常见，《全集》编者依据的也是这一版本。但正是这一版本，当年曾出于某种原因而删掉了黄遵宪原诗注中的一些内容文字。《全集》编者据以作为底本，也因此而造成了不应有的疏略[9]。再就《日本杂事诗》的版本选择而言，若遵循古籍整理的严格规范，亦当直接采用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本作为底本，以避免后人抄写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讹误。此外，对个别散佚的黄遵宪作品，编者未能参校更好的版本出处，也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成果。如《函电》编所收《致严复函》，编者依据的底本为吴天任编着的《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10]，参校本为钱仲联辑录的《人境庐杂文钞·与严几道书》[11]。但实际上，二者所收均非全本。而经整理点校的新版《严复集》[12]，其卷末《附录三·师友来函》中收有《黄遵宪致严复书》一封，依据的是王蘧常先生所藏抄件，其内容文字均较吴、钱二家所录完整。郑海麟、张伟雄编校的《黄遵宪文集》已据《严复集》收录，吴振清等《黄遵宪集》亦同。《全集》编者未能依据后者辑录，也未参校各本，造成该信缺略不全的遗憾。再有《致胡晓岑函》2封[13]，编者分别录自郑子瑜《人境庐丛考》[14]所附书影（据罗香林藏原件）和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但这两封书信实际上是黄遵宪写给胡曦（晓岑）的同一封书信的其中两段，该信全文收录在罗香林于1960年所撰的《胡曦年谱》中[15]。由于编者未能看到全文，因此而造成《全集》将该信一分为二的讹误。他如《致梁启超书》9封，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组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据梁启超后人捐献的部分书信原稿，整理发表其中的大部分[16]。其后郑海麟、张伟雄在此基础上，综合参考当年《新民丛报》所载，以及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17]、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8]等诸家年谱所录，重加编排，厘为7封，又新增2封，定为9封，一并“考定其年月日，厘定时间先后”[19]，收入所编《黄遵宪文集》中。后吴振清等编纂《黄遵宪集》，便直接沿用了郑海麟、张伟雄的整理成果。《全集》编者以国家图书馆所藏黄遵宪手札原稿为底本，参校《新民丛报》以及相关年谱所载，重加编排，亦厘为9封，但却未能参考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和郑海麟等学者先后两次整理的成果，因此也出现了个别漏略和错乱之处[20]。
第三，个别作品有漏收之处。对黄遵宪的大量未刊着述，编者尽了最大的努力广搜博采，从事编校的时间前后长达20余年，采择的范围遍及海内外，但还是不免遗珠之憾。如黄遵宪的词作，1928年3月30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二十九卷第八号上载有黄遵宪的《金缕曲》词一首，词后附有作者跋语。此词作于同治十三年（1874），当时黄遵宪因参加廷试客居北京。钱仲联作《黄公度先生年谱》，即在同治十三年条下录有此词，吴振清等《黄遵宪集》也有收录。但《全集》却漏略未收。又如黄遵宪的书信，黄遵宪从侄孙黄广昌从1960年新加坡王仲厚《追述黄公度之生平》一书所附照片中录出《黄遵宪致小赤书两封》，据其中内容推断，应是黄遵宪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廿三、廿四日写给邓华熙（小赤）的函件[21]。《全集》亦未收录。
此外，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应予收录，这里既指黄遵宪本人的作品，也包括其他相关资料。如《日本杂事诗》，黄遵宪最终定稿时曾删除原本9首，《全集》依据的是黄遵宪定本，当然没有这9首诗。但它们仍见于最早刊刻的同文馆官本、王韬活字本以及其后的梧州高博厚堂自刻本等几种刊本中，编者应予辑出作为附录收入其中，如此既可反映《全集》之“全”，又便于读者寻绎黄遵宪前后思想观念的变化。再，日本知名文士石川英（鸿斋）与黄遵宪交往甚密，曾于明治十二年（1879）为《日本杂事诗》作《跋》，黄遵宪将其寄往香港，由王韬收入所刻的香港循环报馆活字本中，黄遵宪自刻的梧州高博厚堂本亦将此《跋》附载卷末。其后中华印务总局铅印本（光绪十二年）、慎记书庄石印本（光绪二十三年）等均有收录。1944年，日本学者武田熙编《新编日本杂事诗》（北京新民印书馆），据王韬活字本所载，将该《跋》附载卷末。钟叔河作《日本杂事诗广注》亦如之。该跋反映了日本文人学者对黄遵宪诗歌的看法和评价，也涉及到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有关问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全集》亦当予以收录。又如《日本国志》一书，先后有羊城富文斋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刻本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改刻本。其中，初刻本卷首载有李鸿章《禀批》和张之洞《咨文》，改刻本除对内容文字有所修订外，还删除了两位洋务重臣的《禀批》和《咨文》，而增入梁启超《后序》。《全集》依据的是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印本，该印本所据为改刻本，故无李鸿章《禀批》和张之洞《咨文》。但这两篇公文不仅透露出当时清廷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大臣对黄遵宪《日本国志》一书的看法，而且还涉及到该书为何迟迟未能刊刻的个中隐情，特别是张之洞的《咨文》中还录有黄遵宪的禀文，其中如实地反映了黄遵宪本人的思想观念以及《日本国志》的撰写情形，实为研究黄遵宪有关问题的重要资料[22]。《全集》却未能完整收录[23]，不免遗憾。
当然，大醇小疵，瑕不掩瑜，新编《黄遵宪全集》仍然堪称迄今最为权威的有关黄遵宪着述的总结集成之作。可以肯定，随着它的整理出版，黄遵宪研究以及晚清史有关问题的探讨，必将出现一个更加繁荣活跃的崭新局面。
[1] 按：《黄遵宪文集·目录》所列为28封，但有的一目之下囊括多封，故实际收录数量为69封。
[2] 鱼住和晃：《黄遵宪和宫岛诚一郎的笔谈》，收入李庆编注：《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编辑说明》，中华书局2005年版。
[4] 何槐昌、丁红整理：《黄遵宪致王韬（紫铨）信九通》，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5]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前言》，中华书局2005年版。
[6]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后记》，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第7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7] 按：关于《人境庐诗草》的校注本，先后有古直《黄公度先生诗笺》（收入《隅楼丛书》，上海聚珍仿宋书局1926年版）、高崇信、尤炳圻《校注重印人境庐诗草》（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版）和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8] 按：先后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9] 按：关于这一问题，学者已经有所批评。参见夏晓虹《底本选择焉能如此马虎？》，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1日。
[10] 《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吴天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1] 《人境庐杂文钞》，钱仲联辑，载《文献》第7、8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
[12] 《严复集》，王栻主编，收入《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
[13] 按：《黄遵宪全集》题为《致胡晓吟函》，“吟”字误。
[14] 《人境庐丛考》，郑子瑜主编，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5] 参见郭真义：《对〈黄遵宪集〉的补遗与正误》，收入《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会议材料），2005年3月。
[16] 按：《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载《中国哲学》第8辑， 三联书店1982年版。但该整理本只在书信的每段前加有序号，共计62段，有的信件之间未明确加以区分，也未具体说明书信的数量。据其内容文字分析，盖为8封。
[17] 钱仲联（萼孙）：《黄公度先生年谱》，原载《国学论衡》第五卷，1935年。后经不断修订补充，收入作者《人境庐诗草笺注》。
[18]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世界书局1972年版。
[19] 郑海麟、张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前言》，【日】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
[20] 按：《黄遵宪文集·书信》第十五《致梁启超书》最后一段、第十七《致梁启超书》全篇均为《黄遵宪全集》所未载；此外，《黄遵宪全集》所收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致梁启超函》中间数段似有颠倒错乱之处，当以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和郑海麟、张伟雄两家整理本的编排顺序为是。
[21] 参见郭真义：《对〈黄遵宪集〉的补遗与正误》，收入《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会议材料），2005年3月。
[22] 按：李鸿章《禀批》和张之洞《咨文》全文抄档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中张之洞《咨文》与《日本国志》初刻本所载基本相同，李鸿章《秉批》则录有黄遵宪所上禀文，不仅为《日本国志》初刻本未载，而且较之张之洞《咨文》所载黄遵宪禀文详备。近年来大陆学者赴台访问研究先后有所发现，并据此作了深入探讨。参见王立诚《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的咨文──台湾所藏总理衙门档案中关于黄遵宪的史料拾零》、李长莉：《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收入《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会议材料），2005年3月。
[23] 按：编者将张之洞《咨文》所载黄遵宪禀文录出，题为《致张之洞函》，收入《全集》第三编《函电》中，见上册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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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黄遵宪-一部集大成的黄遵宪着述汇编──评新编《黄遵宪全集》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