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田家英的清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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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田家英的清史缘


2011年10月,《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展》第二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小莽苍苍斋是父亲田家英的书斋名,展览的展品,是父亲生前的旧藏。参观展览的人们,无不为他在传统文化传承上的认知和作为深表敬佩。
父亲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生于1922年,不满16岁就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1948年至1966年,他担任毛泽东秘书18年。父亲参加了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央许多文件的起草。他多次受毛泽东嘱托,到各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人们只知道田家英学识渊博,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却很少知道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成就了一项文化事业。这篇文章,就从父亲缘何萌发了辑藏清人墨迹和他是怎样收集的说起。

父亲是个孤儿,3岁丧父,9岁失母,原本殷实的家境日渐败落,12岁便被迫辍学当学徒。15岁时,靠卖文的收入考入初中。然仅一年,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又被校方开除。算下来,他在校学习的时间总共不过6年,他的学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
少年时代,父亲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12岁便发表文章,赴延安前已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了130多篇杂文、散文和小说。在自学的经历中,他逐渐对中国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到延安后,父亲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任教,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为了讲好课,他常常通宵达旦地攻读史学论着,打下了一定的功底,也更加关注近代史的研究。
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图书馆,父亲看到一部由梁启超作序、萧一山撰着的《清代通史》,很感兴趣。他佩服作者的治学精神和勇气。但他认为萧一山受时代条件局限,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能采用。加之作者本人的唯心史观,给这部着作带来很大的缺憾。从那时起,父亲就萌生了有生之年,撰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的想法。
在延安,父亲还有幸结识了着名学者范文澜,俩人成为忘年交。在范老的教诲和影响下,父亲在近代史研究上逐渐有了方向。可以说,范老是他走进清史研究大门的引路人。

来到毛泽东身边,父亲在多方面受毛泽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把父亲叫去,交办工作后,就谈古论今地说起来,从历史、文学、典故到古今人物,可谓志趣相投,无话不谈。一次谈得畅快,毛泽东和父亲戏言: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怎么样?说完毛泽东开怀大笑。毛泽东喜欢好读书的人,父亲也从领袖处受益匪浅。收集清人墨迹,还应该说与毛泽东的熏陶分不开。
母亲董边清楚地记得,50年代,一次她和我父亲去古旧书店买书,路上聊到治学时,父亲讲了一段话,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父亲说:治学不应脱离现实社会。多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使他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他认为,清代是封建社会有代表性的朝代,集封建社会之大成。研究它,对于认识封建社会的弊端和社会发展形态的规律有现实意义。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不研究中国的过去,不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实质,是搞不好的。他愿在有生之年写一部唯物史观的《清代通史》,现在的研究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可工作又太忙,不能集中精力写书,但可以着手收集资料,为日后的写作和研究做准备。他告诉母亲,这个想法和认识曾和毛主席谈过,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父亲就开始了对清代学者墨迹不懈的收集。十几年间,他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绝大部分工资、稿费都用在这件事上。
当年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等地的古旧书店和一些地摊是父亲经常涉足的地方。因清朝年代较近,当时没有人把清人字画当做有价值的文物收集,然而有心的父亲却在其中发现了许多宝贵资料。
除北京外,父亲还利用和毛主席外出开会、调查的机会,跑遍了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广州等文化名城的文物商店。
一次父亲到杭州开会,朋友告诉他,古旧书店有海宁“别下斋”后人卖出来的1000多封清人信简。父亲立即同店方联系,利用开会的间隙和晚上时间,历时一周,把每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为了弄清楚信与信之间的联系及其史料价值,他把信札摊在住所客厅的地板上,趴在地上研究、鉴识,最后选中了40封信买下。其中包括钱坫(diàn)、钱泳等学者的信札。父亲的眼力和学识使文物商店的专业人员都十分佩服。
父亲把收集清人墨迹作为研究清代历史的一部分,他注重按年代、按学术流派、按历史人物的作用,有系统地寻找。在他中南海永福堂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萧一山编的《清代学者生卒及着述表》,随时可翻阅查核。只要收到某某人的墨迹,就在书上这一人名前划一个红圈。他曾对朋友戏言:此书乃清朝“干部”花名册也。他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书中所列一千多位学者的墨迹,尽可能收全。
父亲所收条幅、楹联、册页、书简和手稿,多出自清代文人、学者、官吏之手,不仅内容丰富,且书法艺术性高。尤其是书简、信札,涉及范围广,时代特征鲜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人文等各方面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他收藏的信札达300余家,近600通,多数为清代学者之间的信函往来。写信人和收信人有不少是在经、哲、史、地、音韵、金石、天文历法等方面有造诣的学者。他们之间的通信,有的在讨论学术问题,有的在交流考据成果,有的相互诗词唱和,有的描述风土人情……零零散散的材料汇集多了,就构成了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史料。
父亲经过研究,将一封封信札拓裱后,汇编成集。如他将赵翼等九位学者写给孙星衍的信合为一册,称《平津馆同人尺牍》;将钱大昕、翁方纲等人给钱泳的信合为一册,称《梅花溪同人手札》;将冯桂芬、郑观应、杨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信札合成一册,注明“此册所收乃晚清输入新思想者”。
父亲为研究清史从而收集清代学者墨迹的做法,得到好友们的理解和支持。如谷牧、胡绳、魏文伯、李一氓、姚洛、王力等人,或把自己所藏赠送父亲;或帮父亲寻找;或用交换藏品的方式帮助父亲收集缺少的品种。

经过10余年的努力,到1966年,父亲的藏品已达千余件,年代跨度从明末到民国初前后300余年,涉及500余人,囊括了清代各个时期文人学者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明末清初的藏品,主要是一批抗清志士和着名文人的墨迹,如傅山、朱耷、孔尚任、朱彝尊等。
乾隆、嘉庆时期的藏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几大学术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几乎收全了,例如师法汉儒的“汉学”代表人物惠栋的作品;提倡程朱理学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姚鼐的作品;以及扬州八怪、西泠八家的作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父亲这一阶段的收藏,更多关注风云变幻时代造就的杰出人物。清代思想家、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以诗文揭露清廷的腐朽,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父亲收集到龚自珍的一幅中堂,视为珍品。凡有朋友来,必拿出来一起欣赏(可惜“文革”期间被人拿走,散失掉了)。父亲还有一本龚自珍早年学佛时抄录的《心课册》手稿,也属罕见的墨宝(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再如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墨迹,父亲收的较多。他因仰慕林公人品,收集了他的条幅、楹联、扇面、书简若干件。其中的“观操守”中堂,是林则徐遭贬黜后所书:“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养、镇定要在被考验的环境条件下才体现得最真切、最完备。可以说,这幅墨宝,是林则徐这位重要历史人物高尚情操的印证,对于研究林则徐的思想生平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戊戌六君子”,父亲收集有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四人的墨迹。其中谭嗣同的扇面和康广仁的楹联最为难得。谭嗣同的《赠宋恕》扇面,行隶兼有,清秀俊逸,秀美中透着刚劲,风格独具。谭嗣同英年早逝,墨迹传世极少。父亲十分敬重谭嗣同舍生取义的气节,在欣赏时会情不自禁地吟出谭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甚至将谭嗣同的斋名“莽苍苍斋”,前面冠一“小”字,用“小莽苍苍斋”为自己的书斋命名,以表达对这位爱国义士的敬仰。

曾和父亲一起工作了17年的逄先知主任说过: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是田家英的业余爱好,却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逄主任的话是有所指的。
“文革”之初,他不堪忍受小人的诬陷,成为这场浩劫最早的受害者。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父亲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早在1962年,他政治上就受到了大的挫折,思想极端苦闷。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清人墨迹的辑藏中。这个爱好,给了他精神世界极大的安慰。
父亲的文化性格,体现在他的收藏中;同时,收藏活动也陶冶着他的情操。
上世纪60年代初,为扭转“大跃进”造成的被动局面,他受毛泽东嘱托,带队到农村调研。
当他目睹了老百姓缺粮断炊,或逃荒或病饿致死的惨景时,向参加调查的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背诵了清人郑板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感慨道: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百姓疾苦,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一起赴浙江调查的同志还记得田家英对他们说过的话:“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要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怕受打击。人生最惨的事无非是妻离子散,死于非命。难道我们的命比老百姓的命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一定向上反映。”
父亲是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骨气的人。就在60年代,国家政治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他将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刻成图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思是,“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哪敢为了个人的祸福躲避或追求什么”。
面对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父亲曾说“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品行和他一向仰慕的爱国志士“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精髓不无关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他留下的诗句,印证着他坦荡赤诚的襟怀。

父亲和我们在一起从不说教。怀念父亲,常常想起他带我们姐妹去王府井旧书店,出中南海东门,走在故宫护城河沿。夕阳西下,金光洒满宫墙,拉着父亲的大手,听他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一种幸福感至今温暖我们的心田……
父亲为研究历史而收藏,同时,也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收藏。他说过,这些藏品是人民的,将来应让它为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发挥作用。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父亲的心愿去努力。
上世纪90年代,为编辑出版“小莽苍苍斋收藏专集”,我们请了故宫、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对藏品进行鉴定。看过藏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说:过去知道家英同志收藏清人墨迹,以为只是收收而已,想不到竟收集得如此齐全且成系统。家英同志的鉴赏能力、收藏水准,令人佩服。以往国家博物馆多把征集的注意力放在年代久远的文物上,对清代文人学者的字不够重视,现在再想收这么齐全的清人墨迹,恐怕是不可能了。家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的眼光和做法早了我们整整30年。
1991年,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田家英收藏展”,引发了人们对父亲的怀念。父亲的生前好友薄一波、胡乔木、胡绳、吴冷西、梅行等70多人出席开幕式。赵朴初老人参观后,当场题写了“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的诗文,以表对田家英的敬慕之情。这次展出后,母亲将100位清代着名学者、志士仁人的105件墨迹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吴伟业、龚鼎孳、王时敏、龚自珍、林则徐、何绍基等人的作品。
1992年以来,我们与文物出版社合作,陆续编辑出版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上下卷,即将出版的还有小莽苍苍斋藏信札集、诗词集等。
每为父亲的小莽苍苍斋旧藏做一点事情,每看到父亲传承民族文化的作为带给人们文化上的享受,就会唤起我们对父亲无尽的怀念。
父亲的知心好友梅行这样评说:人死后是不会再有知觉的,家英并不会知道这些,但个人的情操、品性、业绩是可以流传下去的,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增添人们的精神力量。这就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愿望。
我以为梅老的话,是对父亲人生追求最好的理解,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努力最好的鞭策。
作者简介
曾自,女,1952年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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