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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术大师。他的史研究，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深刻影响。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顾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继承并发扬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当是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系统考辨先秦至两汉古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们相互问难质疑，展开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讨论，形成了着名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产生的时代原因是什么？其学术渊源为何？顾先生的这一思想及其史学研究实践在学术上有何得失？本文试就这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五四”时代精神的产物
中国的封建史学虽没有象西欧中世纪史学那样沦为寺院的编年体，但两千年来它始终为儒学经学所支配，其中充斥了宗教迷妄。虽然曾有这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刘知几、郑樵、顾炎武、崔述、章学诚等，对这笼罩着神学光环的正宗史学进行过斗争，提出过一些具有“异端”色彩的史学观点，但他们总是被正宗学者攻击为“非圣无法”、“妄诬圣哲”，他们的进步史观总是被封建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而遭到无情压抑。这样，终二千数百年封建之世，以儒家经学为形式的正宗神学一直是支配中国史学的统治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倡导政治革命的同时，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他们高扬“史学革命”大旗，学习、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提出自己的历史理论，对封建史学进行批判，形成对传统史学的冲击。但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北方的不成熟性，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思想家、史学家在同封建传统史学进行斗争时，不可能最终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往往以儒家经学为形式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编着《中国古代史》的夏曾佑，既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阐述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又不能不固守今文经学的传统观点。又如首倡资产阶级“史学革命”的梁启超，最终也向封建文化妥协。因此，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以儒家经学为形式的正宗神学支配中国史学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文化革命。当时，许多进步思想家揭橥民主与科学旗帜，全面抨击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与封建传统文化。他们“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1），在他们猛烈的进击下，儒家思想及一切封建偶像的权威发生了动摇。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历史学家们挣脱儒家经学桎梏，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必然有着其所以产生的深刻原因。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震动史坛的疑古思潮，也不例外。顾先生的学术活动开始于1920年，以疑经辨伪、考研古史为主要内容。他既不像十八世纪的汉学家那样，为逃避现实而躲入故纸堆里做草木虫鱼的烦琐考订，更不像混迹于当时社会中的封建余孽那样，为对抗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叫卖国粹。“五四”时期，顾先生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深受时代潮流的激荡，自觉地以摧毁封建偶像，打破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古史体系为己任。这是“五四”时代精神在史学上的反映。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发现：中国古史里裹藏着许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道统所代表的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所代表的是学术的偶像。这些封建偶像支配着中国的古史。因此，为了建设真实的、科学的古史体系，必须彻底摧毁这些偶像。顾先生自述疑古辨伪的目的是：“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2）
从摧毁封建偶像这一根本目的出发，顾颉刚先生提出着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他的这一古史观，包含有三个意思：第一，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虽不能知道某一件史事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史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3）在答复刘掞黎、胡堇人二氏的质难时，他又进一步提出：要探明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只有这四个打破，才能使我们不上战国以来封建文人的当，才能真正突破儒家经学的桎梏，建设起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4）顾颉刚先生关于中国古史的这些基本观点，冲毁了二千多年来儒家精心营造的古史神庙，使历代相传的君统、道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的一次深刻革命。许多历史学家，在顾先生疑古思想的影响下，抛却了传统观念，树立起必须以理性尺度重新衡量一切史料的信念。他们不仅不盲目信古、从古，而且逐渐地由疑古而释古，又由释古而考古，逐渐地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这就使中国古史研究走入了一个新天地。
二、疑古思想的渊源与特色
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它是与封建正宗史学针锋相对的。比如汉代司马迁，在汉儒“天人之学”盛行的年代里，他不以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学世界观阐述历史；而是“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力求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历史发展的轨迹。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春秋》“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批评《尚书》“略举纲维，务存褒贬，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其史料价值连诸子百家之书都不如。清代姚际恒着《九经通论》，从师承关系、学术渊源、典章制度、文体句式等各方面考辨古书真伪，把儒家经籍区别为“别伪”、“存真”两大类，说《易经》、《周礼》皆系后人伪造，绝非圣人之言。这些古代学者，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没有能够脱离儒家经学樊篱，但他们不盲目信古从古，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相对地动摇了儒家经学的权威，从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疑古疑经、辨伪求真的优良传统。顾颉刚先生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而形成了自己的疑古思想。
1920年，顾颉刚先生写成最初的学术论文《郑樵传》和《郑樵着述考》，并由研究郑樵而开始接触姚际恒、崔述的着作。他又通过标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对古往今来作伪与辨伪的人物、事情获得了清楚的认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顾先生写道：“古人太没有历史观念了，所以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只剩下微乎其微的史料。”正因为缺乏真实的史料，所以史书中便“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5）所以，顾先生认为：我们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便应当是搜集史料，审定史料。我们不仅要继续从事古代学者做过的辨伪工作，而且我们的辨伪工作一定要比他们更进一步。古代学者辨伪有一个根本缺点，就是“必要拿自己放在一个家派里才敢说话”（6），这就不可能真正摆脱人话、鬼话、神话兼而有之的儒家经学的束缚，其结果是没能做到真正的辨伪，而且在辨旧伪的同时又造出了许多的新伪。我们生活在扫除了一切封建偶像的思想解放的时代里，没有任何外在的异己力量可以禁锢我们的思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思尽量发出，别人的长处择善而从，不受家派的节制。”（7）因此，顾颉刚先生提出想做三种书：《伪史源》、《伪史例》和《伪史对鞫》。他说：所谓“源”，就是伪史的“递变之迹”；所谓“例”，就是造伪者的心理，即伪史所以能成立并流传开来的原因；所谓“对鞫”，就是把造伪者相互“牴牾的话集录下来，比较看着，教他们不能作遁辞”（8）。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封建史学全部失其之点，也才能使今日与未来的新史学成为建筑于真实基础上的历史科学。因此，同古代学者疑古惑经、辨伪求真思想相比较，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确是一种彻底的去伪存真的理论主张。
历代具有疑古辨伪观念的进步史家中，对顾颉刚先生影响较大的是郑樵、姚际恒的崔述。顾颉刚先生曾自述：“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解释。”在郑、姚、崔三人的启迪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9）这里，特别值得我们论析的是崔述对顾颉刚先生的影响。崔述（1740—1816年），字东壁，是十八世纪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在乾嘉之世，在以烦琐考据为最大特色的专门汉学盛行的年代里，崔述“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既不象汉儒固守家法师说，亦不似宋儒专以己意讲求义理，而是远承司马迁治史之法，坚持“考而后信”的求实立场。他竭毕生之力着述而成《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以为实言”（10）。他以“经”为信史，以经书里的记载驳斥诸子及后儒附会于古史中的种种神话传说，相以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崔述的研究方法及古史观点，给予顾颉刚先生以重大启示。他们疑古的方法、研究古史的方法，都是“剥皮主义”的方法（11），这种方法具有比较明显的进化特色。他们因为深信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信有什么“三代盛世”那样一个灿烂的上古时代；他们不仅怀疑上古时代、而且认为这传说中的古史体系是随着历史的流变而逐渐造成的。崔述说：“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羲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12）顾颉刚先生则说：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只期愈长。”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代，到汉以后有盘古（13）。如果我们把崔、顾二氏的观点作一比较，则不难看出他们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论述时所取例证都甚相似。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史学史上疑古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他的疑古思想又深受晚清今文经学家思想的影响。今文经学是晚清的一股学术思潮，它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均有很大影响。晚清今文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晚清今文经学家打破儒家所谓孔子以前“道统”与“王统”合一，孔子以后“道统”与“王统”分离的传统观念，认为古文经学家讴歌的三代质文礼制并非真正存在于古史上的典章制度，而是周、秦诸子托古改制的理想。第二，晚清今文学家否定了古文经学家的退化史观，指出历史的发展只能是时愈久而治愈隆。第三，晚清今文经学家不相信古文经学家的经典和经说，认为古文家特有的经典（如《周礼》、《左传》等）和经说（如费氏《易》、孔氏《尚书》、《诗毛传》等）都是伪书。总之，晚清今文学家以其进化史观转变了中国史学的风气，以其大胆的怀疑精神诱发出人们要求对一切古史作重新估价的愿望，诱发出人们要求在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古史、探明古史真相的愿望。所以，可以说晚清今文经学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文化的动力”（14）。
从学术渊源上看，顾颉刚先生曾从康有为的思想中获得直接启示。他曾服膺于章太炎的学术，愿意随从章氏学风，用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但自从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虽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所说孔子作“六经”的话很不信服，但对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大胆的怀疑精神怀有十分的敬意。顾先生认为，康有为的上古史事茫昧无稽之说是极恹餍理的，康有为关于“六经”中掺杂着许多儒家托古改制政治观念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说：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使人“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实在比较从前的辨伪者进了一层”。他自己及整个古史辨派推翻古史的动机就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15）
历代疑古辨伪优良传统与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都对顾颉刚先生有过较大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顾颉刚先生与那些古代初学者及晚清今文学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区别。古代学者大多脱不出儒家范围，他们疑古、疑经、辨伪，都是极有限度的，其最终目的是捍卫儒家圣道。比如崔述，在古代可以说是一位怀疑精神最为强烈的学者了，但他的信仰和孔际的气味仍很重，他的疑古思想中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儒家成见，他着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辨伪只是他的手段（16）。康有为等晚清今文学家的疑古辨伪，也只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真正目的乃是把自己塑造为现实社会中的改伪，是近代政治家的辨伪。顾颉刚先生做的是疑古疑经辨伪的工作，这从形式上看，与古代初学者及晚清今文经学家并无二样，其实却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们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们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17）顾先生致力于疑古辨伪工作，不是为了推倒封建偶像而树立别一种权威，而是为了彻底驱除传统史学中的宗教迷妄，考辨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建立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他在考辨古史过程中，毫无家派成见，坚持客观主义立场，特别注重运用近现代的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这是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方法论与学术成就
“五四”以后，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大流派。“信古”派，抱残守缺，坚持封建主义史学立场，是“五四”后中国史学界的一股逆流。王国维先生创始的“考古”派，把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参验，以甲骨证商史，以金文证周史，“补证纸上之材料”，“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18）他们在中国古史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证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奠定真实、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坚实基础。“释古”派，以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将史料融会贯通，“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19），不仅要阐明历史的真相，而且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与“信古”派持反对立场，力图扫荡不科学、不真实的古史传说；与“考古”派态度相近，力图建设真实、科学的古史体系。“疑古”派与“考古”派的工作，是“释古”派史学研究的前提。所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及其学术实践，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顾颉刚先生考辨、研究古史，运用的是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方法。顾先生学习并运用这些方法，主要得益于他的老师胡适。他曾说，二十年代初期，听了胡适的讲学，读了胡适发表的文章，不仅知道最合自己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而且从中领悟并接受了史学方法。这方法就是考辨古史，“不但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逐渐演变的线索”。研究历史，必须“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20）但是，顾先生与胡适又有着本质区别。第一，“五四”前后，胡适把反对封建主义作为“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21），但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作为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在政治上是始终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顾颉刚先生继承胡适早期思想中反封建的积极因素，而对于胡适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政治立场是反对的。顾先生曾宣称：“我自己决不反对唯史观。”“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22）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顾先生以“下学”自居，而把具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史家誉之为“上达”，愿把自己疑古辨伪工作当做科学史家研究历史的初步准备工作。这不能不说是进步的见解。第二，胡适的方法化是建筑在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他研究历史，虽有一点成绩，但最终是绝不可能探究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他只是把史学作为自己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胡适虽然对顾颉刚先生有过影响，对疑古思潮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自己却堕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淖，丧失了早期的反封建精神。顾颉刚先生承受了胡适方法论中的积极因素，因而扬弃其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思想。他坚信历史是可以认识的，甚至认为伪史料也有其作用。他的疑古思想中，始终包含着一种“求信”的精神。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与王国维先生的“考古”，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把建设可信的、科学的古史体系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的。
顾颉刚先生认为，传统的古史体系“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23）。我们今天研究古史，首要工作便是摧毁这漏洞百出的古史体系。他认为，“历史演进法”正是整理、研究古史传说的钥匙，正是解决古史中许多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只要用了看角色的眼光看古史上的人物，便可以知道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层次。”（24）“历史演进法”虽未必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但运用这方法研究历史，确可在某些方面揭示历史传说变迁的轨迹。比如：顾先生引《诗经》中《商颂》、《大雅》等资料，说明西周至春秋初年，人们对于古代历史并没有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于意识之中，更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到作《论语》时，有了禹，并且禹之前有了尧、舜，但这时的尧、舜还是受人推崇的理想的古王，并无事实可称道；而到作《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时，尧、舜的名下已被人们记载了许多王功圣德，这人化的圣王似乎确实曾存在于远古时代的了。自战国以至西汉，人们出于种种需要，充分创造伪史，不仅进一步使尧、舜人化，而且在尧、舜之前又加上许多帝王名号，终于形成了盘古、天皇、地皇、泰皇、庖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古史体系（25）。在这里，顾先生运用“历史演进法”分析传统的古史体系，虽然没有能揭示中国古史的真相，但说明了传统古史体系的不可信，并通过对传统古史体系形成过程的剖析，说明了各时代的人伪造古史的原因，这对春秋至秦汉的政治史、学术史的研究是有益的。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有破坏的一面，也有建设的一面。他研究古史，破坏了传统的封建古史体系而建设起真实可信的战国秦汉政治史、学术史体系，他的《汉代学术史略》（即《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战国秦汉人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名作，至今读来仍给以不少科学的启迪。他研究经，摧毁其神圣地位，而确立其在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他的不少观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当然，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他研究古史的材料，只限于古籍，而未考虑到考古实物。这就使他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局限。对此，顾先生自己是有所认识的，他曾说：“我所研究的材料”，“不是古代的全部材料”，“不完全为真材料”；“我所用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所以，我们如果结合现在考古学的材料来看顾颉刚先生当日的观点，就必然会觉得其疑古太过，甚至会认为他只有破坏而无建设了。但这是不能苛求顾先生的。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正日益高涨，顾颉刚先生以摧毁传统的古史体系，破坏封建史学为职志而提出自己的疑古思想，这是有其时代必然性的。另方面，考古学在当时才开始显露昌盛之势，尚未被历史学家充分认识。在此学术条件下产生的顾氏疑古思想，不能不说是卓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点破了。”（26）
[注 释]
（1）《李大钊选集》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3）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4）参阅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同上书。
（5）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7）同上。
（8）参阅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同上书。
（9）《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
（10）崔述：《考信录提要上》。
（11）参阅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古史辨》第一册。
（12）《考信录提要上》。
（13）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14）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16）同上文。
（1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王国维：《古史新证》。
（1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20）参阅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1）参阅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二。
（22）《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3）《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4）同上。
（25）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26）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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