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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宋代缘边吐蕃风俗文化嬗变之考略

宋代，分布在今甘青川陕一带缘边地区的吐蕃部族，除居住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吐蕃六谷部和聚居湟、鄯、廓（今湟水流域）的吐蕃＠①厮啰部分别建立地区性政权外，余皆漫散山谷，互不统属，与当地的汉人、党项等交相杂居。因此，其风俗各地略不相同，较之唐代吐蕃风俗文化有着明显的嬗变，反映出民族文化融合的迹象。考察这一承袭过程中的嬗变，不仅使我们领略到古代祖国西北和西南地区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所展现的绮丽多姿的风貌外，而且为我们推究藏族历史文化的源流趋向及其独特个性，提供了一个资料丰富的领域。

一、 甘、青吐蕃风俗文化
湟（青海乐都）、鄯（青海西宁）、廓（青海尖扎北）三州，是宋代吐蕃部族最为集居的地区，其风俗多为唐代吐蕃遗俗。《宋史·吐蕃传》：“厮啰既分，董毡最强，独有河北之地（即湟、鄯、廓），其国大抵吐蕃遗俗。怀恩惠，重财货，无正朔。市易用五谷、乳香、碙砂、罽毡、马牛以代钱帛。贵虎豹皮，用缘饰衣裘。妇人衣锦，服绯紫青绿。尊释氏。不知医药，疾病召巫觋视之，焚柴声鼓，谓之‘逐鬼’。信呪诅，或以决事，讼有疑，使诅之。讼者上辞牍，藉之以帛，事重则以锦。亦有鞭笞杻械诸狱具。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多并水为秋千戏。贡献谓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贰则曰‘心白向汉’云。”宋史所载吐蕃风俗与两唐书所载吐蕃风俗，两相比较，显然与当地的慕容鲜卑部文化发生交融，一些比较落后的习俗渐次消失。慕容鲜卑于隋唐之际曾建立吐谷浑国，青海为其故土，因长期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故《隋书·吐谷浑传》说：“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直至1102年北宋收复湟、鄯、廓三州后，这里一直是吐蕃人活动的中心地区，从而吸收了一部分慕容鲜卑文化。此外，甘、陕一带的吐蕃部族又濡染有党项羌文化，《宋史·宋琪传》说：“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现就融合后的吐蕃风俗文化简介如下：
“怀恩惠”，一作“重酬赛”。即争相立功以报答所施及于己的恩惠，以德报德。《太平治碛统类》卷20《哲宗弃四寨》载：“羌人重于酬赛”。同书卷16《神宗开熙河》：“羌戎之人贪爱慕义，乐为人用”。此种纯厚的慕义风格，大抵为宋代缘边吐蕃部族的普遍美德。《宋名臣奏议》卷125载：“蕃族之情最重酬赛”。《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60：宋将刘沪镇守水洛城（甘肃庄浪），曾施惠政于当地吐蕃人，及至刘沪死，吐蕃“居人遮道号泣，请留葬水洛，立祠城隅，岁时祀之……熟户蕃官努卜坚布等，愿得沪子弟主其城。”《宋史·温仲传》：温仲知秦州，有政绩，当地吐蕃熟户为温仲“画像祠之”。据宋文献载，宋王朝为了抗击西夏，结好西北诸州、郡吐蕃人，划土授田，兴修水利，减轻赋役，账济灾荒，赠送医药，保护蕃商，官办蕃学，开辟蕃市，大批委任蕃官，厚赐金帛茶叶。于是蕃官蕃兵感恩报德，效忠朝廷，力战西夏，成为宋西北边防军中的一支劲旅。
“重财货”，为吐蕃部民之通俗。《长编》卷233：熙宁五年（1072年），宋名臣王安石对宋神宗说：“蕃部贱土贵货，汉人得与蕃部交易，即汉得土，蕃部得货，两各得所欲，而田畴垦，货殖通，蕃汉为一，自然易于调驭。”《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三》说：“吐蕃重汉缯而贵”。宋代吐蕃服饰因用汉缯帛制作，比较华丽，“妇人衣锦，服绯紫青绿”。《长编》卷128：“＠①厮啰冠紫罗毡冠，服金锦花袍，黄金带，红履。”凉州吐蕃“衣服言语略如汉人”，秦州（甘肃天水市）吐蕃“顷慕华风”。吐蕃人好经商，宋王朝顺其风俗，所筑“蕃市城”遍及西北缘边诸州、军。《宋会要辑稿·食货》说：秦凤路“蕃中物货四流……商旅之利尽归民间”。王安石说蕃商富有者不下“三十万缗”。
“贵虎豹皮”，为唐宋吐蕃人的一个重要风俗，凡拥有虎皮者为族人所推奉。唐代吐蕃的精锐部队是虎豹军。藏文献《白史》载：“右翼军队虎服勇士百……武将官，则多披虎皮等，谓之虎皮将。”《旧唐书·李晟传》：“但侯其（吐蕃）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则其中军也”。《长编》卷56：景德元年（1004年），“赐西凉府蕃族首领雅尔藏虎皮翻披。蕃俗受此赐者，族人推奉之，故博啰齐（潘罗支）为请焉。”潘罗支，吐蕃凉州六谷部大首领。《宋会要辑稿·方域》：“凉州府吐蕃当尊以良马来贡，引对慰劳，加赠当尊虎皮一，欢呼致谢。”《旧五代史·外国列传》吐蕃条载：“唐天成三年，回鹘王来朝，吐蕃亦遣使附以来……明宗赐以虎皮，人一张，皆披以拜，委身宛转，落其毡冒，发乱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大致自五代以降，虎皮是吐蕃首领用以缘饰衣裘或来翻披御寒的贵重衣料。脱冒附之胸前，双臂相交，然后弯腰微转，鞠躬答谢，是藏族历来的礼俗表现。《历代名臣奏议》卷40《治道》：“羌人各率种落，交臂屈膝请命下吏”。“交臂屈膝”是吐蕃、党项礼仪之共俗。
“嗜酒及茶”。吐蕃部族居于西北高寒地带，且多食肉酪，故茶、酒成为生活之急需，用以御寒……唐代，有了很大提高，且民间酿酒较为普遍。吐蕃豪帅和蕃官，多拥有酒肆。《长编》卷340载：元丰六年，环庆路经略司说：“欲奖蕃官首领因力战功酬奖酒肆，且令开沽或无战功即停废。”宋王朝依吐蕃人嗜酒之俗，常用酒坊来奖励立有战功的蕃官，允许其自酿自沽。史载，吐蕃人常因“酒醉”闹事，而西夏又用酒来招诱吐蕃熟户。熙州（甘肃临洮）新筑堡寨，由吐蕃人“置酒场”，官方课以酒税。河州（甘肃临夏）吐蕃大首领木征妻包氏，在安乡城开酒坊。蕃部民间则自酿自饮。《宋史·职官·制置使》：宋臣程之邵对宋徽宗说：“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宋会要辑稿·职官》：“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缺”，“川茶有数品，惟雅州名山茶为羌人贵重”。宋王朝专用雅州名山县（四川名山县）所产优质茶叶与吐蕃人交换马匹，禁止汉蕃民间私贩名山茶，用以汉蕃“茶马互市”。从宋文献看，吐蕃贵族皆饮名山茶而普通蕃民则饮一般四色茶叶。
鄯、湟吐蕃以狼为图腾。《太平寰宇记》卷157《陇右道》：“鄯州风俗：深入羌胡，习俗全是故吐浑可汗子孙，其先是狼种，今旌旗皆为狼形，备卫人亦称附离，即彼谓狼也。”鄯州是吐蕃＠①厮啰地方政权的腹心之地，唐时的吐谷浑人早已融合到吐蕃部族之中，其以狼为图腾的风俗为吐蕃人所接受，形成鄯湟吐蕃独特的区域性民族文化。此外，湟、鄯吐蕃以狼为图腾也是受突厥风俗的影响。《周书》卷50《突厥传》：“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唐代吐蕃与突厥过从甚密，角逐于河西陇右，有着一个急速融合的过程。据宋文献看，其它缘边地区的吐蕃部族似乎无狼图腾崇拜的迹象。鄯湟吐蕃又一风俗是不穿开裆裤，谓鬼为“唐述”。同书载：鄯州吐蕃“射袴不开裆为寒故也”；湟州有“养女岭，彼羌多祷而生女”，即贵妇女。龙支县（青海民和县）的“唐述窟在县西北龙支谷，彼人亦罕至者，其窟有物若似今书卷，因谓之精岩，岩内有时见神人往还，盖古仙所居耳，羌胡惧而莫敢过。又谓鬼为唐述，故指此为唐述窟（鬼窟），窟高四十四丈。”畏鬼为吐蕃通俗，其原始苯教仪轨中的驱鬼场面极为喧哗恐怖。故《宋书》说：“疾病召巫觋视之，焚柴声鼓，谓之逐鬼。”
阶州吐蕃妇女好髽角。所谓髽角，即发髻梳在头顶两旁。《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六》：阶州（甘肃武都）因“文王（周文王）为西伯理化西羌。文王薨后，羌人感文王之化，妇女为孝，髽角至今不泯。” 髽角本为古代妇人丧服的露髻，用麻束发。《仪礼·丧服》：“髽衰三年”，即是。阶州也是宋代吐蕃部族的重要居地，《邵氏闻见前录》卷13载：“今河、秦、邈川、青唐、洮、岷水至阶、利、文、政、绵、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吐蕃）遗种。”周文王治歧（陕西岐山县）期间，周人的势力已申展到今甘肃的东部羌人居地，华夏族与西羌在文化方面开始交流、渗透与融合。藏族在历史上尤与羌族关系密切，其交融过程至为深远，甚至古代汉族史学家认为藏族族源来自羌人，这也是唐宋时称吐蕃为“西羌”的一个重要原故。宋代分布在阶州的吐蕃部族，其妇人髽角之俗，无疑是习染了汉、羌遗俗。
岷州吐蕃风俗贵妇女。宋代岷州（甘肃岷县），吐蕃族帐繁颗。《长编》卷247：“洮、岷蕃族繁盛”。归顺宋王朝的吐蕃大首领俞龙珂，拥众十余万，宋神宗赐名包顺，长期就座镇岷州，为当地吐蕃部众所推服。《太平寰宇记》说：“岷州风俗贵于妇人”。但据《旧唐书·吐蕃传上》载：“妇人无及政，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显然，男尊女卑，只是到宋代部分地区的吐蕃风俗，因受邻近其他母权遗风尚存的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妇女处于尊贵地位，如岷州、湟州吐蕃即是。
“重于复仇”。《长编》卷404：“羌人之性重于复仇，计其思报之心，未尝一日忘也。”看重复仇是西北吐蕃、党项之通俗，故《宋史·宋琪传》说：“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俗多有世仇，不相来往，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世代复仇为古代汉夷之共俗，甚至弱女子亦为父兄报仇，史称“义妇”、“孝女”，而少数民族则尤重复仇，虽互为世仇，一旦部落遭到侵害，则同仇敌忾，传箭相邀，一呼百应，相从如流，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卫意识。元祐二年（1087年），吐蕃青唐主阿里骨阴结西夏，联兵反宋，派其大将鬼章诱惑秦、渭（甘肃平凉）、文（甘肃文县）、龙（四川平武县东南）、阶等州及镇戎军（宁夏固原）、德顺军（甘肃静宁）吐蕃熟户，约以垩（涂白灰）蕃塔为信号，而响应者十之八九，宋朝地方军政官员竟毫无察觉。可见吐蕃部族重复仇的习俗，一旦爆发，势如烈火燎原。
“畏服贵种”。所谓“贵种”，即吐蕃赞普后裔，也称之曰“大种”、“国姓”。《宋史·李宪传》：“羌人天性畏服贵种”。《长编》卷233：熙宁五年，宰相王安石对宋神宗说：“缘羌惟畏大种，木正擒，即威申于诸羌。”木正（亦称木征），＠①厮啰嫡孙，而＠①氏为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六世孙，故称木征为“大种”。宋王朝若能降服木征，而熙（甘肃临洮）、河（甘肃临夏）二州吐蕃诸部落则不战而自降。《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曾布对宋哲宗说：“昨为青唐董毡为阿里骨纂位，阿里骨死，其子瞎征又嗣立，国人不服，故迎董毡之侄溪巴温，欲复其国姓。”阿里骨为董毡（＠①厮啰长子）养子，非啰氏血统，故其子瞎征非贵种，继位后即遭吐蕃民众反对，而迎立贵种溪巴温。《宋史·王厚传》：“怀恩（陇拶）奔河南，种落更挟之以令诸部”。陇拶为＠①厮啰疏族后代，故亦为贵种，河南（熙河一带）吐蕃种落挟之以令诸部。《长编》卷389：元祐元年，边臣范纯粹奏曰：“臣观边人之性，以种族为贵贱，故部酋之死，其后世继袭者，虽雏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长之众，何哉？风俗使之然也”。畏服贵种是藏族传统的风俗，直至解放前依然如此。
“习咒诅重盟誓”。藏族的咒诅、盟誓形式，唐、宋时期略有变化。《新唐书·吐蕃上》：“赞普与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旧唐书》吐蕃传所载略异，大盟不用人牲，而代之以驴，其咒语较详：“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祗，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此为吐蕃君臣之间的盟誓仪式，但与唐王朝及其它外族之间的盟誓，显然综合了汉蕃习俗，歃血为盟即是。“歃血”，即取犬、羊、牛杂血而饮之，而汉族多取鸡血，谓之“歃盟”。据《左传》等先秦文献记载，华夏诸侯国不仅国君与卿大夫之间有歃盟，而且诸侯国会盟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歃盟在我国古代许多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宋代中央王朝与吐蕃、党项等诸族亦常会盟，并绘制有《会盟图》。《长编》卷341：“汉蕃两家深重咒誓”。宋文献有关汉蕃官方会盟仪式，语焉不详。甚至《宋史·吐蕃传》在记载吐蕃风俗时，不再提及盟誓，只言“信呪诅”而已。宋边臣多于缘边吐蕃豪酋私誓，以从其“信呪诅”之俗。宋代川蜀一带的吐蕃盟誓风俗，显然杂有氐、羌、僚人风俗文化之现象。《太平寰宇记》卷77《剑南西道六》：黎州（四川汉源北）“蕃部蛮夷混杂地”。因此，蜀地吐蕃盟誓，大异于甘青吐蕃。《长编》卷279：“故事，（茂州）蕃部私誓，当先输抵兵求和物，官司籍所掠人畜财物使归之，不在者增其贾，然后输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缚剑门于誓场，酋豪皆集，人人引于剑门下过，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为坎，反缚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诅云：‘有违誓者，当如此婢’。”誓场架设“剑门”而不设坛，坎中所埋羌婢身上加盖农具，此种盟誓仪式在甘青吐蕃中史载缺如。《宋史·冯京传》“夷人喜，争出犬割血受盟，愿世世为汉藩”。《宋史·西南夷》：“茂洲夷族首领、耆老，刑牛、犬于三溪，誓不侵扰州界。”茂洲（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黎州与吐蕃毗邻，境内多有吐蕃部落，其盟誓不论“私誓”，还是“公誓”，无疑杂有西南“夷人”之风俗。
监狱为地牢。宋代甘青吐蕃刑罚较之唐代，稍有减轻。《新唐书·吐蕃传上》：“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乃至宋代，缘边吐蕃刑罚因受汉文化的直接影响，而略有宽容，放弃挖目、刖、劓等酷刑。《宋史·吐蕃传》：“其刑亦有鞭笞杻械诸狱具”，但仍以地牢为狱。同书载：＠①厮啰曾被乱党逋奇等人“囚置阱中”。阱，指地坑。《长编》卷288：“西人锁珠旺蕃部纳木沁于地牢，五日放回。”西人，宋人呼西夏为“西人”、“西贼”。缘边吐蕃与党项风俗相类，皆以地牢为狱。
墓葬、火葬并存。唐代吐蕃赞普死，封树起冢，共命大臣自杀以殉。宋代甘青吐蕃实行土葬，有坟垅及灵祠。《长编》卷289：“河州请以城东北隅附山不食之地二顷作墓园，瘗蕃汉阵亡暴骸，已择僧看管修葺……”河州为吐蕃木征部的主要居地，宋军收复河州后，开辟墓园来埋葬汉与吐蕃阵亡将士之骨骸。《宋会要辑稿·刑法》：御史中丞安惇说：“欲应陕西沿边收复故地，并纳降疆界内，有羌人坟垅及灵祠、寺观等，不得辄行掘毁折。”由此知被宋人统呼之为“羌人”的吐蕃、党项已普遍实行土葬，无疑这是受甘青汉族葬俗影响的结果。鄯、湟、廓（青海境内）三州的吐蕃有火葬的习俗，《长编》卷461：元祐六年，吐蕃青唐（西宁市）国主阿里骨与宋王朝修好，遣使朝贡，宋亦从其俗，火化其大将鬼章尸体，送还骨灰，以示友好。
“踏歌舞”。唐代汉藏文献有关吐蕃歌舞记载缺如，难觅其踪迹。宋文献仅《长编》卷247记录到一条吐蕃歌舞风貌，其文曰：“熙河人情甚喜，蕃酋女子至，连袂围绕汉官踏歌言：自今后无仇杀，有买卖快乐作得活计……”所谓“连袂踏歌”，即女子轻扬长袖，列伴绕圈，边踏地边歌舞。时至今日，藏族女子的舞姿依然如此，古风不移。
“心白旗”。缘边吐蕃部族归顺宋王朝时，自谓“心白人”，并打着绘制有心白图样的旗帜，叫作“心白旗”。《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1：河湟吐蕃“所居附顺者，张心白旗甚众”。宋王朝也常赐给内属吐蕃部族心白旗。湟州宗哥城（青海西宁市东南）吐蕃首领结毡率部降宋，“及乞心白旗”，宋王朝依其请求而赐予心白旗。有时，归顺的吐蕃首领头裹“心白旗”。《长编》卷514：元符二年，青唐吐蕃大首领森摩乾展、青归论征结等人，向宋军将领“请心白旗头巾归汉……”对那些张扬心白旗或头裹心白旗头巾的归顺吐蕃部落，政府给予经济利益上的优惠，以资奖励。崇宁三年，宋军收复河湟地区后，凡是心白人部落的田土给以法律保护，并减轻租赋；对那些“因与官军抗敌杀逐心黑之人”的部落，其所占田土尽行没收入官。
面部及手背刺字。刺字之俗原盛行于宋军中的吐蕃士兵，后流行于归顺部落中。《长编》卷251：“今蕃兵各愿于左耳前刺‘蕃兵’字”。先是宋军官兵常偷斩蕃兵首级来充战功，因此蕃兵皆于左耳轮上刺有“蕃兵”字样，以便防备宋军偷杀。宋王朝遂正式诏令于蕃兵耳前或手背虎口处刺字。《长编》卷135：庆历二年，青涧城（陕西绥德县南）宋军守将种世衡在招募的五千蕃兵，“左手虎口刺‘忠勇’二字”。由此之故，在吐蕃、党项等归顺部落中出现刺字风气，作为一种纹身形式。《宋会要辑稿·兵》：“今蕃兵各情愿依正兵例黥面或手背为弓箭手字号”，而归顺内迁的吐蕃人皆“剪发刺手”。《宋史·乡兵》：崇宁五年，宋边臣上奏说：“且言蕃民既刺手背为兵，安可出租赋”。元符年间，宋军进入河湟地区，那里的吐蕃人纷纷剪发归顺，以从汉俗。故《长编》卷516说：“辫发之俗，举为右衽之民……陇右、河源，久陷遐荒之域，旃裘毳服，俄为冠带之民。”古史称少数民族为“左衽之民”，称汉人为“右衽之民”或“冠带之民”。
喜居毡帐。居住毡制帐蓬为西北古代游牧民族的通俗。宋代，居住在河谷地带的吐蕃部族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有板屋。宋人李远所着《青唐录》说：“川（邈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人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硙。”又说“（宗哥）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宗河即今青海西宁附近湟水支流南川河，吐蕃人旁河两岸而居，屋前房后植以树木，其风光宛如江南农村。但吐蕃人还是喜住毡帐，尤其是富人。《宋史·吐蕃传》：“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宋文献在记载吐蕃族数人口时，常曰“族帐”，以“百帐”、“千帐”计算，反映了吐蕃人喜居毡帐的风俗。唐书吐蕃传说：“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部人处小拂庐。”说明吐蕃人有屋不愿住而喜居毡帐的习俗，由来已久。毳帐，即毡帐。
尊僧崇佛。宋代缘边吐蕃部族崇佛风气至为浓厚，鄯、湟地区遂成为藏族又一佛教文化中心。但与西藏本土佛教相比，缘边吐蕃佛教文化深受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二者互为相长。《长编》卷507：“羌俗尚浮屠法，鄂特凌古（即阿里骨）尤好营塔寺，勒于土功，辖正代父役民滋甚……”《太平治迹统类》卷16《神宗开熙河》：“吐蕃之俗尚释教，谓佛为＠①，儿子为厮啰，故称＠①厮啰。”＠①厮啰，吐蕃青唐第一任国主，自称佛的儿子。河州吐蕃则谓佛为“嘉勒”，儿子为“斯赉”，故＠①厮啰也被称作“嘉勒斯赉”。宋人李远《青唐录》载：河湟吐蕃尤爱惜浮屠（佛塔），山谷所建佛塔隐约相望，户户有佛龛。宋王朝为了与吐蕃结成犄角之势，以断西夏右臂，大力扶持蕃区佛教。大凡吐蕃佛塔装饰物金箔、金彩及蕃僧所披袈裟、写经纸张、度僧谍绝大部分由宋廷所赐给。蕃塔光彩闪灼，僧尼人众，且有金身佛尊。《宋会要辑稿·蕃夷》载：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宋将王厚、王瞻入居青唐、邈川，见其寺内有“金佛三尊，皆带珠子、璎珞”。蕃僧参决国事，调解部落纠纷，奉命出使，领兵征战。两宋时期，内地佛教十分昌盛，故金国君臣称宋为“佛国”。元灭南宋，掳宋少帝北归，元世祖忽必烈依少帝之请，允许他入藏区沙门为僧，说明蕃地佛教对内地佛教有着相当的影响。
渑桥、皮船、木舟和窖藏。缘边吐蕃水运交通主要是靠木船和皮筏。《宋会要辑稿·方域》载：“洮河北乡城，鄯、廓通道也，滨河戎人尝刳木以济，行者艰滞既甚。”皮筏是以羊皮或牛皮为囊，吹气充实，浮于水上，如同木船一般。跨越江河或溪涧，则架设绳索，谓之“浮桥”、“飞桥”或“绳桥”。吐蕃部族储藏粮食，皆采用窖藏的方式。《长编》卷517：元符二年，吐蕃首领步崽啬缸印俺鼋崖笠遭霉俦缸有值?向汉”。党项族与吐蕃风俗相略，也采用窖藏。宋军于德靖镇七里平山“得西人谷窖大小百余所，约八万石”。

二、川蜀吐蕃风俗文化
宋代今四川西北部与甘肃接壤处，仍然是西南民族走廊地带，民族成分十分复杂。这里众多的吐蕃部族与汉、氐羌、僚诸民族交相杂居，其风俗同甘青吐蕃比较，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青羌部的文化对当地吐蕃人影响很深，故宋人称川西吐蕃为“青羌吐蕃”。《太平寰宇记》卷77《剑南道六》说：黎州“蕃部蛮夷混杂之地，原无市肆，每汉人与蕃人博易，不使钱。汉用绸、绢、茶、布，蕃部用红椒、盐、马之类”。茂州“西北至吐蕃栖鸡城下……此一州本羌戎之人，好弓马，以勇悍相高，诗礼之训缺如也。贫下者，冬则避寒入蜀，佣赁自食，故蜀人谓之作氐。”善于骑马射箭，以勇悍相高低，此仍为吐蕃遗俗。《新唐书·吐蕃上》说：“重兵死，以累世战没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维州（四川理县北）“衣褐羊皮辂，妇人多戴金花串，以瑟瑟而穿悬珠为饰。”瑟瑟（碧珠）为唐代吐蕃官员最上等的章饰，及至宋代，则成为吐蕃妇女的珍贵饰物。迁居避寒也是吐蕃人固有的习俗，唐书吐蕃传说：“随水草以牧，寒则城处，施庐帐。”茂州（四川茂汶）的吐蕃及其他土着民族，其贫困者入冬则避寒蜀中，雇佣于人，谓之“作氐”。唐代吐蕃攻陷维州后，改名为无忧城，移民部落甚众。《太平寰宇记》说：“皇朝管汉税户五十四，蕃税户九百，蕃客户五千六百九十四。”蕃客户当是指吐蕃移民部落，为维州人口的绝大多数。维州风俗与邛州同，而“邛、雅之夷獠妇人娠七月而产。产毕置儿向水中，浮者取养，沉者弃之，千百无一沉者。长则拔去上齿，加狗牙，各以为华饰。今有四牙长于诸牙而唇高者，别是一种，能食人；无长齿者，不能食人。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至今卢山县新安五百余户，即其遗人也。”雅州（四川雅安）领有吐蕃部落七，羁縻吐蕃部落四十六州，该州几乎尽为吐蕃人。邛（四川邛莱）、雅、维三州吐蕃人是否染有当地“夷獠”之风俗，当详考。但是，吐蕃人与夷獠长期杂居，其风俗杂有部分夷獠风俗当是无疑的事。川西吐蕃多依山势筑城寨以居，用鹿角作寨栅，石砌城堡，显然受当地土人住宅风俗之影响，逐渐改变了喜处毡帐的习俗。《玉平寰宇记》载，雅州的吐蕃城就有松城、野城、业城、逋租城、嵬龙城，分别设有笼官（吐蕃官职名）镇守。

三、唐宋文献吐蕃风俗文化正误
《新唐书·吐蕃上》云：“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宋史·吐蕃》云：“不知医药……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两书所载吐蕃部分风俗文化，有误，与史实相抵牾。其一，约在公元七世纪初，藏族就创制出自己的文字，结束了“结绳齿木为约”的时代。及至宋代，缘边吐蕃部族的藏文字已相当普及，“蕃字”、“蕃书”（或曰“旁行书”）、“立文法”在吐蕃诸部族中广为流行。其二，在唐代中叶以后，吐蕃的历法、药典已达到相当的文明程度。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有唐医典、药物及历算。廿世纪初叶，在敦煌发现的古代藏文史料中，有吐蕃的官制、军制和医典及法典残卷。新疆境内出土的吐蕃简牍以及存世的吐蕃金石刻铭，亦证明了唐代吐蕃王朝时期的分司设官，土地制度，赋役与邮传，婚姻与宗教等方面，均有严格的定制。宋代，在缘边吐蕃部族中汉藏历法及法律同时并用。其三，宋代汉蕃互市中有药物辣椒交易，且在朝贡与回赐中有药物一项内容。《宋史本纪·真宗二》：景德三年（1006年），“西凉府厮铎督部落多疾，赐以药物。”厮铎督为吐蕃六谷部首领，与宋至为亲善。《长编》卷233：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赐摩正细衣着百匹，翠毛细法锦旋襕一领，以其进药故也。”摩正，一作木正，＠①厮啰嫡孙，河州（甘肃临夏）吐蕃大首领，曾向宋王朝进贡名贵药材。由此可见，宋史吐蕃传云“不知药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显然有误载之嫌。有关唐宋文献吐蕃风俗文化正误，详见拙文《唐宋文献中吐蕃风俗文化几则正误》（《西藏研究》96年2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口加角

（资料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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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风俗文化-宋代缘边吐蕃风俗文化嬗变之考略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