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论希腊哲学的产生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斯巴达-论希腊哲学的产生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希腊哲学的产生

当我们对比着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古希腊在奴隶制社会巩固和发展的时期，产生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而中国古代一千多年的奴隶制社会（即夏、商、西周时期）中，竟没有哲学，直到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大动荡时期，即春秋时期，才产生了哲学（据我了解，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着作，都认为夏、商、西周时期还没有产生哲学。虽然有的认为春秋后期的老子创立了哲学，有的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人，首先创立哲学的是春秋后期的孔子，有的认为首先创立哲学的是春秋后期的子产……其说不一，但一致认为哲学是在东周以来发生的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产生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近几年来，有人认为，西周时期的《周易》〔单指《易经》不包括《易传》〕已经是哲学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哲学是用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构成的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周易》从内容上看，它是一部筮书，即占卦的书，它体现的是神学迷信的世界观，从思维水平看，它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这部书在神学迷信世界观体系内包含着若干朴素辩证法的萌芽，但这还是哲学孕育的最初时期的东西，它本身还不是哲学）。这是什么原因呢？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于探寻思维发展的规律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我们在寻求作为社会意识的哲学，在两个国家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原因时，应从两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存在中去找寻答案。古代希腊的奴隶制社会是奴隶主民主制，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社会是氏族种族奴隶制，在政治上是君主制，从没有如希腊的雅典那样的民主制。这种社会制度上的差别，正是两个国家的社会存在具有重大不同的标志，也是解开上述问题的钥匙。
一　希腊哲学的产生
叶秀山先生在《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一书中，分析和说明古希腊哲学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时，认为希腊哲学产生的原因在于奴隶主的民主制。梭伦变法打击了氏族贵族，实现了工商业奴隶主的统治，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提供了早期希腊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一观点显然是对的，但我认为叶秀山先生的论述还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讨。
叶秀山先生在论述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奴隶主民主制的关系时，认为民主制提供了自由思想的条件，创造了自由论辩的学术空气，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没有民主制便没有希腊哲学。但是雅典所以能够建立奴隶主民主制，是工商业奴隶主同氏族贵族奴隶主斗争的结果。离开它们之间的斗争，便无法理解雅典的民主制。民主制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归根结底，希腊哲学产生和发展则是根源于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而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没有产生一个强大的和氏族贵族奴隶主抗衡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所以也就没有如雅典那样的民主制，所以也就没有哲学。这个问题在本文第四节再来讨论。这里暂不多讲。
这里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古希腊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在“荷马时代”的雅典，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公社开始解体，财产、特别是土地从公社所有转化为个人所有。和这种私有财产相适应，商品生产和交换也逐渐发展了起来。财产私有、商品交换瓦解、破坏了旧的氏族公社的经济关系，随之而来的是以私有财产为标志的经济关系。因此，在希腊早期奴隶制时代，就在掌握政权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之旁产生出了工商业奴隶主。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形成了三个派别：一派是代表氏族贵族奴隶主利益的平原派。他们要维持旧的血缘关系，并且除了剥削奴隶外，还通过债务剥削自由公民，以至使许多自由公民沦为债务奴隶。他们在政治上实行贵族寡头政治。一派是代表工商奴隶主利益的海岸派。他们要求实行能够满足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措施，在政治上，要求推翻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寡头政治，实行民主政治。还有一派是代表平民利益的山地派。他们要求废除债务，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债务剥削。在这三大派别之间长期、激烈的斗争中，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海岸派联合代表平民利益的山地派，推翻了氏族贵族的统治，实行了民主政治。这一斗争过程是通过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改革而完成的。改革的实质，是以私有财产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即按财产的多寡划分等级，并保护公民（奴隶除外）的民主权利。私有财产的确立和公民的民主权利，恰恰是保护工商业奴隶主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破坏血缘关系的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确立，正是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斗争的不断胜利。
与上述历史过程相适应，希腊人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宗教和神话结合为一的世界观中，发展出哲学思想。宗教、神话世界观是氏族贵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直接和氏族贵族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氏族贵族对内统治既利用宗教，也利用神话。他们宣称神是氏族贵族的祖先，是至高无上的世界主宰，而他们自己则是代表神来统治人间的。氏族贵族掌握着神权，神权是他们统治的精神支柱。随着工商业奴隶主的成长壮大和他们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产生了推翻宗教神学世界观，重新解释世界的需要。最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随着宗教神学的坍台、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在氏族贵族奴隶主阵营中则又产生了代替宗教神学来对抗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即希腊早期的唯心主义哲学。
总之，古希腊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在工商业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中产生的。固然，没有民主制就没有希腊哲学（因为民主制创造了自由思想的条件，形成了自由论辩的学术空气，这是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但民主制的产生必须由工商业奴隶主同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来说明。如果没有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胜利，就不能产生雅典民主制，也不可能产生哲学。
二　为什么古希腊哲学首先在米利都产生
雅典民主政治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思想自由两个方面提供了古希腊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然而正像叶秀山先生所指出的：“早期希腊哲学学派的发源地都不在希腊本土，而是在小亚细亚伊奥尼亚联盟中的某些城邦（如米利都、萨摩斯、科罗丰等）。” （《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页）由于缺乏关于小亚细亚早期城邦社会情况的史料，我们很难具体地说明小亚细亚早期城邦的社会制度和哲学产生的联系。叶秀山先生以为在史料缺乏的条件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希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这些城邦的母邦——雅典的社会作为一个范例来研究，以说明当时社会的一般特点。” （《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页）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对于希腊哲学为什么首先在米利都产生，在那里哲学产生和社会条件的联系等问题，就现有的史料还是可以进行探索的。
小亚细亚各城邦，是公元前11—前10世纪从希腊本土来的移民组成的殖民城邦。这时正是希腊氏族部落开始解体的时期。由于殖民的原因，旧的原始公社中的血缘关系，决不会像移民以前那样严密，也就是说，移民破坏了血缘关系，虽然破坏的程度我们不清楚。但由此推断，在这里打破原始的、氏族的血缘关系，比起希腊本土来说，会更容易一些，这是可以肯定的。
小亚细亚各城邦中的血缘关系纽带比希腊本土松弛，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由于小亚细亚的地理位置处于希腊本土与波斯、埃及、印度经商的要道上，所以这里的商业比较发达。商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促进工业的发展。据现有的史料可知，小亚细亚各城邦的工商业确实比希腊本土发展要早，也比希腊本土的工商业发达。塞尔格叶夫着的《古希腊史》中，叙述了小亚细亚各城邦在公元前8—前6世纪时期的工商业状况：“商业最早在小亚细亚沿海诸城市发展起来，爱奥尼亚的城市，尤其是米利都，在其中占居首位”。“米利都是纺织业、染色业、冶金业的生产中心。米利都的纺织品是举世知名的。墨加拉出产的羊毛织品销行甚广。羊毛织品的生产必须有牧羊业，在这方面，米利都却是首屈一指的。”（《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46、147页）
在小亚细亚各城邦，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较早地产生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因此，在那里也较早地出现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了解小亚细亚诸城邦的早期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斗争的具体情况，但是希腊的古典作家却告诉我们，遍及全希腊的僭主政治，最初起于小亚细亚诸城邦及其岛屿。关于早期僭主政治的特点，在《世界上古史纲》中有所说明。书中说：“在早期希腊，僭主的任务是反对氏族贵族，它往往代表新兴奴主阶级工商业者的利益。僭主本人，或是改革运动的首领，或是政治野心家，虽然大多数出身贵族，但必须投靠新兴奴主，并利用下层平民的力量。”（《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塞尔格叶夫也说，在萨摩斯岛的僭主“波吕克剌提竭力推行的对内对外政策，皆对于贵族阶级的利益有损害，同时保障了商业和手工业”（《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55页）。
从以上所述可见，小亚细亚各城邦工商业早于雅典而发展起来，在那里较早地产生了工商业奴隶主和它同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因此，在与梭伦变法的同时或稍前，小亚细亚各城邦也建立了类似雅典那样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是可能的。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测，缺乏史料根据。但是，那里有了产生哲学的社会基础——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则是没有疑问的。
古希腊哲学之所以首先产生于小亚细亚，还和吸收了东方文化是有关的。由于小亚细亚诸城邦的商业往来远及波斯、印度、埃及等地，因此，波斯、印度、埃及这几个文明古国的文化，首先传到了小亚细亚诸城邦。例如米利都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的创始人泰利士就曾“向埃及人学习过几何学” （《西方古典哲学原着选集·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第1961年版，第2页）。吸收东方文化是小亚细亚首先产生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产生哲学的决定性的条件则是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没有这个条件，哲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例如埃及虽有较高的天文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但在古希腊产生哲学的时候，在那里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的哲学。
三　斯巴达为什么没有哲学
在古代希腊，和雅典民主政体对立的典型国家，要属斯巴达城邦了。我们知道，斯巴达并没有产生哲学。我们在分析古希腊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时，对属于古希腊城邦的斯巴达为什么没有产生哲学，也有必要加以探讨。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从相反的意义上论证哲学产生所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
斯巴达是公元前12世纪由北方游牧部落的多里斯人入侵巴尔干半岛后建立的城邦。在这里，征服者种族多里斯人与被征服者种族希洛人的种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经过了好几个世纪（从多里斯人侵入巴尔干半岛，建立斯巴达城邦到雅典梭伦变法时，是六个世纪左右）也没有像雅典那样，产生工商业奴隶主民主的政治制度。
在斯巴达城邦，实行的是严格的种族奴隶制，即多里斯人把被他们征服的希洛人全体降为所有多里斯人全体的奴隶（即国有奴隶）。在斯巴达，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种族矛盾；阶级压迫主要表现为种族压迫；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种族斗争。不断发生的希洛人暴动和多里斯人对希洛人的残酷镇压，就是这种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这种斗争又使得斯巴达城邦中的各种族的血缘关系得到加强。因而在多里斯人内部，仍保留了许多从氏族公社或游牧部落中遗留下来的旧制度，而没有产生个人占有奴隶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了加强本族内部团结和加强对希洛人的种族统治，多里斯人还采取了限制本族内部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和限制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例如，在斯巴达“取消了金和银的货币流通，并规定只用铁钱”。而“铁钱是不能带到希腊其他地方去的，在那些地方它也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却会被取笑。因此，购买任何外来商品或骨董是不可能的。”当时也“没有航海商人带货物来到斯巴达的港口”（《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3页）。
由于上述情况，在斯巴达，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工商业没有发展起来，更谈不上工商业奴隶主了。
在斯巴达能够有私有土地和私有财产的人是“边民”，即和斯巴达结盟地区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些“边民”当中，有农民、艺工、商人。但由于斯巴达限制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再加上这些“边民”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在多少有了私有财产的“边民”中，工商业也是非常落后的。
和上述这种以种族压迫为特征的奴隶制经济相适应，斯巴达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奴隶主寡头政治。所谓奴隶主寡头政治，就是说政权集中在少数氏族贵族手中（虽然还保留着某些原始民主的形式）。在这种少数贵族专政的寡头政治制度中，为了加强对希洛人的统治，多里斯公民不仅没有民主权利，而且还过着组织严密的军事生活。多里斯人从7岁开始过集体生活；18—20岁受战争教育，并参加秘密屠杀希洛人的活动；20—30岁参加军事训练，而后成为公民，参加公餐，继续服兵役到60岁。男子20岁订婚，30岁始可过家庭生活。妇女亦受军事训练（见《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这种政治制度，当然是缺乏自由思想的条件的。
由于斯巴达的多里斯人没有个体私有制，工商业不发达，没有产生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代表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利益的唯物主义哲学。多里斯人统治希洛人所需要的精神武器，也不是哲学唯心主义，而是种族意识；再加上组织严密的军事生活，加以缺乏思想自由的条件，所以不可能产生哲学。至于希洛人，因为他们成为种族奴隶，当然也不可能创造哲学。
上述考察，可以从反面证明：在奴隶制社会，工商业奴隶主的强大和适应工商业奴隶主阶级需要而产生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是哲学产生的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没有这种社会条件，便不可能产生哲学。
四　中国奴隶制社会为什么没有哲学
在前面，我们就古代希腊探讨了哲学产生和社会条件的联系。下面再从中国古代探讨一下这一问题，亦即中国奴隶制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哲学。
探讨这个问题，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殊性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仅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争论不决，而且断定西周或春秋是奴隶制的史学家，对于中国奴隶制的特点，它和古希腊社会制度的异同，也在探索过程中，认识很不一致。笔者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认真研究。但认 为以下几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一）“田里不鬻”（《礼记·王制》），即土地不准买卖，土地王有，由王把土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因此，在奴隶制瓦解之前，土地私有制没有发展起来。
（二）工商业和商品经济不发达，仅有的工商业还是奴隶主国营，所谓“工贾食官” （《国语·晋语四》）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在春秋以前，极少有私人工商业，没有像古希腊的雅典等那样，产生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
（三）因为没有工商业奴隶主，当然也就没有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因此，就没有像古希腊那样的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僭主政治”，更没有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像梭伦变法那样的变革，没有雅典那样的民主制，而一直是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君主专制。
（四）所谓氏族贵族奴隶主是从原始部落的氏族领袖转化而来的，夏商周的历代统治者都是原来的氏族领袖的后裔。这同希腊的氏族贵族奴隶主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没有工商业奴隶主的反抗，所以氏族贵族奴隶主一直独占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神学世界观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而没有受到冲击和破坏。
从以上四点，便可以找到解释中国奴隶制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哲学这个问题的钥匙。
我们从对古希腊的考察中知道，古希腊哲学是工商业奴隶主同氏族贵族奴隶主斗争的产物，是冲破了神学宗教世界观的结果。在中国奴隶制社会恰恰没有这样的条件。在这里，独占统治地位的、没有遭到工商业奴隶主反抗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为了加强它的统治，防止被异族推翻，在意识形态上，自然要加强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神学宗教世界观，而不需要哲学，不仅不需要唯物主义，而且也不需要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哲学。因为没有产生工商业奴隶主，所以也就不可能冲破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神学宗教世界观，也就没有民主制，因而没有产生哲学不可缺少的思想自由这个条件。至于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这个阶级中是不可能产生哲学的。总之，中国奴隶制社会，既没有产生哲学的阶级基础，也没有产生哲学所必需的民主制，自由思想这个条件。
中国古代一直是君主专制，而没有民主制，那么哲学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中国古代，哲学是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开始出现的春秋时期产生的。从春秋初期开始，人们已经把铁器应用于生产。随着铁器的应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私人经营工商业，个体私有经济也发展了起来，并且逐步发展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由于奴隶的反抗和其他条件，私人土地所有者和工商业者不是采取奴隶制剥削方式，而是采取了封建的剥削方式。就是说，从春秋以来，逐步地产生了一个与奴隶主相对立的新兴地主阶级。这就有了产生哲学的阶级基础。这是产生哲学的决定性的条件。
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这种斗争，既有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氏族奴隶主的斗争，也有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和氏族贵族奴隶主内部的斗争。自平王东迁以来，特别是进入春秋以后，周天子的威信日益丧失，“僭礼”、“乱礼”、“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不断发生，奴隶主统治的秩序大乱，禁锢人们头脑的，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神学世界观，遭到普遍的怀疑和反对，而陷入崩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一个大解放。这就是说，中国进入春秋以来，虽然没有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制，但却产生了自由思想的条件。总之，中国从春秋以来有了产生哲学的社会基础——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推翻奴隶主，争取自己的统治，有必要锻造哲学武器；奴隶主贵族也有了锻造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所谓“精致的宗教”）以取代宗教神学世界观的需要；同时又具备了产生哲学不可缺少的自由思想这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和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就应运而生了。
本文粗略地从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考察了哲学产生的社会根源，结论是：古代哲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人们自由思想的社会环境，则是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这个观点还是很不成熟的、很粗糙的，特写出来就教于高明。
（资料来源：关桐《古代社会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544.html

以上是关于斯巴达-论希腊哲学的产生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