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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镜影乌托邦的短暂航程：论瞿秋白游记中的异托邦想象

一、前言
瞿秋白的游记写作是一次成长和抉择的仪式。他那两卷新俄国游记――《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实际上也是他投身左翼革命的门坎。本文尝试透过细致分析这两本游记中所包含的独特的乌托邦想象，借此阐明五四现代性论述对「真理」的独特构想。以下一节，我们首先以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观点，点出旅行跟乌托邦想象的关系，并进而说明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s）概念，如何帮助我们分析瞿秋白游记中独特的乌托邦想象。本文第三节则会进一步探讨瞿氏在远赴苏联以前，其思想里所包含的乌托邦冲动，并阐明这种乌托邦冲动如何影响他作出前赴苏联的决定。而第四节则会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阐明瞿氏游记中的异托邦逻辑，并最终点明五四现代性论述的「真理」概念跟异托邦想象之间的关系。
二、乌托邦和异托邦的空间游戏
不同于穆尔（Thomas More）式的乌托邦典型，瞿秋白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展现了一种另类的乌托邦想象。因为瞿秋白在游记中所描述的苏联并非乌有之乡，而是一个实在的地方。而且瞿秋白在游记中并没有回避苏联是一个充满着苦难的「饿乡」这个事实。因此，虽然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中有意指瞿秋白盲目崇拜苏联，但他却只能轻描谈写的说一句：「苏联就是他（指瞿秋白）的许诺之地（promised land），能使他实现热切的理想。」由于瞿氏的乌托邦想象的独特性，夏氏无法将之比附于以穆尔为典范的乌托邦典型，以致他只能用「朝圣者」的形象来描述瞿秋白。
我认为，在瞿秋白的游记写作中确实包含着一种乌托邦想象，但这种乌托邦想象并不是穆尔式的，而是洪席耶在《人民之地的短暂航程》（Short Voyages to the Land of People）一书中所论述的旅行者乌托邦。他认为，在旅行的异乡人的凝视（gaze）之下，新天新地的形象会随着他步履的节奏诞生和消逝。这并不单纯因为异乡人开始懂得某种语言，或因为其实际经验唤醒了他的凝视。洪席耶所展开的旅行论题，不同于一般从实证知识和理性政治对现实的建构这类框架出发所展示的现实经验，他所关注的是在海市蜃楼或乌托邦式疯狂中所开启的轻微的出神状态。对他而言，真正的乌托邦经验是事物本身所提供的无言的见证，这才是词与物真正统一的时刻。在出神状态中，异乡人坚持其凝视的好奇心，移置其观看的角度，重新构设把言词和形象结合起来的方式，模糊了地方的确定性。如此一来，这种出神状态唤醒了存在于我们身上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在一般被理解为现实的地方和路径的地图之上成为一个异乡人。这种力量让我们以一种新的、陌生的视角把词与物重新搭配起来。
瞿秋白在他的苏联之旅中不断遭遇事物本身所提供的无言的见证。他不断变换自己理解和观看事物的视角，力求寻找一种语言解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景象，但却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还。在整个旅程中，他一直受着病魔和心灵苦闷的折磨，在各种身体和心理的异常状态中不时进入出神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不断转换理解自身和世界的视角。他不但以一个真实旅行者的身份成为异乡人，更在自我怀疑的过程中成了自身内在的局外人。他在《饿乡纪程》中便这样说：
如此孤独寂寞，虽或离人生「实际」太远，和我的原则相背，然而别有一饿乡的「实际」在我这一叶偏舟的舷下，――罗针指定，总有一日环行宇宙心海而返，返于真实的「故乡」。
在环游心海的过程中，瞿秋白最终进入了洪席耶所说的乌托邦出神状态，成了自身的局外人。
虽然洪席耶在《人民之地的短暂航程》中分别以专章分析了华兹华斯（Wordsworth）、毕希纳（Buchner）和里尔克（Rilke）的旅行文本，但他却没有对其独特的乌托邦想象模式作进一步的系统阐述。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瞿秋白的游记，我们必须借助福柯有关异托邦的分析框架。
福柯最早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中提出异托邦这个术语。他从语言和经验之间关系的角度入手，讨论了乌托邦和异托邦之间的分别。其后，福柯在1967年发表了一个题为〈论异度空间〉（“Of Other Spaces”）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异托邦这个概念，并将之应用到对空间想象的分析。他在这次演讲也有谈到乌托邦，认为「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地方的地址（sites）。……它们以完美的形式呈现社会，或者社会被颠倒过来，但无论如何，这些乌托邦基本上是非真实的空间。」相对于这种以直接或倒转的方式与真实社会空间相近似的乌托邦，福柯把异托邦理解为一种类似于反地址（counter-sites）的真实地方，它们是被搬演的乌托邦（enacted utopia）。在文化里所有其它的真实存在的地方，都会同时被这种反地址所呈现、抵制和倒转。由于这些反地址极具特异性， 纵然我们能在现实中标明它们的位置，这些地方却始终被理解为外在于一切地方的地方。
然而，究竟这些异托邦指涉着哪些真实存在的地方呢？福柯在演讲中谈及19世纪以来现代的异托邦特点时提到了一系列的例子，它们包括养老院、精神病院和监狱等。福柯把这些现代异托邦称为「偏差的异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因为它们都是用以安置那些偏离了社会规范的人群的地方。但福柯所举的异托邦的例子却不仅于此，他也举了一些与旅行和流徙有关的例子。比如，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仍然保有一个叫「蜜月旅行」的传统，年轻女性的落红只能在「无处」（nowhere）发生，并且，当它在火车上或蜜月旅馆中发生的那一刻，的确是在这种无处的地点里，这种异托邦没有任何地理标记。又例如他在演讲的结尾把船作为异托邦的极致表现。他指出，船是空间的浮动碎片，是没有地方的地方。它既自我封闭又被赋予了大海的无限性，是不羁想象最伟大的储藏所。「在没有船的文明里，梦想会枯竭，间谍活动取代了冒险，警察代替了海盗。」可见福柯所说的异托邦不但包括了偏差的地址，也包括与旅行有关的无地之地（placeless place）。
事实上，在《饿乡纪程》中，火车这一背景正好构成了这种无地之地的异托邦。火车这种现代大型交通工具，把不同国藉、不同社会阶层和分属于不同地址的人群都移置到同一个无地之地里，如此一来，火车便成了一个对社会里其它真实地址的同时再现和倒置的地方。对此，瞿秋白是有所感悟的，并把这种感悟展示在《饿乡纪程》第一章对候车室和车厢里人群的描写之中。 此外，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在《饿乡纪程》叙写的火车之旅中，瞿秋白开始重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生存环境和自己赴俄的决定，正是在这片无地之地里，他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并成了自己内在的局外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从一开始便把苏联喻作「罚疯子住的地方」，这一空间想象隐然对应于福柯所说的现代的「偏差的异托邦」。在本文第四节中，我们会进一步探讨瞿秋白这一空间想象所包含的异托邦逻辑。然而，在回到有关异托邦的讨论之前，我们得先探讨瞿氏在赴俄以前，其思想里所包含的乌托邦冲动，并说明这种乌托邦冲动如何影响他作出赴俄的决定。
三、自杀与乌托邦冲动
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借用了管同的「饿乡说」，以比喻自己前赴苏联的心情。夏济安在讨论这个比喻时认为，这是传统儒家精神的崇高理想的表现。 然而，除了这里所说的传统儒家精神以外，在瞿秋白远赴苏联的崇高理想背后，实际上也隐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想法、空想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佛家的思想。
在《饿乡纪程》的首三章里，瞿秋白叙述自己赴俄以前向亲友一一道别的过程，彷佛他这次一去，便要断绝尘缘，不再回来。 他说：「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同『出世』一样，一切琐琐屑屑『世间』的事，都得作一小结束，得略略从头至尾整理一番。」 在第三章中，瞿秋白谈及了他堂兄瞿纯白遏力反对他赴俄，认为他是「自趋绝地」。对他堂兄的劝阻，瞿秋白的想法竟是「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他认为自己在北京住的四年，虽然都是在兄嫂的庇护中渡过，但他自己「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因此无论堂兄如何劝阻，他自有自己的想法，不肯屈从。
瞿秋白这里所说的「新时代的自由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竟有这么大的力量使他立下自趋绝地的决心？有关「自由神」，瞿秋白曾在〈自杀〉一文中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自由神就是自杀神。」 瞿秋白写作〈自杀〉一文是要响应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一位三年级学生林德扬的自杀事件。这次事件在当时北京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颇大回响。李大钊在1919年11月和12月分别写了〈一个自杀的青年〉和〈青年厌世自杀问题〉两篇文章，响应这次事件。而瞿秋白则在1919年12月写了〈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和〈自杀〉两篇文章。
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瞿秋白提出了他有关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的诊断。他认为，五四运动是重估中国国民性的时刻，在这个时期，很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发现了社会的种种恶象，并受到不少挫折。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们因发现了社会的腐败而感到痛苦，并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选择自杀一途。因此，瞿氏认为，这种痛苦和自杀的念头实际上是觉悟的表现。觉悟到自己被旧社会的宗教、制度、习惯、风俗等枷锁束缚着，困在「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里，遂生无法忍受的感觉，「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
然而瞿氏却认为，这种因觉悟到社会的罪恶而心生自杀念头的想法，最终也不算真正的觉悟。他认为，我们如果真的觉悟，便会在奋斗的困难中发现乐趣。而自杀者则「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也就越大，困难也就越多。所以预备以自杀为奋斗的结局的始终是以奋斗为苦，于改造事业上无形中有影响的。」
除了这种在困难和痛苦中寻找乐趣的想法外，瞿秋白在文章里还进一步讨论了向旧社会宣战的青年的「自杀之道」。他指出，青年既然向万恶的旧社会宣战，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犯众怒的，都是「世人皆欲杀」的。他认为，这虽然不是自杀，却是「自杀之道」。等到青年在抗争中奋斗至精疲力尽之时，社会里还没有人来杀他们，他们又为何多此一举呢？
至此，我们大概会发现这种「自杀之道」多少包含着一种宗教信仰的牺牲精神。事实上，瞿秋白也不违言自己对「新社会」的渴求是一种「新信仰」。他曾说：「所以我主张攻击旧道德并不是现在的急务，创造新道德、新信仰，应该格外注意一点。」 然而这种宗教信仰的逻辑又如何跟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等想法连接起来呢？就此，我们大可参考李大钊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讨论。
在〈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一文中，李大钊指出，圣西门实际上把未来的社会组织理解为一个类似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组织。他说：「将来的计划，是依科学的原理组织成的协合。中世时代的加特利教教会给吾人以立在一个普遍的教义上的大社会组织的例证，现代的世界亦须是一个社会的组织，但那普遍的主义，将是科学，不是宗教。精神的权威，将不存在于僧侣，而存在于指导科学及公共教育的进步的学者。」李氏并介绍了圣西门晚年的「新基督教」观，指出圣西门在晚年时并不认为宗教精神最终会在世界消亡，而是变换成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可以说，瞿秋白和李大钊等人有关启蒙和信仰的想法，实际上包含了跟圣西门相类似的宗教精神。
事实上，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脉络以外，瞿秋白对自杀和牺牲的想法还包含着他当时所接收的历史唯物论思想。在〈将来的社会与现在的逆势〉一文中，瞿氏尝试为倍倍尔（A. Bebel）的一段说话下一批注。这段说话是这样的：「革命的改造根本上变更一切生活状况和妇女底特殊地位，现在已经有动机了，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苟能促进或越过社会改革底历程，就能使社会取得那一种改造，改造以后，必定能使人人……都有能力去参与享受那无量无数的利益。」瞿氏特意在「时间」二字之下加上着重号，并呼吁世界的社会运动者不要轻视这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在获得「无量无数的利益」以前，在这段过渡的「时间」里，我们还得忍受人类所造下的种种恶业，还得经受「无量无数的痛苦」。 可见瞿氏对于现时种种痛苦的忍受及其牺牲精神，也建基于传统的历史唯物论所展示出来的历史进步图景上。正是为了未来人类「无量无数的利益」，我们现在所忍受的痛苦才不致徒劳和白费。
诚如哈维（David Harvey）所指出的，纵然把马克思这个历史唯物论者理解为乌托邦论者的做法有点奇怪，但我们却绝对有理由把他的社会主义思考理解为一种「时间进程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 of temporal process）。不同于穆尔等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主义，马克思不会凭空构想出一个理想的空间秩序，然而他把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设想成历史进步的终点，则明显包含着一种乌托邦想象和冲动，只是这种乌托邦想象和冲动并不在空间形式中开展，而是在时间的进程中开展而已。 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时间进程的乌托邦主义」信仰，瞿秋白才能在面对苏联种种丑恶的社会现实和困苦景象时，依然维持他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信仰，坚持沿着他那条驶向饿乡的既定航道前进。然而要进一步了解瞿氏的乌托邦想象，我们还得回到异托邦的讨论。
四、镜影乌托邦中的疯狂真理
在〈异度空间〉中，福柯曾以镜子的比喻来思考异托邦的问题。他认为异托邦就像一面镜子般，是一个无地方的地方，因此也是另一种的乌托邦。依循这一脉络，福柯把异托邦理解为「镜影乌托邦」（utopia of the mirror）。在异托邦的镜子里，「我在镜面之后所开展的非真实的、虚像的空间中，见到了其实不存在那里的我自己。我在那儿，那儿却又非我之所在，这影像将我自身的可见性（visibility）赋予了我，使我在我缺席之处看见自己……」 换言之，异托邦在对自我的倒错呈现中展现了一种关于自我的可见性或异己「真实」。这种异己「真实」最终促使自我从颠倒和位移的凝视出发，重新进行自我反思。
从这个关于镜子和自我关系的角度切入思考瞿秋白的游记，不难发现，对于瞿秋白而言，苏联所包含的「新社会」真理就像福柯所说的「镜影乌托邦」。在《饿乡纪程》的绪言中，瞿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住在没有半点阳光的黑甜乡的人。这个黑甜乡里虽有甘食美寝，但由于其「阴沉沉，黑魆魆」的环境，使他的「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在这个黑甜乡里，「苦呢，说不得，乐呢，我向来不曾觉得，依恋着难舍难离，固然不必，赶快的挣扎着起来，可是又往那里去的好呢？」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他心里产生了一个无法名状的谜题，这个谜题把他唤醒，并转化成一个不时来缠扰他的「阴影」。这个「阴影」实际上指涉着他当时对「新社会」的渴望以及对未来前路的疑惑。这个阴影后来跟远方射来的光明（这里指涉着苏联）结合起来，引导他走向「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 从这整个象征系列中，我们不难发现阴影和光明的意象基本上占据着福柯所说的镜子的位置。它们的出现使瞿氏获得觉悟，使他更了解自己的处境。而他之所以要前往「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为的是要拨开重障，放光明进黑甜乡，让那里的人都能觉悟。而更为有趣的是，在瞿氏的叙述中，他关于阴影和光明的真理的想法，竟被黑甜乡的人们理解为「疯话」，而他所说的「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则是「罚疯子住的地方」。这一论述的转折使瞿氏的思路更接近于福柯所说的镜影乌托邦，因为在镜子之中「真实」是以倒置的形式出现的。
在瞿秋白的游记写作中，异托邦的空间元素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本文第三节所谈的火车空间这个无地之地，便构成瞿氏自我反思的重要背景。此外，他在苏联时入住的高山疗养院也是一个重要的异托邦背景。事实上，他在入住高山疗养院前后写作的游记，也是他展示出对自我问题极度关注的篇章。比如在〈「我」〉这一篇里，我们不难发现他摇摆于自我的否定和肯定两极的摆荡心情。他一面说：「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另一面却又说：「『我』的意义：我对社会为个性，民族对世界为个性。无『我』无社会，无动的我更无社会。」 及至到了〈中国之「多余的人」〉一篇，自我怀疑感便更强烈，以致他在篇末竟要以激烈的语句来警醒自我：
疗养院静沉的深夜，一切一切过去渐渐由此回复我心灵的怀旧里；江南环溪的风月，北京南湾子头的丝柳。咦！现实生活在此。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一畅……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
瞿秋白游记中另一个重要的异托邦空间元素「罚疯子住的地方」，我们之前已稍稍作了一些讨论。这个空间意像结合了疯人院和监狱两个意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意像都在五四现代性论述中占有特出位置。这里先说监狱。监狱是瞿秋白经常反复使用的修辞。比如〈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一文就把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等当时社会的规范，理解为加在妇女身上的「精神的牢狱」。 但有趣的是，当瞿氏把当时的社会常规视作牢狱之际，他却决定到一个被其它人视作「罚疯子住的地方」寻求「新社会」的真理。然而，在当时，这种想法却并非瞿秋白所独有，我们同样可以在陈独秀的杂感里发现类似的想法：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在社会常规的生活领域里发现精神的牢狱，在别人认为是真正的监狱的地方发现精神的自由和真理，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五四现代性论述的「真理」概念背后所隐含的异托邦逻辑。
至于疯狂，我们不得不重提鲁迅的〈狂人日记〉。在这篇小说里，狂人的日记写作使他跟常人的时间相隔离，而他那些没有标明日期的日记则构成了一个疯狂的异托邦空间。在这个异托邦空间中，狂人就如一个失语症患者，以其不合常规、谵言妄语道出了「吃人」这个隐含于中国历史的危险真理。
从瞿秋白的游记这个侧面切入探索，我们最终发现，异托邦的空间想象实际上在五四现代性论述里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这一空间想象连同五四的真理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革命论述。而这种以疯狂真理作为标记的异托邦空间想象，则与左翼革命的乌托邦冲动连结起来，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奇异的图景。
（资料来源：《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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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瞿秋白-镜影乌托邦的短暂航程：论瞿秋白游记中的异托邦想象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