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氛闻记》和《海国四说》的史学价值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夷氛闻记》和《海国四说》的史学价值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夷氛闻记》和《海国四说》的史学价值

梁廷枬（1796—1861），字章冉，广东顺德人。副贡生出身，后任澄海县训导。梁氏为岭南名士，学问涉猎颇广，喜爱着述。道光十五年（1835）入广东海防书局，此后即一直关注海防、外交问题。鸦片战争期间任广州越华书院监院。他对林则徐、邓廷桢领导的抗英斗争积极支持，就其所熟悉的“筹海防夷”事务多所陈述备采纳。后又应聘入两广总督祁土贡 、徐广缙幕府，并以爱国士绅的身份参加和领导了1849年广州人民反英人入城斗争，积功于咸丰元年（1851）获授内阁中书衔，后又加侍读衔。梁氏的主要着述除《夷氛闻记》、《海国四说》外，还有《广东海防彙览》、《粤海关志》、《南汉书》、《论语古解》等多种。
一、《夷氛闻记》的爱国御侮思想
《夷氛闻记》共五卷，约11万字，其成书时间在道光末年[1]。由于作者是热心于抵抗英国侵略斗争和海防事务的爱国学者和绅士，站在进步的立场，因此决定本书具有鲜明的爱国御侮思想，充分肯定抵抗派的活动，揭露英国侵略者的面目和投降派的可耻行径，大力赞扬人民大众反侵略的精神。
《夷氛闻记》劈头即强调：“英夷狡焉思逞志于内地久矣。”指出英国早已蓄谋对中国进行侵略，鸦片战争的爆发有极其深刻的必然性，责任在于英国。战争的导因在英国长期对中国实行鸦片走私贸易，使中国遭受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民众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书中揭示了英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的一系列事实：“盖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属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腊居首，与孟买部皆鸦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来，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一时来至二万余箱，价值逾六千万。由南洋新埠陆续运至粤海伶仃洋船，随卖随又运至不绝，谓之趸船。全恃沿海内地游手、走私奸民，为之载棹人口，灌输内地。沿海边郡，递于天津，皆趸船之所流注。”[2]英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东印度公司解散之后，听任英商私自贩运，致使走私更加严重：“道光十三年，公司以连岁失利，期已久逾，听臣民请散局而还其原赀于国。散商来舶益多，常货无以遂其垄断，故即以所分赀载运鸦片。”[3]“每制出，即载至新埠，陆续来粤，源源输运售销，来数驯至莫可穷诘。道光十三年后，岁至者已七千余箱，至是且万有六千余箱矣。”[4]
鸦片走私源源不断，数量激增，如此猖獗，不但造成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银根枯竭，更使越来越多的官吏、兵丁、平民因吸食鸦片丧失健康，因此林则徐和中国人民严禁鸦片乃是正义的自卫行动。梁氏郑重地记载了林则徐受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粤，采取坚决禁烟，并命令英商交出走私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不再夹带鸦片，否则抵罪等项措施，予以充分肯定。“十九年正月，则林则徐抵粤，详考禁令，访悉近年事情、与夷商轻藐所由来。严责首商。商众咸畏服。随札谕夷商，速缴禁物，委曲开导。时夷商闻中国法在必行，往日售私最多者曰喳吨，已先遁出伶仃。次则颠地，尚徘徊未去。则徐以义律领袖诸夷，预示以将来缴尽，宜出具‘夹带者人正法货入官’甘结，乃可不断市易”[5]。林则徐尤为值得称道之处，是一方面以雷厉风行的态度严禁鸦片和取缔英商鸦片走私，勇敢地无所畏惧地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明确谕令英商，只要保证以后不再夹带鸦片，即可保护其正常的合法贸易。对此，梁氏记载了当时官员中的两种不同主张，以对比林则徐见识之高明和态度之正确：“适大理寺卿香山曾望颜条奏：‘夷情反覆，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澳夷货物，亦请定限制。’下广东大吏议奏。则徐等以‘别国货船皆遵例呈结，查无夹带，乃准开舱，惟英船屡谕不遵，是以驱逐。今若将未犯法者一同拒绝，事出无名。且米利坚、佛兰西外，余皆仰英夷鼻息，彼荣此辱，此中控驭，可以夷治夷。广东人以海为生，不准出洋，势即不可终日。”[6]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采取的行动，不但是完全正义的，同时又完全符合外交关系和国际贸易的准则。而英国官员义律（负责英商监督）却悍然拒绝中国的严正要求，不准英商具结，同时秘密先行向英政府报告，蓄意扩大事端：“（则徐）遴随员知府余保纯、刘开域出虎、澳门，颁式各国，使合汉夷字缮结。诸国皆如式缴送。义律请令随员入澳，会议禁烟章程，因请此后听其国船至，即收泊于澳门，由澳卸载，不经虎门。则徐以澳门西洋船旧有定额，非英船可得援照，如不入泊黄埔，海关从何征税，私货从何稽核，严词批驳。义律言既不准收泊澳地，便无章程可议。遽负气缴还所赏茶叶，坚不具结，尽止其国来船，候王文至方放入口。盖其时义律先附阿釐尔船，以缴烟中国，列所缴数并开应偿商本一切，驰禀其王。别缮会单十有七纸，付其库官，令照在粤原约，按十二个月限期，出库款给还商缴原价，俟商归领。船未至，而所都兰仑城已于六月二十日风闻其事矣。”[7]
这样，《夷氛闻记》以一系列准确可靠的史实，有力地揭示出鸦片战争的爆发决不是由中国严厉禁烟引起，更不是林则徐所采取的措施有何不当之处，而原因完全在于英国长期进行的危害中国的鸦片走私，以及英国政府处心积虑挑起对中国的野蛮的军事侵略！
书中具有更高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是对广东人民抗英斗争作了具体而生动的记述，有力地表达了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感情和强大力量。这在当时的官私记载中是极其难得的。如书中记述林则徐严守海口、训练水勇的措施：
则徐以舟师出洋，不能如夷舶帆炮之得手，令水师不必在洋攻剿，但固守口岸藩篱，备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潜出，乘上风攻其首尾，火器皆从桅掷下。又招蓦渔蛋，董以兵弁，潜伏岛屿，随时挈小船攻扑，先炼钉夷舶四旁，使受火一时难脱，重给赏资。与兵勇约法三章，训练既娴，人知运用，踊跃争先。[8]
由于林则徐有效地采取各种严密防守的办法，侵略者在广东无法得逞，于是只好北上浙江伺隙侵犯：
蓦小勇五千，横铁炼木排于虎门横档。购西洋炮二百具，雇同安米艇红单拖风船六十，制火舟倍之，买甘米力治夷船，便兵士演习攻剿。躬出狮子洋出校阅。悬赏格令：杀白夷一赏银二百，黑夷半之，义律二万，领兵夷目数递降有差，获夷艘者钱物尽以充赏。凡夷舶可入之海口，皆增驻重兵。夷见赏重，汉奸之受雇在船者，虑就购为内应，时滋疑忌，旋遣散去。夷船盘旋洋外，知要口无隙可乘，坐待非计，遽驶三十一艘赴浙江矣。”[9]
梁廷枬之所以能为后人留下如此珍贵的历史记述，首先是他作为爱国者的立场、感情，使他把保留这些抵抗派人物和抗英军民爱国行动的记载视为自己的责任；其次是他作为爱国士绅，有在鸦片战争时期的特殊经历，能从多方面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当梁廷枬撰写此书时，正是投降派得势之时，表彰御侮、指斥投降的文字触犯时忌，为了避免招祸，因此书成而不敢署名，至20世纪30年代才由清史专家孟森考证出为梁氏所着，了解此书前后的背景，大有益于了解梁氏的着述精神和宝贵价值。
二、《夷氛闻记》的史料价值
《夷氛闻记》的史料价值之所以为近代史研究者高度重视，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提供了林则徐作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时，为收集英国殖民者鸦片走私等情形而采取的得力措施，其中有的详情，确属梁廷枬当时以其独特的身份耳闻目睹的。如记载林则徐受命赴任，未渡五岭，即有负责广东海关的官员前往赣州迎接，提供所了解的英国方面活动的情况。林则徐到达广州伊始，对梁廷枬这位爱国士绅和书院院长礼遇过访：“先是，林公官杭嘉观察，见予所着书，谬承奖借。至是，就局中录为巨帙，授郭（按，指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甚为赏识的士人郭桂船，时在广州游幕）献之。予方由越华书院迁邻舍，以备行辕，公过而先下顾，谈极畅。”[10]更有价值的是，林则徐召集广州三所书院学员作“观风试”，让每位学员毫无顾虑地在试卷上检举在珠江口内外为贩运走私鸦片而先行囤积的不法商人姓名，和广东水师因受贿而故意放纵鸦片走私的详情，生动地说明林则徐的政治智慧和惩办广东水师腐败官员的决心：“则徐因其乡人之久于粤者习闻水师得规故纵之说，乃选集会城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肄业生数百人，为观风试。假学政考棚扃而考之，卷夹条纸，开四事为问。（四事：一，大窑口所在及开设者姓名。一，零星贩户。一，令各就耳目所及指出，而不书己名者于纸片。一，断绝禁物法。卷册先由监院教官备送。前一夕预传刻匠，以三鼓刻印，留于行署，诘朝乃出，点名后诸生见条纸始知。）于是诸生各以所闻详书于纸。则尽悉屯户姓名及水师贿纵报获献功欺矇大吏状。”[11]
二是揭露琦善在英国侵略者嚣张气焰面前步步屈辱退让，尽撤水勇，对广东兵船副将军冤枉治罪，至使兵心解体，并下令拆除珠江水下暗桩：“时夷船候于粤，诸省海防兵皆撤归伍，粤兵船还至半途，出不意为夷务掳。怡良以闻。琦善虑妨和议，不欲深究。首诘开炮肇衅者，将罪副将以谢夷，兵心由是解体。……散遣其（按，指广东巡抚怡良）旧雇丁勇数千，横档前后备拒夷船之水底暗椿，悉如夷意裁之。”又私许割让香港，蛮横地拒绝关天培要求增兵防守虎门的建议：“先是，廷桢自闽解任至，值夷坚索埠地，琦善以闽之厦门、粤之香港，就廷桢商二地所与。廷桢曰，‘厦门全闽门户，夷居厦门可以窥内地。且澎湖、台湾之在厦东者，声势为所隔绝，不得聊络。其害至深，固万无许理。即香港亦在粤洋中路之中，外环尖沙嘴、裙带二屿，夷舶常藉以避风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给与，彼必筑建炮台，始犹自卫，继且入而窥伺。广东货船，鳞泊黄埔，辎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夷馆者以千百计，皆香港应也。与之良非所便。’琦善亦无以夺，已奏闻矣，至是进退无策。思借商议和款，往还论说，暂缓时日。义律已窥见其情，所请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意愈坚。天培密请添兵守虎门，琦善虑夷知而有词也，峻拒不许”。[12]嗣后，琦善两次约见义律，义律故意布置英军演习，用洋枪火炮向琦善恫吓，遂使琦善更加畏英军如虎：“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琦善自出阅视虎门，舟次狮子洋，于中道之莲花山与义律见，商议条款，丰待以酒食，使保纯偕广州副将赵承德主席劝……。义律欲示其军伍之整肃，饮已，领兵队，携枪炮，列阵山坡操演，请琦善出阅，欣然临观比，给赏而去。……汉奸杂夷兵，从义律入虎门，乘两次接见，随员无暇稽察，暗放小舟，四测水势，因而内河沙澳，尽为夷梢所悉。琦善既目视夷阵，怯其兵炮，愈执初见，以为非和则事未可知，特自惴无以回天也，遽以‘粤中地势无要可握，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陈奏。”[13]当梁廷枬着史之时，以穆彰阿为代表的投降派掌握着朝政大权，琦善、奕经这些臭名昭着的民族败类又重新被启用，爱国民众的言论受到钳制，处于如此政治压力之下，他敢于冒着风险据实直书，一一记载投降派的可耻行径，留下信史传之后世，他所具有的正直史家的崇高责任感和爱国精神，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和钦敬的。
同样体现了《夷氛闻记》鲜明的爱国思想和高度的史料价值，并为研究者所特别称道的是书中对三元里抗英斗争事件的记载：
方议款时，夷兵以船泊泥城，登岸肆扰，沿西及北。其据守耆定台者兵千余，款成尚迁延不据退。伯麦身肥体健，首大如斗，自恃膂力，率领余众自台下闯至泥城、西村、萧岗诸村落，大肆淫掠，奸及老妇。村民大譁。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附郭西北之三元里九十余乡，率先齐出拒堵。对岸之三出等村亦闻声而起。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夷目毕霞领其兵与村民战。村民稍却，被追，深入牛栏岗。所近居民大至，转瞬民多夷少，急匿丛薄间，放枪自卫。村民但遥围之。入夜，则脱衣悬树杪，迎风摇扬，作疑兵，民不敢前。及天明，入林内，搜杀几尽。逃者不识途径，亦多被截击。有叩首流血得免者。伯麦、毕霞同时殒命。收其调兵符券、防身铁剑、小枪之属。夷兵方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村人以其困不复逞，亦即不杀。其留耆定台余夷尚众，一人不敢下。村民但环立山麓，相约听其饿毙。围既久，越日，义律驰至，亦被围。密遣入间道求救于保纯，保纯闻报，请于土贡（按，时两广总督祁土贡 ）。…… 令南海令梁星源、番禺令张熙宇，随保纯出，步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越数时许。绅士潜避，民以官故不复谁何，遂亲翼义律下，群夷继之，众口喧哗，笑声闻 十里。夷自是始知粤人之不可犯。[14]
这段记载，具体地论述了英国侵略军野蛮劫掠烧杀奸淫的罪行，如何引起三元里民众愤怨抵抗的烈火，三元里90余乡和对岸三山等村民众同仇敌忾，不呼而集者数万人，熟悉家乡地理形势的人民群众，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机智的策略，终于将侵略者团团围住，锄耰棘矜都成了制敌于死命的坚兵利器，平日凭借洋枪洋炮、气焰不可一势的侵略者，终于露出怕死原形，弃枪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是地方官员余保纯等人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侵略者乞免，才得逃命。梁廷枬精心撰写的这段记述，有力地揭露了英国侵略者的野蛮罪行，生动地表现出为保卫祖国、保卫家园而战的民众齐声奋起、令敌人丧胆的伟大力量。魏源所撰《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对三元里抗英事件也有生动记载，相比之下，由于梁廷楠了解情况更为直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因而所述更为详尽，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书中还记载了广东人民反对英人入城斗争，读之同样足以大长爱国民众志气，大灭侵略者威风。《夷氛闻记》所保存的社学在抗英斗争中的作用的资料尤为珍贵。三元里抗英斗争之后，广州地区民众为了御侮抗英、保卫家乡，而在珠江口各处水陆冲隘，设防置炮。“河南数十万村及城东燕塘，亦均起而团练。进士何有书等，接踵倡行，各就所近设为社学，辅以公所而二之。西北曰升平，东门曰东平。练勇至数万，无事相安农业，有警，农即为兵。一时声势联络，咸隶广州协副将。民与官应。”[15]社学是由爱国士绅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领导，自动集资而成的群众性武装组织。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反英人入城斗争的高潮中，社学发挥了广州地区广大民众的伟大作用，显示出气壮山河的力量，誓与侵略者战斗到底意义的意志：
当是时，自上冬迄于三月，会城粤秀书院监院，刻印公柬，延集越华、羊城二院同事，暨城中在籍绅士许祥光等，及内外城以递河南居民铺店，按其街约，予以规程。劝家自出丁设械，为拒夷入城之备。预期分诣诸街约，岂切与商，一时雷动云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河南人民亦创隆平社学，同时响应。地大者至数千人，少亦数百，按日分期自具所练丁勇名数，柬报粤秀。随以其夜，延官绅同集其公所，壮目带令笼灯执械分队以过。越日，官出灸猪水酒奖之。自城内而城外，遂及河南，以次校阅。旬日间，得十万人有奇。当勇之夜出也，四城灯烛照耀，殆同白日，枪炮声闻千里，首尾凡十旬。城西之密迩夷馆者，登层台四望，了在眉睫。其稍远者，若新城以内，若河南南入村落平视阻隔之处，夷设巨镜，高擎而倒影之，火点如乱星，诸夷结舌不能语。戒馆役黑夷，未黄昏，即自闭前后户，市肆暂停交易。[16]
在如此坚强、广泛动员组织的武装民众的声势面前，侵略者眼看阴谋无法得逞，只好放弃入城要求。梁廷枬记述广州民众在反侵略斗争中发挥的伟大作用，堪称是鸦片战争时期历史着作中很有光彩的一页。在近代史上，如何看待民众在抗英斗争中的力量和作用，是反侵略斗争中关键的一条，也是体现史学家是否具有坚定的爱国立场和进步史识的一个根本标准，梁廷枬能充分肯定民众在抗英斗争中的作用，证明他无愧地是一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史学家。
但是，梁氏的史识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对清朝统治的腐朽落后和社会危机的深重几乎毫无认识，同时由于不能跨越中西文化观念的障碍，对中国虽然处于反侵略的正义地位，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和先进的文化，才能制服外国侵略者，这一番道理也极不理解。他反对“师夷长技”的主张，认为清朝是“上国”，向西方学习“长技”是严重的失体：“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17]又说：“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18] 即使西方火炮、兵舰、算学测量之法的先进明显地摆在面前，也要采取夜郎自大、不承认主义的态度。这只能说明梁氏仍然无法摆脱封闭的、狭隘的历史观，尽管梁氏也写有介绍西方国家历史及现状的着作，对西方事物有所了解，较之当日完全闭目塞听者胜过一筹，但对于当时西方国家已远居于先进地位，中国早已落后的世界历史大趋势，他依然是十分隔膜的。
三、《海国四说》对外国知识的介绍
梁廷枬所撰《海国四说》（包括《耶苏教难入中国说》[不分卷]、《合省国说》三卷、《兰伦偶说》四卷、《粤道贡国说》六卷）完成于道光二十六年，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同属于反映中国知识分子最早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并向国内传播的着作。《合省国说》和《兰伦偶说》即为美国和英国的略说（兰伦即英国首都伦敦，此泛指英国），前书主要取材于美国传教士美里奇（即裨治文）的《合省国志略》，后书亦主要依据当时翻译的西人着作写成。《粤道贡国说》的文献依据是当时粤海关所存历年中外通商、交涉档案，这是作者撰写《粤海关志》时所熟悉的。《耶苏教难入中国说》则主要取材于当时作者所涉猎的基督教宣传的各种书籍。[19]
《合省国说》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梁廷楠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处于刚刚接触西方文明的时代，却能对西方民主立宪议会制度给予高度评价：
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即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焉。盖取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着者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为统领者，既知当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覆当前之鋉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20]
梁廷枬将这段话置于本书之前，颇有开宗明义之意。这里所论述的是一种与中国两千年实行的君主专制完全不同的制度：依据民众的意志制定国家的宪法制度、议案（称为“国法”、“国例”），这种宪法和法律所体现的是民众的公心，按民众的意志选举全国统领（即总统），每四年一换，保证国家权力不致不受制约地长期落入个人手中，统领既不能利用权力据其高位而不退，又不能自己指定继承人，完全改变了东方国家“君治于上，民听于下”的专制统治的格局。由于统领的权力置于民众意志的制约之下，因而不能作威作福，不能树立私党、假公济私，更不敢贪侈凶暴，而惟有殚精竭虑，履行其职责。梁廷枬明显地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比封建专制远为进步的制度，认为古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美好愿望，以往只是飘渺的梦想，找不到实行的根基，而美国创立的民主制度却真正使这种愿望变成了现实。还有很值得注意的是梁氏一再强调根据民众意志制定法律、依照法律行事的重要性，认为“国法”具有最高权威，任何个人不能擅自改变，同时也不因照顾或迁就某种个别情况而随便改易，认为这正是“美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的基础。相比于中国君主制度和长时期形成“以人治国”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君主可以为所欲为，不知“宪法”、“法治”为何物，甚至视法律为儿戏的状况，梁氏如此重视上自最高统领都必须严守法律的“依法治国”思想，无疑是近代意识的萌发，同样应充分肯定。卷一又赞扬统领、议会一律遵守法律行事、不敢以私意破坏法律规例：“凡事无大小缓急，必集议而后行。议必按例，否则虽统领不自专。故凡统领初受事，辄誓于众曰：‘我必循例，自正其身，而后尽力民事’云。故例外一毫不敢稍存私见，亦不敢以己意自创一事。盖稍涉偏私，则举国必不服，而议事官先不会议，即议亦断不可行也。”[21]
书中介绍的有关美国产业进步、社会状况等项，在当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新鲜的知识。如介绍美国产业、技术的进步：“有出新意造桥梁、楼台、器物，人所未见而乐效者，其倡造之人，官为奖励。奇器之作，往往有因人力需费，而代以物力者，其中又分以水力、火力、兽力之不同。先是，棉布织少而价昂，嘉庆中，始以水运车，数十万纺车，监以一女工而足。织亦水轮转动，自能成匹。制易而工省，故棉布市于他国贱而且多。有纺织所，设纺车一万五千架，日得布四千丈。”称赞火轮船的先进：“中立铜柱，空其腹，设机焚煤，火激轮走，其快如风，日夜可行千里”，“故用以通急讯，实为奇捷”。“尽心思专用于制造，因而时趋新巧，有自来也。”[22]介绍举国对通商贸易的重视：“国实以贸易为本务，所入视农工远甚。统领之所奖劝者，固在此。”[23]再如赞扬合省国社会救济事业之发达：“合省人最体恤贫乏，故城村皆少乞食与鬻子女者，预聚赀立仁会，先施监狱，次则延师以训子弟之无力从学者。又设馆收聋、哑、残废，择可习之艺，手调音而教之。盲者造凸字书，令手揣读。就地设院曰养育，以收幼无父母者。随其质性所近，教以四民之业。”[24]还有记载印第安人的诚实、粗犷、勇敢：“土番体极高健，肤色如红铜，双目漆黑，发粗而长。男女皆喜饰，发垂耳，触之则以为大辱。然心颇明晰，处友能信。会议本用其旧俗，每议事，则老者严肃无慢容。平居则以门为戏，每相赌以牛羊。偶受人欺侮，当时能忍之，转念则矢以必报。战阵勇往，被擒至死不屈其膝。凡战尽揣所实物以行，示不反顾意。”[25]所有这些都给人以新鲜的知识。
《兰伦偶说》有类于杂说性质，其组织条理不及《合省国说》，故梁氏称其书为“偶说”。但书中对英国小学、中学、大学及各专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等项论述颇详：
设学选师，教国人子弟。师之贵等于五爵，必通数国语，精历法，明测验者，始以充选。乡有小学，所学曰文科。一古贤名训，二各国史书，三各种诗文，四文章议论。自七岁至十七、八学成，本学成试其优者，进于国中之中学，所学曰理科。初年，辨是非，察性理。二年，察性理以上之学。学成则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所学亦四科，听人之自择。曰医科，主疗疾病。凡病死医不得其故者，则剖其骸，以验其病端所在，着书示人。曰治科，主习吏事。曰教科，主守教法。曰道科，主兴教化。学成又各严考之。每试，则师聚于上，生徒北面，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即许任事。学道者，专务化民，不与国事。治民者，秩满后，王遣官察核，定其功罪而迁罢之。又有度数之学，数立算法家，度立量法家。数在音，相济为和，立律吕家；度在天，迭运为时，立历法家。皆设学立师，而不以取士。作画亦用度数，故远近分明，但求其似，不尚笔意，绘容尤为逼真。[26]
梁氏所具体介绍的英国进步的教育制度，同样为当时的国人所需要。
《粤道贡国说》依据粤海关保存的清代以来取道广州的暹罗、荷兰、意大利、英国等国使者来华进贡、交涉及有关贸易方面的记载整理而成，其中有关暹罗国的史料尤为丰富详确。从中可以见到，自清初起，暹罗即与清朝廷确定了进贡关系，初定贡期三年，而自乾隆五十 年至嘉道二十年间则几乎每年都有暹罗使者经广州来朝贡的记载。这种朝贡，每年由暹罗使者带来数量种类甚多的进贡物品，如驯象、象牙、各种香料、豆蔻、桂皮、樟脑、冰片、花布等等，清朝则赐以绸缎、玻璃、玉器、瓷器等物，故是以进贡形式的一种贸易往来。雍正七年“（使者）呈称：奉国王令，本国所产马匹甚小，久慕天朝所产马、驼、骡、驴之高大，请各买三四匹回国。”[27]奉旨准其购买。更值得重视的是，常有暹罗商人随使者带领大船来华从事民间贸易，商品以米为大宗。雍正二年下谕旨纠正沿海商人压低暹罗船舶运来的大米价格，称：“所奏每米一石，定价五钱，则贱买贵卖，甚非朕体恤小国之意。着行文浙、闽，此次已到之米，与该国现经发运续到者，皆照粤省一体遵行。”[28]保护了暹罗来华米商的利益。又，乾隆八年又专为对暹罗米商减税和规定闽粤等省贸易均须照市价公平发粜，不得压价，下发谕旨，并敕令如市场需求小，则着官为收买，以补官仓储存或供兵粮，此谕旨称：“上年九月间，暹罗商人运米至闽，朕曾降旨免征货船税银。闻今岁仍复带米来闽贸易。似此源源而来，其加恩之处，自当着为常例。着自乾隆八年为始，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万石以上者，着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十分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不需粜买，即着官为收买，以补常社等仓，或散给沿海各标营兵粮之用。俾外洋商人得沾实惠，不致有粜卖之艰。该部即行文该督、抚、将军，并宣谕该国王知之。”[29]乾隆十六年，又下发谕旨，着广州总督喀尔吉善等商议可否派员“于暹罗等国产米之处，官为购运”[30]之事。尽管后因喀尔吉善奏称若派官员前往采买，将难免商人抬高米价之虞，乃寝此议，仍然听任商人自行买还，但由此上谕亦可见泰国大米输入在清朝对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诸如此类都为研究中泰交往史的学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总之，梁廷枬所着《夷氛闻记》及时地记载了鸦片战争史实，其中有许多系本人亲见历闻的第一手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对广东省民众抗英斗争的气慨和力量作了忠实的记述，显示出作者坚决抵抗外侮的思想和识见。《海国四说》则介绍了有关外国的历史和现状，肯定西方民主制度远较之封建制度有巨大的进步性，并为研究中泰交流史等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两书都是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组成部分，尽管书中有的观点并不恰当，编撰体例不够完善，史料纂辑的倾向尚较明显，但从总体上看，两书无疑是发扬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和据实直书的优良传统而取得的有颇高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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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志刚

[1] 据着名近代史专家邵循正考证：“书中第五卷对徐广缙作用的渲染，显然是错误的，但可以证明书必成于
1853年徐广缙革职拿问之前。本书纪事迄1849年，大约即在是年作者以功邀赏内阁中书衔后所作。”（见邵循正：《校注夷氛闻记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2页。）
[2]《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5页。
[3]《夷氛闻记》第7页。
[4]《夷氛闻记》第23页。
[5]《夷氛闻记》第18页
[6]《夷氛闻记》第32页。
[7]《夷氛闻记》第27页。
[8]《夷氛闻记》第36页。
[9]《夷氛闻记》第42页。
[10]《夷氛闻记》卷一，第18页。
[11]《夷氛闻记》卷一，第25页。
[12]《夷氛闻记》第50、 51页。
[13]《夷氛闻记》卷一，第55—56页。
[14]《夷氛闻记》卷三，第75—76页。
[15]《夷氛闻记》卷三，第77页。
[16]《夷氛闻记》卷五，第158—165页。
[17]《夷氛闻记》卷五，第172页。
[18]《夷氛闻记》卷五，第172页。
[19] 参阅中华书局校点本《海国四说》（骆驿、刘晓点校）《前言》。
[20]《海国四说》第50页。
[21]《海国四说》第77页。
[22]《海国四说》第94-95页。
[23]《海国四说》第90页。
[24]《海国四说》第91页。
[25]《海国四说》第90页。
[26]《海国四说》第159页。
[27]《海国四说》第184页。
[28]《海国四说》第182页。
[29]《海国四说》第186页。
[30]《海国四说》第187页。< td="">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611.html

以上是关于《夷氛闻记》和《海国四说》的史学价值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