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1679年京师大地震与康熙朝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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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679年京师大地震与康熙朝政权建设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年9月2日)上午10时许,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声如雷,势如涛,白昼晦暝”。至下午6时,地震仍反复发生,且烈度很高。北京城内的宫殿、官廨损坏严重,民居十倒七八。之后的十余天里,强烈余震依然严重。通州、良乡等城墙全部塌陷,“裂地成渠,出黄黑水及黑气”。康熙帝到景山上避震三天三夜。时值炎夏,遍地死尸,恶臭满街,惨不忍睹。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北京城大雨滂沱,九门街道积水成渠。直至九月,余震仍然不断发生,且波及今河北、内蒙古、辽宁、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等省区130余县。
实修人事,挽回天心
康熙帝一面避震,一面发布上谕,令各级官员详察灾情,又令户部、工部筹措赈济灾民事务:京城内外军民房屋倒塌者,旗人房屋每间给银四两,汉人房屋每间给银二两,死后不能棺殓者每名给银二两。接着康熙帝又命发内库帑(tǎng,公款)银十万两赈济。通州、三河等处受灾严重,死尸多无人收殓。康熙帝命令户部和工部派员携带银两前往收殓尸体。到十一月,又下令蠲(juān,免除)免通州、三河、平谷等地本年地丁钱粮;对于灾情较轻的香河、武清、永清、宝坻、蓟州、固安等地,当年赋税仅征十之二三。
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即三藩之乱爆发时,北京就发生过一次小级别的地震。当时康熙帝曾说:“此乃天心垂异,以示警也。”并表示要益加修省,改进朝政。而1679年的地震,无论破坏力还是政治影响都远远大于以往。在处理地震善后问题上,睿智的康熙帝迅速由赈济延伸到统治政策的调整,将此次由地震带来的政治震动,变为加强政权建设的机会。
康熙帝认为,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地震,是因为朝廷上下“用人行政,多未允符”,官员们或罔上行私,或贪纵无忌,或因循推诿,或恣肆虐民,“是非颠倒,措置乖方,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天和,召兹灾眚(shěng,灾异)”。震后第二日,康熙帝就以“实修人事,挽回天心”为宗旨发布上谕,命部院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省督抚,就“目今应行应革事宜”进行奏报,并就本人任职情形据实自陈。同时,康熙帝又下谕旨,指示监察官员参劾不法,保护百姓,以期挽回天意。
震后第三天,七月三十日,康熙帝再次发布上谕,直接指出官员们枉法害民、上干天和的六个方面。一是民生困苦却饱受苛派勒索,使民怨之气,上干天和,召致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二是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推选用官员时,都举荐亲信,只重视办事有无能力,却忽略德行。三是驻军之地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占百姓子女,或借通贼之名,焚毁百姓房屋,掠夺财物。四是各地官员水旱灾害发生时,谎报灾情,欺上瞒下,侵渔赈济,使穷者益穷。五是司法官员审案时,改造口供,草率定案。又有衙门蠹役,恐吓索诈,导致很多百姓家破人亡。六是包衣(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意为家奴)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常常抢夺百姓财货,干预词讼,各级官员对这些人唯唯诺诺,反行财贿。对此,康熙帝非常严肃地指出,大小臣工,若不实加修省,纵能逃国法,亦不能免天诛也。
三天之内,康熙帝接连发布上谕,口气之严厉,实属罕见。而他把朝廷行政人事之腐败归结为上天以大地震示警,并以此为契机进行调整,目的是向世人宣扬其治国理念,即对儒家思想的学习、遵奉和实践,以加强政权建设。
尊孔重儒,笼络汉人
地震后的八月丁丑,康熙帝以地震为由遣官告祭天坛。九月庚戌,康熙帝再次亲自前往天坛祈祷。一方面通过祭天向上天报告治理天下状况,以此向天下万民表明天子之权乃上天所赐,表现皇权“受命于天”的至高无上性。另一方面,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常被看作是上天示警,君主需要自我反省,调整政策,除奸去恶,以合天意。
康熙帝这样善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这一年,清朝入关仅35年,康熙帝才24岁。在他之前的顺治、多尔衮执政时也都很年轻。入关后,摆在这些年轻的满族统治者面前最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军事征伐,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实现对一个多民族、且以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的有效统治。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满族人,显然还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来应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与汉族士人合作的问题上,满族统治者内部一直存在着斗争。保守派主张维护满洲人的文化、风俗和利益,排斥汉文化,对汉族士人采取强硬政策。以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帝为首的开明派,主张既要保持满洲风俗,又要消除其自身的陋规陋习,尊崇儒学并笼络和重用汉人。同时,清朝对汉人的政策又出现反复。自顺治末,到以鳌拜为首的四大辅臣执政时期,先后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汉族士人的大案,圈地、投充和逃人等法令也得到严厉贯彻,使满汉关系十分紧张。原先多尔衮和顺治帝时期许多笼络汉人的政策被废除。这些都说明,以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治国,清初的统治者内部并未达成一致。
康熙帝亲政后,保守派势力日渐消退,自鳌拜辅政时期以来的很多极端政策被纠正,满汉关系有所缓和。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帝正式设立南书房制度,以陪皇帝读书写字为名,延请张英、高士奇、徐乾学等汉族名士到南书房参与机要。他们成为康熙帝遏制满洲权贵、治国理政的得力助手。自十七年正月开始,康熙帝开特科大举征召博学鸿儒,使许多明朝遗民重新入仕新朝。
康熙帝明白,满洲人的利益固然需要保护,其骑射、国语的传统固然需要坚持,但都不足以成为治理天下的王者之道,统治一个多民族的、且以汉民族为人口主体的帝国,仅凭满洲人自己的经验远远不够。满洲人能够借鉴的有效治国之道只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尊孔重儒”是唯一的选择。京师大地震无疑成为康熙帝向世人表明其治国理念、笼络汉族士人的一个重要机遇。
强化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康熙帝调整统治政策、明确治国理念的更深层意思,就是进一步塑造和强化清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1679年京师大地震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是清朝平定“三藩之乱”(1674—1681)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大地震的前一年,即康熙十七年八月,吴三桂病死,清军基本上收复了湖南全境,由防御转为进攻,长驱直入,三年后彻底肃清三藩势力。学界一般都把这件事视为清朝康乾盛世的开端。康熙帝能够整合全国之力剿灭声势强大的三藩,甚至“反清复明”的口号也未能动摇清朝统治,相反,很多汉族士大夫对清朝忠心耿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表明清朝政权已经开始获得汉族士人认同,其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得到认可。
明清交替之际,很多士大夫将满族人视为“夷狄”,再加上清初剃发、易服等一系列暴政的推行,极大地刺激了汉族士人的民族主义,清朝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汉族士人的质疑。直到康熙时期,明朝的很多遗民如顾炎武等仍然拒绝入仕清朝。1679年京师大地震后,康熙帝采取的措施,不仅表明他在遵循传统儒家思想来应对天灾,而且通过祭天祈祷来强化皇帝代百姓向上天请命的“天子角色”。
1679年的京师大地震是发生在康熙朝政权建设过程中的一件事情。康熙帝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善后工作从赈灾延伸到政策调整和政治思想领域,把坏事变好事,把地震善后变为向世人宣扬统治理念、进一步获取汉族士人支持、强化政权合法性的机会,表现出一个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作者简介
刘文鹏,1972生,河北宁晋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专着有《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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