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纲》自序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史学史纲》自序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史学史纲》自序

我开始研究中国史学史，至今已有20年了。前10年，是蹒跚而行；后10年，也还是在摸索之中。中国史学丰富厚重，博大精深，我所能认识到的，距离它的实际的存在，还有很远的路程。
20年来，我的研究路径是：首先致力于一个断代史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朝着贯通的研究方向努力，一方面朝着理论的研究方向努力。我的几本小书的出版，留下了这一路径的轨迹，它们是：《唐代史学论稿》(1989年)、《中国史学散论》(1992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4年)、《史学的沉思》(1994年)、《杜佑评传》(1996年)、《史学与史学评论》(1998年)、《史学志)(1998年)。其中，《史学志》也可以说是上述两个方面结合的心得。
我萌发撰写贯通的中国史学史着作的念头，起于80年代中期。原因之一，是那时在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因不了解它的全过程而只能采用“接力”的办法；讲授者固然心中很不是滋味，听讲者也颇觉不便。原因之二，是史学理论研究热潮的兴起，许多问题的提出，要求人们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上作出回答或解释；而要作出某种回答和解释，就需要认识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原因之三，是专史自身的属性的要求，即不认识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其阶段性特征和理论上积累等许多问题都无法揭示出来，其自身的价值与作用也难得有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和说明。
从80年代末至今，我写这本书，断断续续经历了10年。一则是因为常常有别的事情而把它搁置下来，一则是因为有许多困扰需要进一步去读书和思考。其间，一部分撰述所得虽以不同形式陆续发表，但我始终不能忘怀的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着作。这已成了我对于这门专史、这门学科的极其虔诚的夙愿。
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着述，已有了近80年的历史。尽管它现在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一门尚在建设中的学科，但它的确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而在有些断代研究或专题研究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进展。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它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史学不能忘记自己，史学应当寻找自己，史学更要深刻地认识自己等观念的加强，正表明了这一新的趋势。我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一方面是在前辈学者、师友同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和深入的，一方面又适逢一个较好的历史环境和学术氛围。对于一个学人来说，这两点能够结合起来，实在是一种幸运。一个人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没有历史所提供的必要的条件，是不可想象的。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白寿彝先生。60年代初期，是他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使我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启蒙认识和浓厚兴趣；70年代后期，是他鼓励我继续读史学史方面的书，使我在阔别了中国史学史领域十多年之后又回到了这一领域；更重要的是，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着作和见解，对我有多方面的启迪和深刻的影响。这种启迪和影响并不限于学术本身，还包含着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和对社会的责任。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当把历史感和时代感结合起来，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不仅成为我的座右铭，而且也是我用来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为人与治学的原则之一。我自知做得还很不够，但我始终在努力去做。
本书和现在所能见到的同类着作相比，试图在以下这几个方面提出作者的独立见解，以表明它的特点：第一，在内容方面，力图在阐述清楚中国史学发展之全貌的基础上，适当突出这一发展过程中之理论成就的积累，并尽可能兼顾到有关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有关认识史学的理论。在这方面，现有的一些着作，给人们留下了可以发挥的广阔空间，我希望做一些拾遗补阙的事情。第二，在分期方面，不刻意探求以今天的社会发展分期观点与史学发展阶段相结合的分期方法及其结论，也不刻意探求从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来划分它的发展阶段性的分期方法及其结论，而是采用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这样做的好处是，或许可以使更多的读者在他所熟悉的历史时段的框架中去认识该时段史学发展的面貌。第三，在历史进程与史学发展方面，于横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段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于纵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历史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而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我希望上述的思考与表述，能够有助于我们在认识历史发展中来认识史学的发展，进而体察它们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
这里，我把本书的结构和内容概括如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批评。
导论。它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对史学的认识。其主旨是把从历史上认识史学同从理论上认识史学结合起来。我以为，在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时候，从理论上认识史学的本质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这个学科的重要性，而且可以激发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热情，从而提高我们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
第一章，史学的兴起一一先秦史学。这是记述中国史学从萌生到形成的过程，是中国史学的源头。这时期产生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撰述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虽带有早期史学的特征，但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久远而深广。
第二章，正史的创立一一秦汉史学。秦朝统一后，实行“焚书坑儒”政策，非秦记皆烧之，于史学上无重大建树。但秦的统一开两汉政治局面的先河，其思想影响重大，《史记》、《汉书》相继产生，是统一皇朝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巨着。《史记》创纪传体通史的宏大规模，《汉书》继承其体裁而创皇朝史的格局，建立了持续约二千年的“正史”的规范。
第三章，史学的多途发展一一魏晋南北朝史学。历史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促使史学在“成一家之言”和创立“正史”之后走向多途发展的趋势：在“正史”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剧增，门阀的特点和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至为突出。
第四章，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一一隋唐五代史学。隋唐的统一，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都突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史学在多途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总结与转折的新趋势，而转折又往往是同创新相结合的。总结、转折与创新是唐代史学的显着特点，而隋朝为其开端，五代是其余绪。
第五章，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一一宋辽金史学。两宋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学术氛围，使两宋史家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史学批评意识，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家之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在发展中的进一步深化。辽、金史学表现出来的史学对于政治的作用，以及从对于史学的重视中反映出来的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观念，是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
第六章，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一一元代史学。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核心的统一皇朝，它重视蒙古族的历史，同时也尊重宋、辽、金的历史，经过长时期的辩论和探索，终于寻找到了撰写宋、辽、金三史的适当形式并完成了三史的撰修，继承和发展了唐修前朝史的传统，推动了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七章，史学走向社会深层一一明代史学。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明代，出现了一些显着的变化，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扩大了，从而拓展了历史知识普及的道路；地理条件的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频仍，人们关于自然与社会之关系的思考和着作以及与经济史有关的着作增多了；经过千余年的孕育而勃兴起来的地方志犹如雨后春笋。这几个方面，构成了明代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晚明史学的崛起．却也显示出明代史学继往开来的作用。
第八章，史学的总结与嬗变一一清代前期史学。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清朝的历史也由此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清代前期，社会相对安定，所谓康乾盛世，也曾使中国社会面貌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文化的积累在史学上的表现是出现了总结与嬗变的趋势。总结，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考证学和历史文献学方面均有突出建树，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极致的境界。嬗变，主要表现在历史观念：方面；它上承晚明史学的批判精神，而集中在对皇权和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批判。这个时期，如果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是总结与嬗变的先驱的话，那么阮元和龚自珍便是总结与嬗变的殿军。
第九章，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一一清代后期史学。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剧变，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救亡图强思潮的兴起，改良和革命接踵而至。在这种大变动的历史条件下，史学迅速地分化：一方面是古代史学仍以其“惯性”前行，但已呈强弩之末的颓势；一方面是研究对象、撰述内容、历史观念、价值判断标准等在逐步发生变化，中国史学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并在20世纪初年擎起了“新史学”的旗帜。
以上是本书的基本结构、主要内容和大致脉络。卷末的两篇附录《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百年史学断想》，反映了作者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概括性的初步认识，一则表明它是本书之“通”的继续，一则表明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应当以关注现实的历史运动与现实的史学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20世纪即将进入它的最后一个年头，当它走完百年行程之日，也正是史学工作者起而研究它的全部历史之时。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艰巨而神圣的使命。
历史在继续，史学在继续，史学史在继续，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追求自亦与之继续下去。
（资料来源：《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2005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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