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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
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他的由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十年沉冤，终于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彻底平反昭雪。这使死者瞑目，生者欢心。无产阶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长期在翦伯赞同志身边学习和工作，这一切虽已年久月深，可是直到今天，他的音容教诲，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
翦伯赞同志，湖南省桃源县人，维吾尔族，一八九八年生。他的少年时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日益加深。帝国主义不断侵略，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政治黑暗，经济凋敝，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这种遍地荆棘、满目疮痍的景象，象密布的阴霾，沉沉地笼罩在年轻的翦伯赞同志的心头。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十三岁的翦伯赞同志远离家乡，到常德读书。一九一六年夏，中学毕业。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来到北京，考入法政专门学校。可是那些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辩护的所谓政、法，使他大失所望。一个月后，他忿然退学，转考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希望能学到点振兴实业的本领，以挽救国家、民族。一九二O年夏，商专毕业后，他回到常德教了四年中学。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于一九二四年夏，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希望继续深造。可是，那些宣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剥削有功、压迫有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仅不能为他提供“救国救民”之道，相反地却更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仇恨。于是，他又于一九二五年冬，毅然回国，次年春，到了当时的首都北京。这时的北京，是全国各种矛盾的中心。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这里赶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援奉军，派了两艘军舰侵入大沽口，被当地守军击退。日寇老羞成怒，又勾结英、美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无理要求。面对这一形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和青年学生在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集会抗议，并赴北洋军阀的政府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竟令卫队开枪，有四十七人被打死，一百五十余人受伤。翦伯赞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帽子也被子弹打穿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血的教训使翦伯赞同志明白了一个真理：军阀只会“祸国殃民”，不能“救国救民”，他的“实业救国”的思想开始破灭。在苦闷中，他看到自广州发出的时代曙光，于是决计南下。
一九二六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长沙，翦伯赞同志于这年冬天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次年一月，他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奉命北上，动员山西督军阎锡山和归阎节制的绥远（今内蒙古）都统商震起义，响应北伐。四月、七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疯狂屠杀。翦伯赞同志这时正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归顺了蒋介石的阎锡山电令商震逮捕翦伯赞同志。翦伯赞同志接受了商震的建议，即又经大同，“亡命上海”。一九六一年八月，他再次路过大同时，触景生情，写下了《大同感怀》二首：
（一）
重到边城访旧踪，云冈石佛华严钟。
难忘三十年前事，风雪漫天过大同。
（二）
少年岁月去悠悠，胜地重来已白头。
记得鼓楼楼北路，雪花如掌典羊裘。[①]
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长夜漫漫何时日?翦伯赞同志怀着忧忿的心情，为寻找真理而再度奔波。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社会的未来和人类的希望。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在中国建立了反动统治。一批包括托派在内的反动知识分子否定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反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了批判这些反动谬论，阐明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以明确革命方向，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那批反动知识分子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翦伯赞同志从一九三O年冬，就连续发表文章，勇敢地参加了这一战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翦伯赞同志又愤怒地写出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和《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②]等文章，从理论上和事实上揭露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并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一九三四年至三七年初，他还陆续发表了《莫索里尼和洛森培的和平新论》、《在红卐字旗下》[③]等若干篇论文，揭露批判法西斯头子莫索里尼、希特勒的反动理论和侵略行径。同时，他又翻译了斯大林的有名着作《大转变的一年》、《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胜利冲昏头脑》、《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们的答复》等文章，以《苏联集体农庄》的书名出版。这些书和文章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七年五月，翦伯赞同志被接纳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此时起，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国民党军一溃千里，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号召。翦伯赞同志在沪、宁失守的时候，奉命转移到湖南，任党的湘西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在林伯渠、徐特立同志领导下，他与张天翼、谭丕模等同志筹建了“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公开的斗争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以覃振为会长。覃振是国民党的所谓“党国元老”，历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立法院长、司法院副院长，与蒋介石有严重矛盾，是我党的重要统战对象。翦伯赞同志任该协会常务理事，主编机关刊物《中苏半月刊》，宣传马列，宣传抗战。[④]他在一九三八年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露批判了汉奸陶希圣、托派李季和（日）佐野袈裟美，买办文人胡适等的反动历史观，阐明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及进行新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这年十二月，汪精卫公开当了汉奸，蒋介石也与日寇勾勾搭搭。“远东慕尼黑阴谋”正在策划。翦伯赞同志立即撰写了《群众、领袖与历史》一文，于次年三月，作为《历史哲学教程》“再版代序”发表。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观点，强烈谴责了汪精卫、陈公博、王克敏、殷汝耕等汉奸、卖国贼，对蒋介石也发出了警告。文中赞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伟大的历史人物”，颂扬他们“过去乃至目前正在领导并坚决执行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使命。《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着作，又是在蒋管区公开歌颂毛泽东同志和工农红军的着作。这部书在特务横行、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起了宣传抗战、宣传革命的极好作用。
翦伯赞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冬长沙大火之前，转移到沅陵，次年又转移到溆浦，在民国大学教书。在这里他和谭丕模、张天翼同志，团结进步学生，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爪牙王宜昌、刘敏等托派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赶走了王宜昌。这年夏天以后，国民党的镇压十分猖狂，许多进步学生被捕，翦老等也遭监视；但他们仍勇敢地进行斗争。至冬天，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他迅速离开溆浦，前往重庆。他就于二月二十三日的大风雪之夜，踏上了新的征途。他后来追怀这段经历，写了如下一首诗歌：
钩党风声夜半传，山村寂静正新年。
难忘小市疏灯夜，急雪寒江独觅船。[⑤]
一九四O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到了重庆。从这时起，他长期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他的主要统战对象有冯玉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覃振，还有政界、文化界的许多上层人物。他又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与王昆仑、侯外庐同志共同主编《中苏文化》月刊，还兼做冯玉祥将军的中国历史教师。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件，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严重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干部，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部署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要“闭门”读书，“勤业、勤学、勤交友”，就是深入研究学术，提高业务，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为新的斗争做好准备。郭老一马当先，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连续写出了《屈原》、《虎符》等六部着名的历史剧，还有《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历史着作。翦伯赞同志也于这些年中，写成《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发表论文近百篇，共约一百数十万字。如着名论文《桃花扇底看南朝》以及《沦甲午中日之战》、《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贪污列传序》、《世界史的大转变——从法西斯的反动到新民主主义时代》等[⑥]，议古论今，深刻揭露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腐朽及其搞分裂、倒退、投降的阴谋，宣传了我党坚持团结、进步、抗战的政策。翦伯赞同志还以诗的形式进行斗争。一九四四年夏，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进攻面前全线溃退，而对于爱国人士、抗战军民则横加迫害、打击的情况，翦伯赞同志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喋血常桃血未干，又传胡马渡衡山。
焚书到处纵秦火，杀敌何人出汉关。
南渡君臣怜晋宋，北征豪杰遍幽燕。
莫倚巫巴能阻险，从来王业不偏安。[⑦]
强烈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致使国土大片沦丧的反动行径，歌颂了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奋勇杀敌、坚决收复国土的精神。这首诗在当时的重庆是无处发表的：可是进步的文化界却一再传抄，众口皆碑，有“洛阳纸贵”之誉。翦伯赞同志还发表了《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⑧]等文章，尖锐、深刻地点名批判了“文化班头”胡适，狠狠打击了封建、买办文人们的反动气焰。翦伯赞同志还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红岩村）、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处讲演，这也是学习、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
翦伯赞同志一到重庆，就结识了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这是他的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件大事。时代的狂飚在大革命时期，使他俩咫尺天涯；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却又使他俩千里相聚。这时，郭沫若同志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主编的《中原》杂志，是我党在国民党的心脏重庆用以团结、教育广大文化界人士，不断向日寇、向反动派发动进攻的两个重要阵地。翦伯赞同志一到重庆，“异军突起”，立即为郭沫若同志所重视，并一再为翦提供阵地。他在请翦到文工会讲演的一封信中说：“此间的同志们依然希望您早来，其诚比太阳还要热烈。”（1942年7月22日）在一次讲演之后，又给翦信：“日前莅城讲学，穷搜博览，析缕规宏，听者无不佩赞，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1942年2月17日）《中国史纲》第一卷将脱稿，他给翦信：“十七日信奉到，读后甚感兴奋。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清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1942年11月19日）他在接到翦为他正在进行的创作提供意见和资料的信后，立即复信：“奉读大札，不啻获得十万雄师。”郭对翦一直是关心、爱护和鼓励的，把翦引为战友，对翦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翦伯赞同志对于郭老一直很尊敬，认为是自己的严师和同志。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这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肩负着全国亿万人民的愿望，飞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问题。在这个期间，翦伯赞同志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同志，亲聆训诲，并按照他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次年—月，旧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翦伯赞同志应中国民主同盟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的聘请，以“顾问”身份参加了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这场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力四六年五月四日，翦伯赞同志回到南京、上海，按照党的指示，与张志让、周谷城等同志组织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等进步团体，与邓初民、夏康农等同志主编《大学月刊》，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七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十月十五日，又在南京召开伪“国大”；并疯狂迫害爱国民主人士。这时，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更加困难。翦伯赞同志按照周恩来同志的部署，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文化界人士，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一九四七年春、夏间，他和上海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热情支持各地蓬勃发展的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并发表文章，通电全国，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法西斯暴行。
十月二十二日，上海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政治形势更加严重。二十七日，翦伯赞同志遵照党的安排，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在南方局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民主运动。他在达德学院教书，同时又与老战友茅盾、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香港《文汇报》的《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九个副刊，[⑨]配合正面战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后，发动了强大的思想进攻，为最后摧毁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而战斗。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翦伯赞同志奉命同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十余人乘轮北上，十二月五日抵大连。按照党中央指示，郭沫若等同志北赴沈阳参观，翦伯赞等同志则南渡渤海，转山东，至党中央所在地石家庄附近的李家庄报到。四日，郭老赋《送别伯赞兄》一首：
又是别中别，转觉更依依。
中原树桃李，木铎振旌旗。
瞬见干戈定，还看槌锤挥。
天涯原咫尺，北砚共良时。
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翦伯赞同志抵李家庄。当天，李维汉同志看望了他，并送给他《毛泽东选集》一部，鼓励他认真学习。六日，周恩来同志会见他，就他今后的工作做了安排。二月一日，他奉命与胡愈之等同志随军进北京，参加文化接管工作。三月二十九日，他在团长郭沫若的率领下，与钱俊瑞、陈家康，许广平、马寅初、徐悲鸿、程砚秋等以中国代表团代表身份，至捷京布拉格，参加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五月二十六日归国。后又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
这时，翦伯赞同志还只有五十岁。可是战争年代的风霜已使他双鬓斑白，额头上也增添了几许皱纹。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亲切地称呼他们这位老部下为“翦伯老”，这个充满无产阶级感情的称号，被作为一种无尚荣誉，在史学界和文化界中传开。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翦伯赞同志被任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他还历任燕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民委委员，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缅友协副会长等职。为了改造旧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他协同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筹建了中国史学会，郭、范分任正、副会长，他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史学会把中国的大批历史学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史学研究和史料编纂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卷帙庞大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就是在这一时期编成的。全书共分十一个专题，字数约在两千万以上。其中的《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就是翦伯赞同志主编的。他还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的同志合编了《中外历史年表》、《历代各族传纪会编》等书，对于中外历史、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以及有关《红楼梦》研究、历史人物评价等论文，都是学习并阐述毛主席关于中国古代史和历史人物的论述而撰写的。
翦伯赞同志热爱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敬爱的周总理，他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重视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也很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态度积极。
一九五五年、五六年，翦伯赞同志三次出国，第一、三两次是以团长身份率领中国学术代表团分别到荷兰的莱登和法国的巴黎，参加“青年汉学家会议”。中间一次是以团员身份参加由郭老率领的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在这些活动中，郭老、翦老等人广交国际朋友，反对反动派，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加强中国人民和日本及欧、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起了重要作用。访日归国途中，郭老赋诗三首赠翦老。[⑩]其中《访日书怀》曰：
战后频传友好歌，北京声浪倒银河。
海山云雾崇朝集，市井霓虹入夜多。
怀旧幸坚交似石，逢人但见笑生窝。
此来收获将何有，永不愿操同室戈。
回国后，郭沫若、翦伯赞等同志在杭州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翦伯赞同志又在北京颐年堂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召见。
四
一九六一年四月，高教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翦伯赞同志被指定担任“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并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他每想到中国的大学历史系至今还没有一部通用教材；在国际上，中国史领域却是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着作充斥着，心里就很不平静。他一面认真规划、组织、领导历史组工作，一面又抓紧《中国史纲要》的编写。为了写好这部书，他慎重地选择编写人员，亲自拟定“编写计划”和“指导思想”，与编写人员一起讨论确定这些文件，并共同制定“编写提纲”。他在审阅书稿时，字字推敲，句句斟酌，一丝不苟。他长期以来，黎明诵马列，月夜读史书，虽年近古稀，常常废寝忘食。《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就是他将自己在审阅《中国史纲要》的草稿时的批语整理而成的，以备编写人员参考之用。
一九五八年的二月、五月，陈伯达利用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做“报告”的机会，歪曲、割裂党的“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在史学界、文化界吹起了大搞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浮夸、浮躁等不正之风，严重影响、破坏了我国的文化、教育革命和学术研究。一九五九年三月，郭沫若同志以“答《新建设》编辑部问”的形式，发表了着名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坚决批判了上述那些错误倾向，并具体、明确地指出了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和正确方法。范文澜、翦伯赞等同志也先后发表文章或讲演，坚决支持郭老的正确主张，并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翦老的主要文章有《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1]等。翦伯赞同志还积极组织我系教师以史学为武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他对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严肃认真，鼓励史学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改造世界观；提倡老专家要认真带徒弟，青年要虚心向老专家学习，按专业“对号入座”，做到尊师爱生，互学互助。
范文澜同志是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翦伯赞同志就对这位远在革命圣地延安的老同志的着作怀有浓厚的兴趣。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中国史学会筹备会成立之前和成立以后的相当时间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翦老写的《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以及和邵循正、胡华两同志合写的《中国历史概要》等论着，都经过范老的仔细椎敲和精心润色。
为了推动民族地区文化、学术的发展，一九六一年夏，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应乌兰夫同志的邀请，组成了一个有十六位委员参加的学术代表团，由范老和翦老率领，访问内蒙古自治区。先后访问了呼和浩特、包头、海拉尔、满洲里、达赉湖、牙克石、阿里阿、札兰屯等地的学校、工厂、牧场、渔场，还参观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和原始森林。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范老、翦老和其他同志在不少学校和文化单位参加座谈会或作报告，宣传了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方针、政策，批判了陈伯达刮起的不正之风。
祖国边疆的秀丽和建设的迅速，深深鼓舞了代表团的全体同志，也激发了翦老的诗情。他赋《访呼伦贝尔草原》二首：
（一）
浓云低压雨蒙蒙，塞外人家毡作篷。
此是今生未曾见，草原万顷牧歌中。
（二）
锡尼河畔论英雄，万马秋风汗血红。
一代天骄今已矣，红旗插遍辽西东。
《札兰屯即景》：
山城细雨晚潇潇，秀水亭边柞叶凋。
几夕风霜秋缥缈，满山林木自妖娆。
遥望远岫青千叠，最忆溪流绿一篙。
如此风光真是画，不须粉墨写鲛绡。
翦老回到北京后，还写了深有抒情意味的《内蒙访古》一文和若干首歌颂内蒙古人民和建设以及怀古的诗歌，以表达他对“江山如此多娇”的伟大祖国的感情。
五
可是，党的史学战线上的老同志坚持马列、坚持党的政策的精神，早已触怒了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之流。这伙坏家伙从一九六三年起，就违背党的原则，采取了以势压人、强词夺理、歪曲捏造、恶意中伤等卑劣手段，疯狂攻击、陷害翦伯赞同志。他们曲解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强加在翦伯赞同志身上，耸人听闻地胡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中的纲”；又把尽人皆知的所谓“让步政策论”的发明权，也硬加在翦伯赞同志头上；甚至还危言耸听地诬蔑翦伯赞同志是在“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他们利用控制的舆论工具，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竟给翦老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的大帽子，必欲置翦伯赞同志于死地而后快。
翦伯赞同志到底犯了什么天条呢?他的文章俱在，有目共睹，是非自有公论。关于“历史主义”，《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文说：“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历史主义必须具有阶级观点的内容”。这里所谈，当然不是指资产阶级，而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这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呢?关于“让步政策”，戚本禹气壮如牛地说“一九三一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让步’的理论。”[12]遗憾得很，戚先生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也未免太孤陋寡闻了。只要查一查他的主子陈伯达的“名着”《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就可知此说由来更久，时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再查一下此入的《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中国经济杂说之一》，可知他在一九四一年仍持此说。就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再版的《近代中国地租概况》，此说依然未改。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关于“让步政策”的有无，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讨论的学术问题，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主张有或没有，都不能构成任何罪状。在这里值得我们指出的，不是“让步政策”的有无，而是戚本禹之流为什么把“让步政策”这一发明权代替主子慷慨让给翦伯赞同志，其中自有奥妙。至于翦伯赞同志本人，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是作过长时间的严肃的研究探讨的。他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不要毫无分析地在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照例写上一节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至于评价秦始皇等帝王将相，翦伯赞同志的观点向来是鲜明的。这里举一个例子。一九六三年三月，郭老、翦老应广西史学会的邀请，访问了南宁、柳州、桂林等地。翦老做了几首纪游诗，得到郭老的称赞和润色。其中的《桂林纪游》：
“南来逾五岭，云树郁苍苍。
桂海多仙窟，漓江似画廊。
如今成乐土，自古慨炎荒。
不到灵渠岸，无由识始皇。”
《游灵渠》：
“一统中原迈禹汤，雄才今日识秦皇。
帆樯北转湖湘粟，楼橹南通岭海航。
死去三君真典范，飞来一石太荒唐。
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梁。”
四月三日，郭老给翦老信：“诗很好。‘雄才千古说秦皇’句，建议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始皇’扣合起来了。”可见郭老、翦老评价始皇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看法是明确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戚本禹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对翦老“大张挞伐”的黑文《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胡说翦伯赞同志向秦始皇等帝王将相“高唱赞歌，顶礼膜拜”。这完全是诬陷。范老看了这篇黑文之后，愤慨地谴责戚弯禹之流说：“翦老反对蒋介石，为什么害怕秦始皇?!这样的批判我就不服!”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伙黑帮的阴谋。范老还于二十七日派人专程到翦家探望，以表达他对翦老的关心和同情。
一九六五年以后，翦伯赞同志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但他仍念念不忘党的工作。他对来访的《新建设》杂志编辑说：“在过去的讨论中，我也受到了教育。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服从党的领导，以后能够活几年，就为党做几年工作。我总希望史学界能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写出几部好的中国历史。而不要搞得剑拔弩张，以致不敢写文章。即使有错误，也要采取商量的态度，顶多说‘值得商榷’，用不着扣帽子。谁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呢。”就在这时，翦伯赞同志仍顽强地、日以继夜地伏案编书，也仍坚决地、不妥协地在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继续战斗。他严肃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他严厉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卑鄙行径，指出这将“彻底暴露他们自己。”
在学术上“搞臭”翦伯赞同志是为了在政治上把他彻底“搞垮”。在不久之后，他们给翦伯赞同志接连强加的“反共老手”、“反共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蒋介石的走卒”等莫须有的罪名，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林彪、“四人帮”的目的远不只于此，他们还要进而消灭党的史学队伍。一九六五年冬，戚本禹抛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把池们的主子陈伯达吹捧为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而把党的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统统骂为资产阶级，他们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他们乘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之机，混水摸鱼，公开叫嚷要揪出“史学界里的‘保皇党’”，[13]他们的罪恶目的更昭然若揭。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指示，要保护一些历史学家，包括郭老和范老；可是他们却对抗毛主席的指示，采用一切旁敲侧击、明枪暗箭等卑劣手段，打击伤害这两位受人尊敬的老同志。他们还连篇累牍地点名攻击诬陷史学界其他一些老同志，给他们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史学界的大部分老同志和许多中、青年同志，都遭到他们的各种形式的打击和凌辱。他们在文艺界搞了一个“黑线”专政论，在史学界又搞了个“保皇党”专政论。所谓要揪史学界里的“保皇党”，实际就是要在史学界搞“改朝换代”，由他们来“君临于史学界”。进而以他们控制的史学界为阵地，大搞影射史学，制造反革命舆论，为篡党夺权，“君临于全中国”服务。历史已对他们的这一罪恶目的做出了判决。
林彪、“四人帮”对于曾在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革命老同志怀有刻骨的仇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他们就指示他们的黑干将在各地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北大，他们对身患重病的翦伯赞同志一再揪斗，拳打脚踢，把大便纸篓扣在他的头上，还搞“喷气式”。在仅仅几个月中，对翦进行的大小批斗会、审讯会，多达一百余次。后来，翦伯赞同志夫妇又被赶出居住了近二十年的燕东园，关押在蒋家胡同的一间小黑屋中。他们又煽动街道上的不懂事的小孩到他家大闹，一群未走，一群又来，批斗不停。晚上，小孩们走后，翦老太太才哭着把翦伯赞同志背拽到屋中。林彪、“四人帮”的手段多么毒辣。
六
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讲话中指示，要解放翦伯赞同志，要关心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这实际是毛主席在号召迅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因此人人欢欣鼓舞。讲话也很快传达给翦伯赞同志，并把他们老夫妇从蒋家胡同搬到燕南园居住，生活有所安排。翦伯赞同志非常感动，连夜给毛主席写了感谢信。
可是就在这时，翦家忽然来了一个林彪、“四人帮”的打手，带着一伙人，背着毛主席和周总理，以继续调查刘少奇一九三六年的“阴谋”为名，对翦伯赞同志大搞逼供信，连续折磨多日，并以逮捕，坐牢相威胁。翦伯赞同志就于十二月十八日最后一次“审问”的当夜，被迫害致死。当时刘少奇的专案已经结束，而且一九三六年翦伯赞同志还不知刘少奇是谁，更谈不到参与他的“阴谋”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翦伯赞同志被迫害致死的事件十分关心。中央领导同志严厉斥责了那个打手和有关人员，责备他们为什么在刘少奇的专案已结束以后，还擅自找翦调查刘的问题?斥责他们违背党的政策，搞逼供信，将翦逼死。可是那时林彪、“四人帮”还正猖狂，那个打手强加给翦伯赞同志的那条莫须有的“罪状”却被装入专案材料中，成为他们在一九七O年二月定翦为敌我矛盾、并清除出党，进行“鞭尸”的主要根据。一九七一年，林彪、陈伯达垮台了，可是，“四人帮”还在横行，翦伯赞同志的那条莫须有的“罪状”依然存在。有冤仍无法申诉。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党中央正确地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一切冤案才可以得到昭雪。当然，昭雪冤案也不会一帆风顺。林彪、“四人帮”垮台了，可是他们的流毒尚存，按照他们的旨意，他们在北大的两朝黑干将花了十年的时间，拼凑起来的所谓翦伯赞的“专案”还在散发着臭气。这些情况一度成为平反昭雪过程中的重重障碍。
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北大新党委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依靠广大群众，彻底揭发了林彪、“四人帮”陷害翦伯赞同志的阴谋，并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在全校为翦伯赞同志举行了昭雪大会：又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厂隆重的追悼会。十年沉冤终于昭雪。翦伯赞同志的革命的一生重新被承认，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声誉得到了恢复[14]，他为之终生奋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和我国的其他事业一样，将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发展繁荣。
（资料来源：《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 见本书《内蒙访古》。
[②] 天津《丰台》旬刊，一卷一期。
[③] 分别发麦于《世界文化》杂志一卷六、十、十一期，署名林零。
[④] 《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创立及其使命》，长沙《大公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之筹备成立及其前途》，汉口《中苏文化抗战刊物》一卷五期，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⑤] 参看《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三期第二O页。
[⑥] 分别发表于重庆《群众》杂志九卷七期（署名商辛）、十卷二期，《中苏文化》八卷五期、六卷二期，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新华日报》及《民主世界》杂志二卷七期。
[⑦] 此诗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张仲纯同志惠示，时张在延安得见此诗，为阎宝航同志抄赠。
[⑧] 见重庆《读书月报》二卷三期，原题《中国历史科学的实验主义》，收入《中国史论集》第一辑，改用此题。
[⑨] 见香港《文汇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
[⑩] 亦见《骆驼集·访日杂咏（十首）》，文字稍有出入。
[11] 分别见本书第二三页、三二页、五九页、八二页。
[12] 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第二六页。
[13] 见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14] 《彻底推翻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词——北大为翦伯赞傅鹰等一大批干部教师学生平反昭雪》，《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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