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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顾炎武
一、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谈起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当我们回溯往史，缅怀那些忠于自己祖国的优秀的历史人物时，常常会想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得回溯到十七世纪的中叶。当时，极端腐朽的明王朝覆灭了，继之而起的清王朝在入关之初，又推行高压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着社会大动荡，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沉痛地总结历史特别是明亡的历史，得出了若干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断。卓越的思想家黄宗羲，尖锐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光辉的论点，则是另一个杰出学者顾炎武提出来的。
顾炎武曾经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书，叫做《日知录》。他在这部书的第十三卷的“正始”条中，谈到“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他说的“亡国”，是指改朝换代，一个王朝的灭亡；“亡天下”，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的沦亡。他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意思是说，维护一个王朝的政权，是它的君臣等上层统治者的事。紧接着又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意思是说，保卫整个国家民族，则是全国人民都有责任的事情。后来，在人们传习和引用过程中，后一句话被概括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这就得从他的成长和他所处的时代谈起了。
二、抛弃科举，研讨实学
顾炎武诞生于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那个时候，由朱元璋所建立的明封建王朝，经过了二百多年，换了十来个皇帝，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当时，封建统治集团日益反动腐败，朝政昏乱。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贪赃枉法，结党营私，各地的土豪劣绅则肆无忌惮地掠夺农民。就在顾炎武的家乡江苏昆山县一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沦为佃户，沉重的赋役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由于王朝衰败，国力削弱，东北满族领袖努尔哈赤乘机而起，不再接受明朝中央政府的统辖，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地方性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崇祯九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将“金”改称为“清”。明王朝为了同实力不断扩大的后金作战，把庞大的军事费用全部加到人民头上。结果，广大劳动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
顾炎武的童年时代，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他所出身的官僚地主家庭，也在统治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的吞并之中，衰败下去了。顾炎武的曾祖父章志，官至兵部侍郎，是个大臣；祖父绍芳，则是个从六品的普通官员；叔祖父绍才是个监生(曾在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入学的生员)；父亲同应只在乡试中得了个副榜(正式取中的为举人，另取若干名为副榜)。绍芾子同吉早死，其聘妻王氏未婚守节。同应的次子炎武出世后，过继为同吉的嗣子；因此，炎武称王氏为嗣母，绍芾为嗣祖父。王氏是一个有文化、有道德的妇女，从顾炎武六岁起，便教他读书，给他讲历史上有作为、有气节的人的故事。顾绍芾更是一个很有学问而又关注社会现实的人。在他的严格要求下，顾炎武从九岁起，便不间断地读我国古代的历史名着如《史记》、《左传》、《战国策》、《国语》、《资治通鉴》等，还认真地读了象《孙子》、《吴子》一类古人谈军事的书。顾绍芾教诲顾炎武要讲求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在学术着作中不可抄袭古人。顾绍芾还十分关心时事，曾长期阅读邸报(刊载有关政事的文书和消息的一种官报)，加以摘录。这样的言传身教，对于顾炎武成长后注重经国济世的实学，学术上孜孜于进行新的探索，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都有明显的影响。
在明末那样的封建时代，、读书人要想对社会有所作为，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首先，科举制度就把他们紧紧地束缚住了。顾炎武也不例外。1626年(天启六年)，顾炎武已经是十四岁的少年，他进了昆山县的官学，取得了秀才的资格。科举考试促使读书人成天埋头在故纸堆中，去死记硬背儒家经典中的教条，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与社会现实毫不相干的学习内容，丝毫激发不起顾炎武的学习兴趣。不过，在许多同学少年中，顾炎武却交上了一个名叫归庄的好朋友。他们互以名节相砥砺，性情都耿直狷介，不肯随俗浮沉，以致被人称为“归奇顾怪”。对此，顾炎武在晚年时回顾说：“归奇顾怪，一时之选。”的确，当时这两个年青人称得上是优秀之才。他们对社会现状有着同样的看法，对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都深恶痛绝，真可说是志同道合。他们还参加了当时江南一带知识分子的进步组织——复社，同各地来的读书人一道，既论文，又议政，抨击朝廷中的贪官污吏，议论国家大事。
从成为秀才以后，科举制度把顾炎武足足桎梏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当中，社会危机又空前地加剧了。1627年(天启七年)，农民起义的火炬首先在陕西点燃。星星之火，迅成燎原之势，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两支起义军，更象铁钳一般，紧紧地夹住了明王朝的咽喉。关外的后金，也乘虚而入，占据了整个东北。明王朝的末日已经临近了。
1639年(崇祯十二年)，二十七岁的顾炎武又一次参加了为取得举人资格而进行的考试，仍遭到了失败。十三年的亲身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危害性。他后来在题为《生员论》的文章中指出，科举制度、八股时文，使读书人“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这是“败坏天下之人材”，所以，只有“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顾炎武通过对沉痛教训的总结，意识到不能再在这条死胡同中走下去了。严峻的社会现实，更促使他作出了同科举制度决裂的抉择。
顾炎武在乡试失败后，“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国家多难，读经的儒生提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断然摆脱了科举制度的束缚。此后，他便把全副精力用到挽救社会危机的探索中去。他既重视对社会现实情况的了解，又充分利用了自己所能见到的书籍，打算从这些书中取得借鉴，以有助于寻找造成明末社会积弊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积弊的途径。
顾炎武的家中收藏有很多图书，不仅有我国历代的重要史书，而且有大量的地方志，有明历朝实录(记录皇帝在位时重要政事的官方史册)，还有许多文人的文集、笔记。他日以继夜地从这些书籍中去搜集有关农业、水利、赋税、矿产、交通等方面的材料，打算编成一部分量很大的书。这部书虽然因为天下大乱没有能够编写成功，但是，基本材料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后来，顾炎武把这些重要资料一分为二，其中有关经济资料的汇编就叫做《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资料的汇编就叫做《肇域志》。这两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直到今天，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都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当顾炎武把自己的探索日益深入的时候，腐败的明王朝无可挽回地灭亡了。1644年(明崇桢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1]，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了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与此同时，十余万清军逼近山海关。驻守当地的明总兵官吴三桂，可耻地投降了清军，并带领清兵越过山海关，对李自成农民军建立的“大顺”农民政权进行疯狂反扑。农民军未能击退清军进攻，被迫撤离北京。五月二日，清军进占北京，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三、为抗清而奔走
明亡清兴，改朝换代，一时天下大乱，人心惶惶。在顾炎武的家乡，社会秩序也极不安宁。这里应该补叙一下：164l年，顾炎武的叔祖父去世了，这使他悲痛万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和把他正在从事的着述工作继续下去，他把祖上遗留下来的几百亩田地典押给昆山县富蒙叶方恒家。叶家仗势欺人，图谋将这些田地霸为己有，从此两家结下了怨仇。明亡后时局动乱，叶方恒乘机唆引暴徒抢劫了顾家，还趁着黑夜，纵火焚晓了顾家的住宅。家乡已经无法居住下去，顾炎武陪着嗣母，迁居于与昆山县邻近的常熟县乡下。在那里，他一面继续从事着述，一面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当时，南方的一些明朝官僚，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廷，历史上称做南明。1645年(清顺治二年)春天，由于昆山县县令杨永言的推荐，弘光政权任命顾炎武为兵部司务(兵部的下级官员)。为了准备到南京去任职，顾炎武把《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写作停了下来，集中精力撰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文章。在上述文章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明末社会中的弊病，认为此时的社会已处于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如何去进行变革呢？这时候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南明政权能否稳定地存在下去，足以同清廷对抗。顾炎武紧紧抓住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就军队的改造、军事战略的规划、财政的整顿以及务农积谷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切实的主张。四月间，他离开常熟乡下到南京去，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得到弘光朝廷的采纳。
顾炎武路过镇江(古称京口)时，弘光朝廷中坚决抗清的史可法正督师扬州。顾炎武在当时作的《京口即事》诗中写道：“河上三军合，神京一战收。祖生多意气，击楫正中流。”西晋沦亡之际，志士祖逖誓复中原，渡江北伐。顾炎武把史可法比作祖逖，并对他寄予厚望，所以诗中又说：“大将临江日，中原望捷时。”诗的末句是：“从军无限乐，早赋仲宣诗”(东汉末着名文学家王粲，字仲宣，曾写过《从军诗》)，则表达了顾炎武自己决心为收复中原而贡献力量的意愿。
但是，残酷的事实却使他大失所望。在弘光朝廷中执掌大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都是臭名昭着的贪官污吏。他们不仅与荒淫无耻的福王朱由崧狼狈为奸，苟且偷安，而且竟然置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于不顾，排挤和打击爱国将领史可法等人。对顾炎武的主张，他们又哪里能够听得进去呢？没有知音，政治抱负得不到舒展，顾炎武只好愤愤而归。
1645年春天，清军在西北歼灭了农民军的有生力量，李自成被迫率领余部经河南退到湖北，后来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壮烈牺牲。这时，清政府将西北战场的精锐部队调集南下，向南明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四月底，扬州保卫战失败，史可法等将领英勇就义。扬州失陷后，清军在那里进行了野蛮的屠杀。
弘光朝廷虽然腐败，但是它毕竟在形式上还是维系江南人心的一个政权，顾炎武总还希望它在抗击清军中多少能起点作用。于是，在五月初，顾炎武再次离开常熟乡下，取道镇江，前赴南京。可是，弘光政权兵败如山倒，顾炎武还来不及进南京城，清军便于五月十五日击灭了这个小朝廷。清军的屠杀，激起了顾炎武强烈的义愤；史可法等人的壮烈牺牲，坚定了顾炎武誓不屈服的意志。于是，他家也顾不得回，便毅然投笔从戎，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武装斗争。
当时，江南各地人民不甘忍受清军的残酷杀掠，纷起进行武装反抗。原福王朝廷的一些将领，也带兵同清军对抗。顾炎武过去在复社中的许多朋友，如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人，都投入了斗争。他们联络松江、太仓、宜兴等地的抗清明军，商定由总兵吴志葵先率军攻打苏州，一旦苏州攻克，各路义军便同时响应，会师南京。顾炎武在苏州参加的，就是吴志葵这支部队。他当时激动地写下了题为《千里》的五律一首，诗的前四句是这样写的：“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太湖)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寥寥数语，活画出当时江南抗清斗争的声势。
在进攻苏州的战斗中，吴志葵的部将鲁之屿异常英勇，他率领三百名士兵攻破苏州西城门胥门，登城而入；但是孤军深入，后援不继，被清军预先设下的伏兵击溃。吴志葵全军遭到惨重失败，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部队便被打散了。由于没有形成一支有力的领导力量，江南的抗清斗争犹如一盘散沙，被清军各个击破。顾炎武只好回到常熟乡下去。
清朝击灭弘光政权之后，于这年的闰六月发布命令，强迫各地所有的男人都必须象满族一样，把额前头发剃掉，于脑后蓄一长辫，否则就要杀头。这种高压政策，更加激起了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在顾炎武的家乡昆山县，当时清朝派来了一个叫阎茂才的新县令，于闰六月十三日发布告示，下令剃发蓄辫。整个昆山县城顿时群情激愤，犹如火山爆发，怒不可遏。人们冲进县衙门，杀了阎茂才，连他的官府也烧了。逃亡在外的原县令杨永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招募了几百名士兵，迅速赶回昆山；他在百姓们的推戴下，领导全城的抗清斗争。
七月二日，清军向昆山进攻。昆山全城同仇敌忾，顾炎武的好友归庄、吴其沆等人都直接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顾炎武此时同嗣母一道住在常熟乡下，日日夜夜都与村中父老关注着家乡的战斗。七月五日，清军攻破昆山城，城内百姓遇难者甚众，吴其沆英勇牺牲，顾炎武的两个弟弟也遭杀害，他的亲生母亲被清军砍断了臂膀。
紧接着，清军于七月十三日打下常熟县城。第二天，消息传到顾炎武住的乡下，他的嗣母决心绝食而死，来抗议清军的暴行。临终前，她告诫顾炎武，不要忘记眼前的这一切事情，更不要去做清朝的官。这时，在福州建立的南明第二个朝廷——隆武政权，根据顾炎武的朋友推荐，任命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后来因为战乱频仍，交通阻隔，加以隆武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所以顾炎武没有去就职。但是，他暗下决心，誓不对清朝屈服，要为抗清而奔走四方。顾炎武料理完嗣母的丧事，于这年九月间离开了常熟乡下，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流亡生活。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他将自己的名字顾绛(一度更名继绅)，改成了顾炎武，字宁人。
从这一年，即1645年，到1654年的十年间，顾炎武千直流亡在大江南北。太湖中的洞庭山，地势险要，他的好朋友路泽溥、路泽浓兄弟就寄居在那里。路氏兄弟都是坚持秘密反清的人士。顾炎武就以洞庭山为主要活动据点，装扮成商人，南来北往，秘密地结交抗清志士。东边，他曾经到过沿海，试图同张名振、张煌言率领的浙东抗清义军进行联络。南边，曾经到达嘉兴、芜湖等地。北边，则一直到达淮河以北的清江浦、王家营。当他获悉郑成功起兵海上时，曾咏句云：“长看白日下芜城(指扬州)，又见孤云海上生”，对郑成功抗清寄予很大的希望。顾炎武在苏州，还同归庄、潘力田、吴炎等人参加了惊隐诗社。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寄兴，抒发家国遭变的隐痛，商讨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关的大事。这就是后来归庄逝世时，顾炎武在怀念他的《哭归高士》诗中所追述的：“悲深宗社墟，勇画澄清计”。
四、弃家北游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春天，顾炎武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在钟山脚下寄居下来。正好在这个时候，张名振、张煌言的抗清部队进入长江，一直打到了镇江，使南京城受到了威胁。后来，由于内地接应的人没有如期到达，才被迫退出长江。顾炎武是否与这次战斗行动有某种联系，因史料不足，不得而详。但是，已经有人在注意他同沿海抗清队伍的关系；第二年，他就被人以“通海”罪告发了。
1655年春天，从昆山县传来了使顾炎武震惊的消息，有人要告发他“通海”，也就是同海上抗清的武装力量有联系。这样的罪名在当时是要杀头的。扬言要告发他的人，是他们顾家原来的仆人陆恩。这个人势利得很，他见到顾炎武家境衰败，就投靠了富豪叶方恒，并在叶方恒的怂恿下，要告发顾炎武。顾炎武得知这一情况后，急急忙忙由南京赶回昆山，径自处死了陆恩。叶方恒抓住这个把柄，一定要把顾炎武置于死地。他绑架了顾炎武，私自加以拷打刑讯；后又买通昆山县官府，阴谋判处顾炎武重刑。顾炎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的好友归庄和路泽溥、路泽浓兄弟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归庄曾经请当时的社会名流钱谦益出面说情。钱谦益原来在弘光政权中当过礼部尚书，南京失守后，却又带头向清军投降，所以顾炎武很鄙视他，坚决拒绝了他的帮助。幸亏路氏兄弟认识松江府(府治在今上海松江县)一个官员，靠这个人出力，把这件案子由昆山县移交松江府去处理，才得化险为夷
1656年春天，顾炎武由松江出狱，回到昆山。在家乡住了不久，又赴南京。叶方恒见顾炎武出狱，不肯甘心，竟派遣刺客尾追而来。刺客在南京太平门外追上了顾炎武，动手行凶。顾炎武头部受伤，要不是有朋友闻讯及时赶来搭救，他早就没命了。
这个时候，江南的抗清斗争已经转入低潮，南明的隆武政权和浙东鲁王的政权早就垮台，继之而起的永历政权又远离江南，退到了西南的广西、贵州、云南一带。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更广泛地结识各地的志士和学者，增进自己的学问，继续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顾炎武下决心摆脱一再要谋害他的叶方恒，远离家乡到北方去。在此以前，他在《秀州》一诗中表示，“将从马伏波，田牧边郡北”。东汉王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早年处于艰难的环境之下，曾在北方边地经营农田和畜牧。马援当时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这正是顾炎武要效法马援的志趣所在。
1657年春天，四十五岁的顾炎武从南京返回昆山。他将家产全部变卖，同好友归庄等人依依惜别，踏上了到北方去的旅途；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山东莱州府(府治在今山东掖县)，住了下来。在这以后的三四年间，他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山东、河北、北京，结交不愿为清王朝做官的学者，同他们互励气节，研讨学问。
1658年至1659年之际，顾炎武来到古称燕、代的今河北北部地区，历抵北京、蓟州、山海关、十三陵等地。他在居庸关考察了历代派兵戍守的下口(今南口)，东望明帝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不禁感慨系之地写了七律《居庸关》二首，第一首云：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
终古戍兵烦下口，本朝陵寝托雄边。
车穿褊峡鸣禽里，烽点重冈落雁前。
燕代经过多感慨，不关游子思风烟。
顾炎武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旅行家，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这种襟怀在他同时所写的另一首五言《秋雨》中，反映得十分清楚；诗中写道：“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顾炎武正是要通过在“四海”的实际考察，去探求历史兴亡变迁的原因。所以，凡是同历史、尤其是眼前的社会大变动有关的地方，他总是力求进行考察。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为我国东北与华北交通的重要关隘。明代以来，这里更是一个军事要塞，明清的兴亡，就是从这里揭开战幕的。顾炎武登临山海雄关，凭栏远望，往事历历在目。然而，昨日的战场，今天已是死一般的沉寂。抚今追昔，他不由得要对开关降清的吴三桂进行鞭挞。顾炎武在此时所写的五言排律《山海关》中，有这样几句：“神京既颠陨，国势靡所托。启关元帅降，歃血名王诺。自此来域中，土崩无斗格。海燕春乳楼，塞鹰晓飞泊。七庙竟为灰，六州难铸错。”[2]
1659年夏天，顾炎武在山东听说郑成功、张煌言率军打到了江南，立即兴冲冲地启程南下。但是，郑成功在打到南京城下后，屡胜轻敌，没有抓住战机全力进攻，反遭清军突袭，终于仓卒撤退，从长江退回海上去了。顾炎武《江上》诗中说时“不知兵用奇”、“顿甲守城下”，正是指的此事。郑成功兵败以后，顾炎武只在扬州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又回到了北方。此后直到他逝世，除了四十九岁那年又一次回江南以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了。
五、莱州入狱
1662年(清康熙元年)，顾炎武已经五十岁了。他决定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西北去，以便更广泛地求友访学，同时实际地了解那里的国计民生状况。这一年春天，他先由山东到北京。在昌平的明朝皇帝陵墓前，追思往事，免不了有些黯然神伤。但顾炎武毕竟没有为一姓的兴亡所束缚，尽管明王朝覆灭了，而他依然执着地从事于他认为是有益于整个国家民族的事。他在此时所作的《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中，写了这么二句话：“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强烈关注，并为之而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奋斗，真可说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初夏，顾炎武离开昌平，登上了去西北的旅途。茫茫西北高原，岭谷交错，黄土遍野，在崇山峻岭之间，须发花白的顾炎武，用二马二骡装驮着书卷，挥鞭向前。这一年，顾炎武在山西全面整理了他从二十七岁起所辛勤编写的文稿。有关经济和地理方面的史料，他以《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为书名，分别归类，一共编成四十多册。二十多年来，他刻苦研究古代音韵学的专着《音学五书》，经过历年来反复认真的修改，也已接近完成。从此，他开始了生平最主要的着作《日知录》的撰写。
这个时候，随着南明政权的最终灭亡，以及各地抗清斗争的陆续被镇压下去，清王朝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为了巩固统治秩序，清朝政府加强了思想上的控制。1663年(康熙二年)，清王朝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文字冤狱——明史案。官府借口浙江一个叫庄廷鑨的人主持刊印的明代史书中，有诋毁清王朝的内容，便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知识分子。不仅参加编写的人惨遭杀害，而且买卖这本书的人都死于非命，就连已死的庄廷鑨，还被开棺戮尸。顾炎武在江南的好朋友潘力田、吴炎都惨死于这次文字冤狱之中。这次惨案，使当时正在山西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的顾炎武义愤填膺。他立即写了一首《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的诗，和一篇题为《书吴潘二子事》的文章，以寄托自己对遇害者的哀思和对清王朝的愤恨。
1664年初，顾炎武结束在山西、陕西的考察，经由北京绕道河南，回到了山东。在山东章丘县大桑家庄，他购置了一份田产，寄居下来。几年来，在山西、陕西的游历中，顾炎武陆续结交了那里的着名学者李因笃、傅山、李颙、王弘撰等人。这几个学者与顾炎武志同道合，都成了他晚年最要好的朋友。
明史案的余痛还记忆犹新，岂料文字狱的横祸竟临到了顾炎武的头上。这就是1668年(康熙七年)山东莱州的黄培诗狱。黄培是莱州一个有影响的人，明朝末年曾在朝廷中做过官，明亡以后，一直在家中隐居不出。这时，一个叫姜元衡的人向官府告发，说他家中收藏有攻击清王朝的诗文。于是，官府就当作一件要案，大做起文章来了。恰好这个时候，顾炎武与山东章丘的地主谢长吉为了一笔房产债务发生纠纷，谢长吉就唆使姜元衡诬告顾炎武。据姜元衡告发，黄培家中收藏的一部叫做《忠节录》的诗集，是由顾炎武编写成的。这年二月，顾炎武正在北京，消息传到他下榻的慈仁寺，使他感到十分吃惊。为了不致让事态扩大，顾炎武立即动身南下山东，于三月初到达济南。他本来满以为把事情真相澄清以后，就可以脱身，殊不知官府却揪住不放，要穷追究竟。顾炎武在狱中被折磨了半年多，以致弄到一天就靠几个烧饼度日的地步。后来还是经过他的朋友李因笃、朱彝尊等人的帮助，总算弄清他与《忠节录》毫不相干，这才于当年十月获释出狱。
顾炎武经过此番无中生有的迫害，痛定思痛，更其憎恨制造文字冤狱的清王朝。他在为感激友人营救他出狱而赠给李因笃的一首诗中，把清王朝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政策比作“秦坑”，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同时写的《赴东六首》诗中，他指出，在清廷高压政策下，他所面临的是一种“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的恶劣环境；但他又坚定地表示了永不向清朝统治者届服的决心：“禀性特刚方，临难讵可改”，“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河”。
六、三藩之乱前后
莱州冤狱对年近花甲的顾炎武的沉重打击，并没有使他因而消沉下去。在以后的几年间，他不仅象过去一样，用友人所赠送的二马二骡装驮着书卷，依旧频繁地往来于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各地，而且更勤奋地从事于着述。他要用着述来阐发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理想，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到1670年(康熙九年)，继《音学五书》之后，顾炎武又将已写成的八卷《日知录》送到江苏淮安，请他的好朋友张弨刊刻印行。
1671年，顾炎武再次到达北京。当时主持编修《明史》的大学士(内阁长官)熊赐履，因为与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在朝中共事，打算推荐顾炎武参加编写《明史》的工作。顾炎武不愿做清朝的官，断然予以回绝。他当面向熊赐履声明，你如果真要我去做这样的事，我就“非死则逃”。熊赐履见顾炎武志向坚定，只好打消了这个主意。此后，顾炎武一直往来于山东、山西、北京之间。在太原时，他主持校勘了晋阳刻本荀悦《汉纪》，结识了学者阎若璩，并请阎若璩为他的《日知录》初稿提意见。在山东德州，顾炎武校订了《德州志》。后来，又在济南通志局参与删订《山东通志》中的山川古迹部分。他早年所辑录的《肇域志》山东部分，也在此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订，以定稿的形态保存下来。
1673年十月，六十一岁的顾炎武在山东章丘获悉好友归庄去世的噩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设奠遥祭，痛悼自己的挚友“不获骋良图，斯人竟云逝”。
同年十一月，当顾炎武抵达北京时，从西南边疆传来了吴三桂起兵反抗清廷的消息。吴三桂的起兵，得到了广东、福建方面的响应，迅速地演成了清初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军事对抗。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藩之乱”。所谓三藩，是指的清朝三个藩王：一个是驻守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另一个是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他的儿子尚之信参与叛乱)，还有一个是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其祖父耿仲明与尚可喜同时降清，入关后封靖南王，仲明死，其子继茂袭爵，继茂死，精忠袭爵)。三藩起兵以后，清廷的大臣们经过一番激烈争辩，康熙帝决定派兵平叛。当时北京地区，军队在频繁地调动，一批一批往南开发，气氛十分紧张。顾炎武的心境很不平静，他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局势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吴三桂这样的民族败类虽然可耻，但是此番起兵，会不会有推翻清王朝的一线希望呢？第二年春天，顾炎武怀着前途难以预料的心情，在风雪之中离京南下。
初春的华北，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年已垂暮的顾炎武，匹马单人，在冰雪之中缓缓地行进。经过一番认真的权衡，他决定不把自己同吴三桂这样的丑类连在一起。他的这一思想状况，在此时所写的《广昌(今河北涞源一带)道中》一诗里有所反映。诗中写道：“三楚正干戈，沅湘弥浩浩。世乏刘荆州，托身焉所保。纵有登楼篇，何以荡怀抱。”顾炎武的诗，因为要躲避清廷的迫害，好用典故，往往显得含蓄有余，明快不足，甚至晦涩难读。这几句诗如果用现代的文字来表达，就是：湖北正在干戈扰攘，湖南更是马乱兵荒。东汉末年的着名文人王粲在《登楼赋》中，描写过当时天下大乱、人民受苦的情景。王粲本人为了避难，曾投奔统辖荆州的刘表。可是刘荆州这样的人现在到哪里去寻找啊，我又可以依托谁呢？纵然我胸中有万千谋略，又怎能如愿以偿？意思是说，吴三桂这样的人成不了气候，是不可以信赖的，自己的政治抱负决不能依靠这样的人去实现。主意既定，顾炎武终于采取了不介入态度，而且后来还对三藩之乱给一些地区带来的祸患，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从对此事的态度可以看出，顾炎武虽然始终不对清王朝屈服，但在权衡利害得失上，他还是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重的。
1675年八月，顾炎武来到了山西祁县，当地一个叫戴廷栻的人仰慕他的节操和学问，为他在祁县南山盖了一幢书屋。从此，顾炎武便把他近二十年来在各地游历时所随身携带的书卷，都收藏在这幢书屋之中。第二年，他在北京读到当时江南着名学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书中对若干社会问题的见解，同他自己的看法是一致或比较接近的。欣喜之余，顾炎武提笔给黄宗羲写了一封信，信中高度地评价《明夷待访录》，认为只要实行书中所提出的主张，“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同时告诉黄宗羲：“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他还把《日知录》的初刻八卷本和《钱粮论》二篇寄给了黄宗羲。
正当顾炎武倾注全部心力去继续完成《日知录》的写作之时，清廷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发布了一个特别诏令，宣布要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由在京及各地的官员推荐着名学者来京应试。这叫做“博学鸿词科”，旨在笼络知识分子，主要是有名望、有影响的学者，以抑制他们的反清思想。当时，主持编修明史的大臣叶方霭、韩菼等人，都竭力主张推荐顾炎武去参加这次考试。顾炎武如同当年拒绝熊赐履的推荐一样，坚决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他以准备一死来对抗这次推荐，使清廷大失所望。自这一年起，顾炎武索性到西北的陕西华阴定居下来，从此不再进入北京了。
七、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
顾炎武定居西北，已届垂暮之年。这个时候，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都先后在朝中做了高官，几次写信给他，准备买田置宅，接他回家乡养老。但是，顾炎武都婉言谢绝，执意要在西北安身。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并不是由于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可以逃避现实，养尊处优，不然他何必不回乡去颐养天年呢？恰恰相反，他虽然不愿当清朝的官，但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始终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在他看来，西北地区正便于他继续探求经国济民之道，因为这里“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学者做学问都很踏实，没有那种空泛疏漏的习气，志节高尚的人在这里受到人们的尊敬，社会舆论也比较公正。
这样，顾炎武晚年居住西北，决心在这里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他对人民生活的疾苦予以深切的同情，表示自己虽是“望七之龄，客居斯土”，但却“不忘百姓”。在顾炎武的笔下，可以看到当时西北地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为了缴纳官府的赋税，“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不少人家卖儿鬻女，甚至被逼得“合门而聚哭投河”；加以天灾人祸，米价暴涨，还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景。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滥征赋税，是“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十分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问题的暴露上，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改革主张。
顾炎武首先把立足点放在发展生产上，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厚民生”。他从西北地区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在这里开垦荒地，而且还亲自经营过垦荒事业。他认为应当在这里发展纺织业，主张“每州县发纺织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同时从外地招聘纺织工匠前来传艺。顾炎武从多年的实际调查中，了解到西北是发展矿业和畜牧生产的好地方，他在给自己的学生潘耒的信中，曾经这么写道：“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我们可以说，这不就是顾炎武要在西北建设塞上江南的蓝图吗？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经济思想，无疑是很可宝贵的。顾炎武还认为，要在西北地区发展生产，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必须进行赋税征银制的改革，以便减轻西北以及类似的一些落后地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他反对赋税不加区别地一律征收白银，主张“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即粮食)，不得已，以其十之三征钱”。
顾炎武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一生在各地的实际考察，使他对造成当时社会弊病的根源，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把这些病根归结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的郡县制、赋税制、生员制、科举制以及法律制度等等。顾炎武不仅把他的看法写进了《日知录》，而且还专门写了《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等着名政论文章。例如秦始皇创始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这种郡县制又是维护封建剥削的工具。各级地方封建官府残酷地压榨人民，一再激起起义反抗。所以顾炎武认为，“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是“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的根本性原因。因此，他主张对现行的郡县制度进行改革；他反对“独治”，提倡“众治”，并据此提出了以增强地方权力为中心的一整套社会改革方案。尽管顾炎武所提出的方案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社会弊病进行积极改革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定居西北以后，顾炎武已经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了，长期流亡不定的生活，使他的身体日渐衰弱下去。1681年八月，六十九岁的顾炎武由华阴来到山西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一带)，不幸就在这里病倒了。在病中，他依然念念不忘国计民生。十月间，病势稍有好转，他便给在朝中做官的一位友人写了一封信，如实地介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疾苦，建议对陕西一带的赋税，应从实际出发，改征收银钱为实物，并将征收的粮食存入官仓，待来年青黄不接之时粜给缺粮的人民。他在信中还写了这么一段很感动人的话：“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指人民)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这里所说的“豪杰”、“仁”，当然还不能突破地主阶级士大夫的思想界限，但是，距今三百多年前的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以解除人民痛苦，致国家于太平为己任，身体力行，“死而后已”，这样的崇高志趣和博大胸怀，是完全值得后世颂扬和敬仰的。
病了一冬，年迈的顾炎武越发衰弱了。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一月八日清晨，他似乎觉得身体好了一些，准备出门去看望几个朋友。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竟连上马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失足栽倒在地上，从此便永远起不来了。九日凌晨，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卓越的思想家，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顾炎武在一首题为《精卫》的诗中，把自己比作衔木填海的精卫鸟。这既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届服的决心，也宣示了他执着地为谋求经国济世而努力的志向，《精卫》诗是这么写的：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乌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的确，就象精卫鸟衔木填海直至于死一样，顾炎武为了探索经国济民之道，孜孜以求，直到“死而后已”。
八、开创一代学术的文化巨人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大学问家，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的学风严谨健实，他的思想紧扣时代的脉搏，他的成就卓着宏富，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称颂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顾炎武是以治学范围广阔，“博赡而能通贯”着称的。他自己说过，“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认真地研读我国古代一部分重要的文献典籍，在青年时期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后来，眼看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他极不满于当时存在于许多知识分子中间的空疏学风，这些人要么成天舞文弄墨，空谈心性，要么整日里寻章摘句，恪守经典教条，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却并不关心。于是，顾炎武毅然以天下为己任，为此而集中精力去探讨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实学，特别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表彰，逐渐成为一门叫做经学的专门学问。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从来是强调“治国平天下”的，顾炎武也认为，孔子删述六经，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因此，他对经学也作了认真的研究。要研究经学，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经籍中的若干文字的读音和解释，解决这个问题的学问，就叫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对这些学问，顾炎武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顾炎武一生，在上述领域内写了大量的着作，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的，就不下三、四十种之多。其中最有价值的代表作品是：《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以及后人编辑的《顾亭林诗文集》。这些着述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和思想成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学的研究。顾炎武把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历史学的研究。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把历史和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体现了他胸怀祖国、志在经世致用的伟大抱负。古为今用，是贯穿顾炎武史学思想的一根主线。他认为研究历史，编纂史书，其目的就在于“鉴往所以训今”；又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这样的史学主张，早在西汉时期的着名史学家司马迁就提出来了。但是，顾炎武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学术界充斥着空泛疏陋习气的时候，他继承和发扬古代优良的史学传统，强调古为今用的史学思想，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顾炎武萃平生心力精心结撰的《日知录》，集中地体现了这一进步史学思想。
《日知录》全书三十二卷，内容十分丰富，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叫做“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这部书荟萃了顾炎武将近三十年的心血，直到逝世前夕才把笔停下来。顾炎武为什么要写《日知录>》？对这个问题他曾经一再地强调，就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因此，无沦谈“经术”也好，谈“博闻”也好，归宿仍在“治道”。《日知录》实际是一部以古为今用为指导思想，来探讨治国平天下道理的着作。对此，顾炎武也说得很直率，他的着述，就是要让“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后来，清代的考据学家，只看到《日知录》中考证经史的内容，并把这些内容夸大为该书的精粹所在，以致把《日知录》评价为一部考据札记，把顾炎武仅仅视为一个考据学家。这显然大大低估了《日知录》的价值，也歪曲了顾炎武史学思想的实质。
至于在《日知录》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我们在前边已经作过一定的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顾炎武在具体的治史过程中，强调征实去伪。他用朴实的归纳的考据方法，辨明了古代史籍中的许多讹误。譬如《庄子》中记载的介之推割股焚山一说，他就以《左传》为依据，罗列了大量证据，考订为不可信。又如杞梁妻哭崩长城的传说，他也以《左传》、《孟子》为依据，作了澄清。顾炎武用朴实考据的治史方法去辨明古史传说中的真伪，为后来的史学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乾隆、嘉庆时代的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正是沿着顾炎武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取得了考证古史的卓着成就，写成了《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等着作。
把研治地理沿革和金石刻辞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顾炎武在治史过程中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他早年为了纂辑《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曾经翻遍二十一史、《明一统志》以及各省、府、州、县志，“凡阅志书一千余部”。这两部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资料，而且也保存了丰富的明代经济史料。后来的清代史学家所以能够在地理学上取得大量成就，解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经、注混杂的问题，以及为《汉书》等史籍中的《地理志》作出精当的注释等等，都是同顾炎武的提倡分不开的。在金石考古领域中，顾炎武所撰写的《金石文字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着作，都广为后世学者所称道。尤其是他所阐明的金石刻辞“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的思想，为清代的金石学发展开辟了一条健实的路子。后来的史学家，往往兼治金石学，清中叶以后，出现了不少有成就的金石学家。
顾炎武在历史编纂学上也做出了贡献。他赞成宋代史学家郑樵的“作史莫先于表”的主张，十分重视“表”和“志”在史书编纂中的地位，认为“不先作表，则史未易读也”。也正因此，所以他不满意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不立“表”，“志”的做法，而肯定沈约的《宋书》和魏征等的《隋书》中设“志”的体例。经过顾炎武的提倡，到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许多学者为历代史籍、尤其是宋、辽、金、元四史补作“表”、“志”，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着作。
二、经学的研究。顾炎武的经学研究同史学研究一样，旨在经世致用。因此，他同两汉以及后来乾嘉时期皓首穷经的那些经师截然不同，他是把经学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的。顾炎武认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着，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而且对经籍本身，顾炎武也只是视为一些平实的史籍。他认为，不但《春秋》是史书，而且“六经皆然”，从而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思想为清代中叶的着名史学家章学诚所继承，章氏鲜明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主张。
顾炎武在经学研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史学专长，经常引史证经，联系史事以阐明经义。譬如关于《尚书》的《西伯戡黎》篇，《日知录》中有一段议论，开宗明义说：“以关中(潼关以西地区)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相当于今山西省)。”接着指出了几桩史实：秦国先取得三晋指位于河东等地区的韩魏赵三国)，而后才灭掉燕和齐；东晋时苻氏的前秦，先取晋阳(今太原)，而后灭了前燕；北朝末年，宇文氏建立的北周，也是先克晋阳，后灭北齐。同样，西伯(即周文王)灭了诸侯国黎(在今山西长治一带)，殷王朝就害怕了(“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这段议论，讲河东所处地位的重要性，而其着眼点显然在于“并天下”即统一全国的问题。把经、史研究结合起来，重在经世致用，这样的治经方法是后来的乾嘉学派所望尘莫及的。
在治经的过程中，顾炎武既反对“强孔子之说，以就己之说”那种穿凿附会的做法，也不拘泥于一家、一师之说，而走的是一条融会贯通的路子。无论是对《尚书》的今古文之争，对《春秋》三传即《公羊》、《谷梁》、《左传》的评价，还是对《诗经》的编次等问题，他都能排除门户之见，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譬如《尚书》，这是六经中争议最多的典籍。南宋以后，不断有学者对通行的《古文尚书》的真伪提出怀疑。顾炎武根据大量的史实，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从而得出结论：“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西汉时)伏生、(孔)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东晋时)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南齐时)姚方兴，又合而一之。”这样的论断，同当时以考证《古文尚书》为伪作的阎若璩不谋而合，同样为后来惠栋、王鸣盛、孙星衍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开辟了先路。
顾炎武在清初从事并提倡经学研究，他的目的还在于，用朴实的经学去反对空谈心性的理学、心学。[3]“性与天道”，这是理学家往复辩难的中心问题，而顾炎武却大不以为然。他说：“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夫子就是孔子，子贡是孔子的着名弟子；既然“性与天道”并不是孔子传授的内容，那么理学家们标榜为儒学而讨论的这些东西就从根本上值得怀疑了。宇宙的本体是什么？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范畴来说，即是理，还是气？是道，还是器？也就是说，是精神，还是物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是中国古典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分野之所在。在唯心主义理学家看来，宇宙的本体是理，是道，或者说是心。而顾炎武则不这样看，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盈天地之间者气也”、“非器则道无所寓”的唯物主义命题。
宋以后的理学，还掺入了唯心主义的佛学。所以顾炎武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指佛学)也”。他主张“鄙俗学而求六经”，“务本原之学”。也就是说：俗学化的理学应该鄙弃，而要真正研讨六经，必须着眼于本原之学。在他看来，考究历代制度，重视当代政务，关心修身治国，这才是为学之本。顾炎武这些主张，促进了明末以来的反理学斗争，对清代的经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音韵学的研究。音韵学源远流长，清代的音韵学研究，远远超过前代，成就卓着。在清代，顾炎武是系统地研究上古音韵的第一个人。他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潜心于古音学研究，历时三十年，撰成《音学五书》三十八卷；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清代第一部音韵学杰作。
《音学五书》由《音论》、《诗本音》、《易本音》、《唐韵正》、《古音表》等五个部分组成。《音论》阐述了音韵学的发展源流，是全书的总纲。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曾经说过：“《诗经》三百篇，诗之祖，亦韵之祖也。”顾炎武继承和发展了陈第的这一论点，认为《诗经》“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他通过考察《诗经》中的用韵，从而找出上古音韵的规律来。继而，他又进一步对《易经》中的用韵也作了考察，并且据以订正唐以来用韵的讹误。《古音表》则集中了顾炎武对古韵分部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音韵学史上，对古韵分部的研究，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当时编纂的韵书《广韵》，所分的二百零六部，反映的只是六朝和唐以来的用韵部类，而周秦时代的古韵部类，靠这部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学者们就必须到周秦时代保存下来的古籍中去探寻，去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来。宋代学者吴棫作《韵补》，开了古韵研究的先河。此后，另一个着名的音韵学家郑庠撰成《古音辨》，第一次把上古韵类分为六部。顾炎武正是以吴棫、郑庠的研究为起点而加以发展，分析古韵类为十部。他的研究所得，不仅是比郑庠的分部更加细密，因而也更接近古韵的真实面貌，而且，其价值还在于，这一成果为清代的音韵学研究开辟了路径。顾炎武不拘守前人成说的创新精神，更是给了后来的古韵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继顾炎武之后，整个清代的音韵学研究人才辈出，古韵分部也越来越细密，一直发展到近代章炳麟、黄侃师生提出的二十三部和二十八部。虽然学如积薪，后来居上，顾炎武的成就同后世音韵学家相比未免略逊一筹，但是作为一个开创者，他的功绩是不朽的。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之中，顾炎武以其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宣告了明末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他一生不屈服于恶势力的反抗精神，强烈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积极思想，卓越的、多方面的学术和思想成就，使他无可争辩地受到当时及后世的称赞和纪念。清代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尊称他为亭林先生。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有分析的评价，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顾炎武在明亡之后写的一些诗文中，表露着眷怀故君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过，他通过研究和总结以往历史和明末政治，终于明确地把仅仅忠于一个王朝的“保国”和忠于整个国家民族的“保天下”区别开来，提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重大论断。这一具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是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朕即国家”的观念截然对立的。正因为突破了狭隘的封建忠君思想，对整个国家民族怀着高度的爱，所以顾炎武在明亡之后，始终不倦地研讨经国济民的实学，从而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的成就。他反对空疏之学，力主崇实致用；既努力研读古代的文献典籍，又重视实际的考察和实践；既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反对泥古不化；既力求独创和有新的见解，又反对门户之见，能采众家之见。他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切忌作“有损于己，无益于人”的文章。他认为为学和为人是不可分割的，并把“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作为士者学行的准则。显然，他的优良学风是同为经世济民而学的目的相一致的。顾炎武作为开创一代学术的文化巨人，他的大量着作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
[1] 本文所记日月均为旧历。
[2] 诗中，“神京”指北京。“启关”两句，指吴三桂降清，求得清摄政王多尔衮允诺出兵镇压农民军。“七庙”指明帝祖庙。末句指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
[3] 理学：北宋以后逐渐形成的儒家哲学，也称道学，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北宋的程颐和南宋的朱熹。心学为理学的一个分支，其代表人物为南宋的陆九渊和明中叶的王守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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