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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杜骗新书》看晚明的商业经营与商业风险
《杜骗新书》是浙江人张应俞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根据熊振骥所撰《叙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以及两则标明了发生年代的故事，可知此书撰成于万历末年[i]。此书旨在揭露形形色色的诈骗活动，共讲述了88个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根据传闻加工而成的，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此书长期未曾引起研究者注意，近10年来，书中蕴含的丰富的社会经济史资料才受到有关学者重视，如足立启二教授曾对书中商业资料进行细致评析，黄霖教授曾结合书中故事揭示晚明世风，林丽月教授曾以书中故事为基础探讨晚明妇女生活，陈学文教授则对此书进行了全面评介[ii]。由于产生于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的晚明时代，此书带有浓重的商业色彩，全书多数故事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商业活动，其中近一半故事的主人公为商人，从而勾勒出一幅斑驳陆离的晚明商业世界图景。本文拟对其中有关商业经营和商业风险的资料，略做梳理和分析。不妥之处，尚请教正。
一、从《杜骗新书》看晚明的商业经营
《杜骗新书》里描写的商人，以行商居多，但各种行商在经营资金多少、贸易距离远近方面差别很大。其中经营规模最小的，是向居民兜售基本生活用品的流动小商贩。《哄婶成奸骗油肉》谈到，石氏、左氏妯娌向卖油者买了2斤油、向卖肉者买了4斤肉，但因家中无银，当时都未付款，约定过几日再来接银。很显然，卖油者和卖肉者就属于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他们一般都在固定范围内的村镇中走动。也有一些被称为“挑贩”的小商贩，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从事本小利微的贩运活动。如《明骗贩猪》提到，“福建建阳人邓招宝者，常以挑贩为生，一日贩小猪四只，往崇安、大安去卖”。邓招宝的贩运路程比前面提到的卖油者、卖肉者要远，但建阳与崇安相邻，大约也在数十里之内。
财本雄厚的商人多从事长途贩运，许多商人的贩运资本达数百两以至千两以上。《好赌反落人术中》谈到，福建人张鄂“有馀囊数百两，亦买纸往京卖”。《诈称公子盗商银》谈到，山东人陈栋，“同二仆带银一千馀两，复往长埂买布”。《傲气致讼伤财命》谈到，广东人魏邦材，富冠一省，“一日在湖州买丝一百担，转往本省去卖”。《炫耀衣妆启盗心》谈到，徽州人游天生，“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盗商伙财反丧财》谈到，徽州休宁人张沛，“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父寻子而自落嫖》谈到，“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从事长途贩运业务的中小商人，资本也有数十两以至百余两。如《盗商伙财反丧财》提到一个叫刘兴的小商人，是徽州歙县人，“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馀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馀两”。《成锭假银换真银》谈到，泉州人孙滔，“带银百馀两，往南京买布”。《买铜物被艄谋死》谈到，凤阳临淮人罗四维，“带银一百馀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卖”。《行李误挑往别船》谈到，江西进贤人陆梦麟，“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高抬重价反失利》谈到，云南西河人于定志，“买栀子往四川处卖，得银八十馀两”。长途贩运者大多数都是长期在外行走的职业商人，但也有偶尔出外行商者。如《诈封银以砖换去》提到的郝天广，本是福建建宁的大地主，只是因为本地米价太低，才临时运米到省城粜卖。
《杜骗新书》提到的行商，基本上都是个体经营，同本经营者较少。书中只有《青蛙露出谋娶情》一则故事提到同本经营的，讲得是徐州人陈彩，见邻居潘璘之妻美貌绝伦，“遂起不良心，邀璘同本往瓜州买棉花，发广州等处卖”，途中将潘璘害死，陈彩独自回乡后，“乃将所卖帐簿并财本，一一算明，交还璘之父母”。但是，在个体经营方式下，经营规模较大的行商，仅靠自己照管生意是很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商人便带家人同行，如《先寄银而后拐逃》谈到的通州商人苏广，就是“同一子贩松江梭布往福建卖”。但当时更为常见的方式，是带仆人同行。如前面提到的郝天广、陈栋、游天生、魏邦材、罗四维、陆梦麟，都有一二个仆人随行，仆人既可照料其生活，又可协助其经营。《带镜船中引谋害》还讲到这样一件事：章富人熊镐想外出旅游，假称出外经商，其兄劝阻说：“汝刚而无谋，莫思赚钱，还恐生祸。”熊镐说：“老仆满起有力多智，与我同去，何妨？”兄不能阻，熊镐遂带百馀金行。及游资将尽，买了一些小礼物乘船回乡，途中赖满起看破舵公的歹意，主仆二人才幸免于难。可见，一个有智慧、有经验的仆人，确能给主人以很大帮助。与商人同行的仆人，有的是像满起这样的家仆，也有的是商人临时雇来的。如《父寻子而自落嫖》谈到，左东溪欲往南京寻子，“思空行费盘缠，乃带三百金货物，雇仆施来同往京寻子”。很显然，施来是临时受雇于左东溪为仆。
为了降低经营中的危险性，当时商人还往往结伴同行。有的与朋友结伴，如《信僧哄惑几染祸》提到，徽州人丁达，“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有的是乡族同行，如《好赌反落人术中》中谈到，闽人徐华胜买纸往京卖，张鄂亦买纸往京卖，“二人同县异乡，托处共店”，“鄂乃孤客，徐姓众多”。在这一事例中，徐华胜是与同族之人一同外出，张鄂则是一人独行，因系同县异乡，故路上一同行止。《冒州接着漂白鏪》谈到，福建安海人钱天广往山东冒州药王会卖布，卖完后，“检束行李，与乡里即雇骡车，直到临清，去买回头货物”，可见钱天广也是与乡里同行。乡里观念在当时的商人中间是普遍存在的，旅途中遇到同乡，虽素不相识，也很容易建立起密切关系。如《先寄银而后拐逃》谈到，通州商人苏广，途中遇到纪胜，“自称同府异县，乡语相同”，纪胜“途中认广为亲乡里，见广财本更多，乃以己银二拾馀两寄藏于苏广箱内”。《盗商伙财反丧财》中的徽州府休宁商人张沛，是财本数千两的大贾，遇到一向出外肩挑买卖的歙县小商人刘兴，“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
在经营项目方面，有的行商固定经营某种货物。如《假马脱缎》提到的江西商人陈庆，就是以“贩马为生”的专门性商人。但绝大多数行商的贩运货物并不固定。《买铜物被艄谋死》谈到：凤阳府临淮县商人罗四维，“带银一百馀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卖。复往崇安买笋，其年笋少价贵，即将银在此处买走乌铜物，并三夹杯盘诸项铜器，用竹箱盛贮，并行李装作三担”，准备运回家乡出售。《行李误挑往别船》也谈到：江西进贤人陆梦麟，“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找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在当时，大多数行商都像罗四维、陆梦麟这样，根据行情变化相机置货，贩运的目的地和商品种类可以随时变化，经营方式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除行商外，《杜骗新书》也提到一些坐地经商的坐贾。有的坐贾在某地开设货栈从事贸易。《僧似伽蓝诈化疏》谈到，僧人若冰为了化得巨资，“前去大江边，有柴商财本巨万，若冰备干粮在身，直到柴排厅中，朗讽一经，结趺而坐”，最后柴商荆秀云施舍给天元寺现银五百两，并令出银五百两买置香灯田。这则故事所说的“柴排厅”，就是木材商的货栈。而大多数坐贾，是开设店铺购销货物的铺商。有的店铺经营种类单一，只购销一种商品。《乘闹明窃店中布》谈到，“吴胜理，徽州府休宁县人，在苏州府开铺，收买各样色布，揭行生意最大，四方买者极多，每日有几十两银交易”。《尼姑撒珠以诱奸》提到，白鉴“为王军门公干，差之上京，妻向氏在家开纸马店，常遣婢兰香接钱交易”。这两个店铺虽然规模相差很大，但都属于单一类店铺。也有的店铺经营种类多样，同时购销多种商品。《累算友财倾其家》谈到：“金从宇、洪起予，俱是应天府人。相隔一十馀店，皆开大京铺，各有资本千馀金。但从宇狡猾奸险，起予温良朴实。时常贩买京货，累相会席。”这种大京铺，就是购销京货的大杂货铺。
从《杜骗新书》有关故事看，当时铺商的经营方式都很简单，即便规模很大的店铺，往往也没有雇员。《诈称偷鹅脱青布》谈到，“有一大铺，布匹极多，交易丛杂，只自己一人看店”。《乘闹明窃店中布》提到吴胜理的布店，“外开铺面，里藏各货。一日，有几伙客人凑集买布，皆在内堂作帐对银。一棍乘其丛杂，亦在铺叫买布。胜理出与施礼，待茶毕，安顿外铺少坐，胜理复入内，与前客对银。其棍蓦其铺无守者，故近门边，诈拱揖相辞状，遂近铺边拿布一捆，拖在肩上，缓步行去”。《累算友财倾其家》提到，金从宇欲将洪起予开设的大京铺收归己有，便日招其饮酒，“起予果中其奸，日在醉乡，不事买卖。从宇虽日伴起予游饮，彼有弟济宇在店，凡事皆能代理。起予一向闲游，店中虚无人守。有客来店者，寻之不在，多往济宇铺买。由是金铺日盛，洪铺日替”。上述几家都是资本雄厚的大店铺，但经营者皆未雇人手，多由店主一人经营，只有金从宇有一弟做帮手。
在货物购销方面，有些行商，特别是本小利微的挑贩，大多直接与顾客交易。如《明骗贩猪》提到的挑贩邓招宝、《借他人屋脱客布》和《巷门口诈买脱布》提到的布贩，都直接向顾客卖货。但一般说来，从事大宗商品贩运的行商，到达目的地后，必须通过牙行交易，不可私自购销。《杜骗新书》中有不少关于商人投牙的记载。《狡牙脱纸以女偿》提到，福建大安人施守训运纸“往苏州卖，寓牙人翁滨二店”；《贫牙脱蜡还旧债》提到，四川人张霸，“买蜡百馀担，往福建建宁府丘店发卖”；《傲气致讼伤财命》提到，徽州人汪逢七，将自己货物“发落在牙人张春店内”；《盗商伙财反丧财》提到，徽州府休宁人张沛与歙县人刘兴，“棉花各买毕，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常在江湖行走的商人，往往与某个牙商建立起固定联系。如《假马脱缎》提到江西人陈庆，“贩马为生，常在三山行走翁春店发卖”；《奸人婢致盗失银》提到宁城人李英，“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如果客商对某家牙店不满，也可以另投他牙。《高抬重价反失利》谈到，云南商人于定志因嫌价低，怒责牙人，牙人辩曰：“公欲重价，凭公发别店卖之，何必怒焉？”当时只有个别集市不设牙人，商人可以自行交易。如《冒州接着漂白鏪》提到，山东冒州药王会“无牙折中，贸易二家自处”。此外，也有的大店铺自行买进卖出，不通过牙行，《乘闹明窃店中布》提到的吴胜理在苏州开设的大布店就是一例。
二、从《杜骗新书》看晚明的商业风险
在晚明时代，只有经商才能向人们提供迅速致富的机会，因而有不少弃本逐末、弃儒就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但是，商业经营是一项风险性很高的事业，在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商业世界里，有些商人幸运地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也有许多商人终生奔波而所获甚微，流落异乡、甚至丢掉性命者亦不鲜见。《杜骗新书》通过一个个故事，生动展现了晚明商人所面临的种种风险。
晚明时代，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漂泊四方的商人，在旅途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危险。单独行走的商人，最容易成为窃贼和强盗的作案对象。《诈称公子盗商银》谈到，山东人陈栋同二仆带银一千两馀，往福建建阳贩买机布，途逢一棍，带有四仆，诈称福建分巡建南道公子，一路与陈栋同店，陈栋虽心存警戒，最后还是被其灌醉，财物悉被偷去。陈栋只是失了财物，还有商人丢了性命。《炫耀衣妆启盗心》谈到，徽州人游天生同一仆往建宁府买铁，乘船到建阳县，因欲往拜乡亲，开箱取衣物。艄公见其衣服鲜丽，所带用物俱美，晚上以陀陀花入酒，将游主仆迷倒，推入深潭，游被淹死。张应俞在按语中警告说：“大凡孤客搭船，切须提防贼艄谋害。昼宜略睡，夜方易醒。煮菜暖酒，尤防放毒。”《买铜物被艄谋死》也谈到，凤阳临淮人罗四维，同仆程三郎外出经商，在崇安购买铜货，准备回乡销售。途中艄公、水手见其行李甚重，疑是金银，半夜将其主仆杀死。张应俞于按语中亦特加提醒：“若带实银在身，须深藏严密。或带铜器铅锡等物，镇重类银，须明与说之，开与见之，以免其垂涎，方保安全。”
集体行走的商人，则须与同行者搞好关系，否则易遭算计。《傲气致讼伤财命》谈到，广东人魏邦材，富冠一省，为人骄傲非常，出外为商，无人可入其目。一日，在湖州买丝一百担，转往本省去卖。在杭州讨大船，共客商二十馀人同船。魏以财势压人，惹起众怒。徽州人汪逢七与众人商议，设下计谋。汪在船中与魏相殴数次，魏极受亏，到县告状，汪趁机将魏丝挑去一半，然后以猪血涂头，亦到县告状。魏见丝被般去，复告抢丝五十担。众商到县作证，均称未见搬丝，知县判断抢丝事系魏捏造。魏屡次上诉，均维持原判。魏馀丝俱用尽，又叫一兄来帮讼，所带五百馀两银亦多用去。魏因气发疽，数月而死。张应俞因此感叹说：“为商者，寄寡亲之境，群异乡之人，刚柔得中，止布丽明，尚恐意外之变，而可以傲临人乎！”
商人交易必须通过牙行，但牙商坑骗客商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杜骗新书》专列“牙行骗”以警商人，其中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名《狡牙脱纸以女偿》，讲的是福建大安人施守训，带着千馀篓纸，“价值八百馀两，往苏州卖，寓牙人翁滨二店。滨乃宿牙，叠积前客债甚多，见施雏商，将其纸尽还前客，误施坐候半年。家中又发纸五百馀篓到苏州，滨代现卖。付银讫，托言系取旧帐者，复候半年。知受其笼络，施乃怒骂殴之。滨无言可应，当凭乡亲刘光前议，谕滨立过借批银八百两，劝施暂回。次年，复载纸到苏州，滨代现卖。只前帐难还，施又坐待半年。见其女云英有貌，未曾许配，思此银难取，乃浼刘光前为媒，求其女为妾，抵还前帐”。另一则故事名《贫牙脱蜡还旧债》，讲的是四川人张霸，“买蜡百馀担，往福建建宁府丘店发卖。此牙家贫彻骨，外张富态，欠前客货银极多。霸蜡到，即以光棍顶作鬼名来借蜡，约后还银。数日后，霸往街游玩，其蜡遍在诸铺。及问其姓名，皆与帐名不同”。张霸意识到自己的蜡被丘牙抵了前客旧帐，便逼丘牙到官府作证，称各店借客蜡不还银，张霸收回了银子，但从丘牙处买进蜡的各店铺则彻底亏损。在这两则故事后面，张应俞都写有按语，谓：“凡牙侩之弊，客货入店，彼皆作纲抵偿，又多窃取供家，每以后客货盖前客账，此穷牙常态也。”“出外为商，以缥渺之身，涉寡亲之境，全仗经纪以为耳目。若遇经纪公正，则货物有主。一投狡侩，而抑货亏价必矣。”
准确掌握市场信息，根据行情变化及时交易，对商业经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做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蒙受损失。《高抬重价反失利》就讲述了一个因不懂得随时变通而导致失利的故事：“于定志，云南西河县人。为人心贪性执，冒昧于利。一日，买栀子往四川处卖，得银八十馀两。复买当归、川芎，往江西樟树卖，每担止着本脚银二两六钱。到时，归、芎虽缺，然比前价稍落些。牙人代发当归，十两一担；川芎六两一担。定志怒责牙人曰：‘前日十二两价，如何减许多？’牙人辩曰：‘若到二三担，则可依前价。今到二十馀担，若从前价，何以服行情？公欲重价，凭公发别店卖之，何必怒焉？’定志与牙角口，旁有一客伙张淳者，劝曰：‘公货获利三倍，当要见机。倘价若落，未免有失渡无船之悔矣。’定志坚执不听。数日后，到有当归三四担，牙人发价十两卖讫。淳又劝之曰：‘此客已卖十两价耳，公何不卖也？’彼亦不听。后又二客人，有十五担到，牙人发价七两，亦卖讫。过数日，又有十馀担来，止卖四两。定志暗悔无及，众客又背地代他扼腕。定志又坐一月馀，价落货贱，与牙人不合，遂转发到福建建宁府，止卖三两七钱一担，比樟树价又减，更废船脚又多。定志自恨命薄，不当赚钱。人谓其非命薄也，乃心高也；非挫时也，乃过贪也。”
晚明交易率用银，准确判断银的成色和真假，是商人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时造假手段繁杂多样，商人们尽管小心谨慎，但还是有不少人在这方面吃了大亏。《冒州接着漂白鏪》谈到，福建安海人钱天广，到山东冒州药王会卖布。一棍以漂白鏪银来买布，每五两一锭，内以真银，如假银一般，色同一样。棍将丝银先对。广以铁槌凿打，并无异样。打至十馀锭，通是一色。钱说：“不须再凿槌打。”棍遂以漂白鏪出对，共银六百馀两，内只有细丝银一百馀两，馀者皆假鏪也。银交完讫，布搬去了。广收其银，检束行李，与乡里即雇骡车，直到临清，去买回头货物。取出其银，皆假银也。在这则故事的按语中，张应俞指出，“棍之用假银，此为商者最难提防”，并详细列举出各种成色的真假银的特征，以供商人参考。当时还常有人施展种种伎俩，借兑换之机以假银骗取真银，商人被坑骗者基金。《成锭假银换真银》谈到，泉州商人孙滔，往南京买布，途中陡遇一棍，名汪廷兰，诈称与孙同乡，同船数日，相处甚欢。汪知孙朴实可骗，便假称往芜湖起岸买货，并称“尚未倾银，有银一锭，细丝，十二两重，若有便银，打换为妙”。孙有意要换，“因取出小鏪八九钱重的，只九一二成色”，汪故意重估为九四五成色，与孙对换，并趁孙不注意，用假鏪替出真银，“孙一向到南京，取出前银，乃是锡鏪”。
商人的嗜好，也常会被人利用，成为丧家破财的祸根。《好赌反落人术中》谈到，徐华胜与张鄂均买纸往京卖，同处一店。张曾因赌破家，知徐酷好赌钱，便邀徐以棋小赌。张棋术远胜于徐，但屡次诈输。后徐邀张夜赌东道，张故激其赌银，徐一夜输银数十两。徐华胜是因赌破财，《累算友财倾其家》中的洪起予则是嗜酒败家。洪起予与金从宇皆开有大京铺，各有资本千馀金。金欲谋取洪铺，见其好酒，乃时时饮月福、打平和、邀庆纲，招饮无虚日。洪果中其术，日在醉乡，不事买卖。金铺有弟照管，洪铺无人看守，自然买卖日稀。洪用度渐乏，屡向金借银，积欠日多，金遂力逼还债，洪只得将产业尽数写契抵还，“千馀金家，不两三载，一旦罄空”。倘若商人好色，更是容易破财败家。《奸人婢致盗失银》谈到，宁城商人李英，住在苏州牙店，与邻居婢女调戏成奸，邻居支使婢女盗去银一百馀两。《奸牙人女被脱骗》谈到，商人张鲁买闽笋数十担，在廖三店中发卖，因与廖女偷情，笋价一百馀两皆被勒为财礼银。晚明娼妓业发达，不少商人若把持不住，沉湎酒色，荒废了经商正业。《父寻子而自落嫖》谈到，富人左东溪之子左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既而长住妓院，经年不归。左东溪闻其财本已费过半，乃带三百金货物入京寻子，结果自己也落入妓家圈套，将财本嫖尽。
综上所述，晚明时代，商品经济虽然十分繁荣，但商业组织却很不发达，当时常态的商业经营方式还是个体经营。商人们利用地区性或季节性差价赚取利润，经营项目和贩运地域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当时商业经营的环境也不够完善，商业活动的风险性很高，商人们必须处处小心，时时警惕，注重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否则很容易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商海中翻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一直评价很高，《杜骗新书》提醒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商品经济繁荣背后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i] 关于此书的早期版本情况，参见牛建强《晚明短篇世情小说集〈杜骗新书〉版本考》，《文献》2000年第3期。
[ii] 足立启二：《明末の流通构造——〈杜骗新书〉の世界——》，《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史学编）》第41号，1993年；黄霖：《〈杜骗新书〉与晚明世风》，《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林丽月：《从〈杜骗新书〉看晚明妇女生活的侧面》，《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1995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下篇，第6章。
（资料来源：《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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