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

现在的中国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发表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了。但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曾经有力地推动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理论依据的，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成就集中起来即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了。所以，评价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成就，不能离开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
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着作，发表最早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34年山西国际学社出版），而代表作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两书出版的时间相隔十年。这就是说，侯外庐先生经过十多年时间深入探讨，才确立了自己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看法。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是经过长期研究获得的认识。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目的是“探寻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规律”，“比较重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1]。这种“理论延长工作”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这是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理论建树。
一、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依据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论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而20世纪40年代初发现的马克思的遗稿《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中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尤为详明。恩格斯的着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反杜林论》中也论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当年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所依据的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这些着作中论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现在我们要评价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贡献，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他所依据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即上面所举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与后来研究者对它的解释加以区别。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内容是什么，只能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来讲。20世纪20年代以来，前苏联、日本和中国的研究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过多种解释，出现过热烈争论，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如果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研究者的解释不加以区分，面对纷纭不一的见解，连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能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无从回答。作出上述区分之后，我们可以明确回答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具有普遍性，是肯定无疑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科学前提、基本思想和主要观点都具有普遍性，是肯定无疑的。
马克思的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科学前提，是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两个范畴。社会形态范畴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历史形态，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近代的”几种历史形态，认为每一种形态的社会都是一个整体，其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社会现象不是偶然发生、孤立存在的事物。生产方式范畴是指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它的性质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性质，它的发展最终会引起整个社会性质发生变化。这两个科学范畴是历史规律性理论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之所以具有普遍性，首先就是因为它的理论前提是普遍真理。
承认东方的古代社会具有不同于“古典的”古代社会的特点，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质的同时，又指出：“同一的（在主要条件上说是同一的）经济基础，仍然可以由无数种互相不同的实际情况，例如自然条件、种族条件、外来的历史影响等等，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尽的变异和差别来。”[2]这里把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表明马克思是多么重视历史的实际情况，表明马克思的历史观念，排斥任何教条主义的僵化倾向。还有两点引起我们注意，一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讲东方的古代社会与“古典的”古代社会有差别，而且讲“古典的”古代社会内部不同民族的历史也有差别。马克思把人类文明史上的古代社会比作人类个体生命的小孩阶段，说：有“发育正常的小孩”，“有发育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这种范畴者（指“发育不良的小孩”和“早熟的小孩”— 引者）甚多，唯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3]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将西方古代社会分为希腊式、罗马式和日耳曼式三种类型，后两种类型都属于马克思说的“发育不良的小孩”，与希腊式的“正常发育的小孩”是有差别的。另一点是马克思研究世界各地区广泛存在过的公社时，令人信服地指出，同样的公社制度下，不同地方存在种种差别。他指出，有些地方的公社成员“在分配给他的一份土地上劳动”，有些地方的公社成员则在公社所有的土地上集体劳动。在墨西哥、秘鲁，在古代克勒特人中，在印度的一些部落中，都存在后一种情况。由公社结合成的统一体也可能形成不同的形态：如果这样的统一体“由部落家族的首长之一人所代表”，就成为较为专制的形态；如果这样的统一体“由各家族的父之相互联系”结合起来，就成为比较民主的形态。[4] 所有这些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多么重视历史的多样性，而历史的多样性与统一并不冲突，统一性正是透过丰富的多样性体现出来的。东方的古代社会具有不同于“古典的”古代社会的特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基本思想即在于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普遍性主要也在于此。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还指出，东方的古代社会具有不同于古典的古代社会的具体特点。东方的古代社会的具体特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东方的古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与古典的古代有差别。虽然东方的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同属于“对抗形态”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社会，同属于阶级、国家已经形成的社会，但两者国家形成的过程不同。关于国家起源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证“政治的支配，到处都是以社会职务的执行为基础”的同时，指出还有许多“另当别论”的问题，例如：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如何从社会中独立出来进而变成社会的支配者；管理人员，如何由社会的公仆逐渐变成社会的主人；个别的支配者，如何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等等。称这些问题为“另当别论”的问题, 是因为《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国家起源于暴力的错误观点时，没有必要去讨论这些问题。并非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忽视，而是认为它们也很重要。这些说法已经表明，恩格斯认为东方的的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与“古典的”古代是有差别的，第二，东方的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城乡关系的性质有差别。城市是文明的标志，无论什么样的古代社会都已出现城乡对立。但“古典的”古代，城市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所以说古典的古代“是城市的历史”。东方的古代，城市只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居住在城市里的贵族统治农村，依靠农村的劳动者养活，所以说东方的古代“是城市和农村不可分割的统一体”[5]。第三，东方古代社会缺乏私有财产制度。这一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讲得最明确，反复论证过。马克思说：东方的古代社会里，“国王是最高的地主”，“主权就是全国的累进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土地私有权，不过对于土地有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罢了”。[6] 恩格斯说：古代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所有者”[7]，公社或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家族耕种，而不是归其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东方古代社会的这一特点，认为古代东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特点的根源都在于此。他们把缺乏私有财产制度看成了解整个东方社会的钥匙。
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研究者长期意见分歧难于取得共识，目前史学界已经没有多少兴趣研究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我们还是同意侯外庐先生的意见，“从事中国古史研究的同志，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而要去了解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真研究它。”[8] 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理论问题。
二、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法
侯外庐先生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则之一，“是把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作一个统一的研究”[9]。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讨论历史研究方法问题，在史论关系上发生争论，有“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两个口号，代表两种倾向。两个口号各有一面道理，又都有片面性。“论从史出”强调观点要有历史资料作为依据是不错的，但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每一代人的认识都是人类认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代人研究历史都是从前一代人研究的终点起步继续前进，而所接受的前一代人的研究成果中自然包括这样那样的理论观点。不管研究的结果是对起初接受的理论加以发展，还是给以修正以至完全推翻，开始之时必然有某种理论引导。不管是谁，如果一点理论观点也没有，他便无法着手研究历史。主张“以论带史”，包含有对历史研究者主体意识的重视，但颠倒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历史无限丰富，任何理论都只能是对历史的有限部分、一定层面的概括。不同学派历史理论的科学性有高低多少之别，但没有那种历史理论能够穷尽对历史的认识。依照“以论带史”的方法研究历史，只能以研究者所接受的理论剪裁历史，使历史变成已有理论的例证，而不能给人提供新的认识，不能发展理论。今天回过头来看，在处理史论关系上，还是侯外庐先生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和中国古代资料统一的方法，才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方法。
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过程，堪称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的一个范例。
侯外庐先生对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依据的历史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是依据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但人们对于这个理论的界说纷纭不一。侯外庐先生没有直接采用任何一种现成说法，而是自己重新作了追根究底的研究。为了弄清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一步需要确定什么是生产方式，而对于生产方式的界说，他也没有直接采用流行的权威观点。当他对流行的权威观点发生疑问时，便对生产方式理论重新进行研究，终于依据马克思的着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0] 据此，侯外庐先生将生产方式定义为“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的特殊结合方式”[11]。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理论的基本范畴，侯外庐先生提出的这个定义是否最好可以讨论。但是，他的这项研究工作既严格依据马克思的原着，又力求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见解，树立了理论研究的一个对待理论问题既严肃认真又独立思考的范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侯外庐先生是理论造诣最深的学者之一，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能够取得开创性的成就，主要得力于此。
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全面占有史料、认真考辨史料。他自称是步着王国维和郭沫若的后尘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称王国维和郭沫若是他的两位老师。视王国维为老师，就是因为佩服王国维考辨史料的严谨方法；视郭沫若为老师，也包括钦佩郭沫若鉴别史料的能力。将中国古史史料范围从文献扩展到古文字和考古文物，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发展，在这方面王国维有特殊贡献。在甲骨文发现和殷墟考古发现的推动下，王国维提出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把古文字和考古文物资料提高到与文献资料同样重要的位置。他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商周史，对历史文献的记载有证实，有修正，也有新发现，作出了空前的贡献。郭沫若非常熟悉历史文献，对古文字和考古文物也有精深研究，他的后一方面的专着已经成为传世之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读者都对侯外庐先生运用史料的科学精神有所感受。在主要问题的论证过程中，他不但尽量搜集文献资料，也尽量搜集甲骨文、金文和考古文物资料；对资料的解释一定要找出证据，决不比附臆度或任意渲染；重视前人的考证成果，又善于发现材料的历史含义。侯外庐先生的史料考辨工作做得极为认真，有时认真到钻牛角尖的程度，而最后却钻出了关系重大的新见解来。仅举《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对于“封”、“邦”和“城”、“国”几个古文字的研究为例。单看他如何引据王国维、郭沫若的着作说明“古‘封’、‘邦’一字”，又如何剖析历史文献论证古“城”、“国”同义，难免有钻牛角尖之感。进而看到他将“封邦建国”、“作邦作对”与古代“城市国家”发展史联系起来，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国家形成的两个阶段的时候，便体会到了严谨考辨史料的意义。从《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出版到现在的大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发展很快，新材料大量发现改变了人们的认。我们今天对于中国古史中有些问题的认识，与《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结论已经不同了，例如现在很少有人还认为中国国家起源的时间可以迟到殷周之际。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所提出的结论，却是依据当时所有的材料进行严肃认真科学研究所能得到的认识。严格依据所占有的材料提出历史问题的断案，正是侯外庐先生研究工作科学精神的体现。
侯外庐先生运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既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也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一方面运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材料，透过历史现象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另一方面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材料中提炼出理论性的认识，丰富发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统一，获得了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知。重视科学理论而不陷入教条主义，重视历史实际而不停留于搜集整理材料；不是导致简单化、贴标签的“以论带史”，也不是导致忽视科学理论指导作用的“论从史出”。这就是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运用的理论与史料统一的方法。
三、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的几个基本观点
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得到的结论，用中国古文献的语言表述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12]。用今天的通俗语言说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改良途径建立起来的、旧的氏族贵族转化为新形成的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奴隶社会。郭沫若先生早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已经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是奴隶社会。就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奴隶社会而言，侯外庐先生继承着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侯外庐先生的独特贡献在于，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其命维新”的特点。就这方面而言，他与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又是大不相同的。郭沫若先生批评“我们的国情不同”是一种民族偏见，说“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13]。他强调世界各民族历史有共同的一般规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对于中国也是适用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侯外庐先生则在承认各民族历史有共同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力求将两者统一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中国化。他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就是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解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使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
白寿彝先生在纪念侯外庐先生的学术讨论会上说过这样的话：
4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着作出版了很多，史学界的几位大家都已出来，并有不同的着作，不同的贡献，但有一点外老是突出的，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别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着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在这一点上，外庐同志比其他几位同志贡献更大。它反映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外庐同志的着作是这个阶段的标志。[14]
白寿彝先生这样讲，主要依据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主要指的是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贡献。这段讲话强调，侯外庐先生的突出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民族化，抓出了中国历史的特点。这说明他很重视侯外庐先生研究历史的理论贡献。白寿彝先生还说：“外庐同志的总的道路，是要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15]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就是中国历史的本质特点，是对中国历史的理论性认识。侯外庐先生的着作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是着重于研究个别历史人物、个别历史事件，而是注重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体，探求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体特点；也不是停留于描述历史现象，而是上升为理论，弄清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白寿彝先生认为，侯外庐先生的着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的标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侯外庐先生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基本观点。现在，我们联系他的几个基本观点，进一步讨论他是怎样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的。
我们认为，应该特别注意他的以下几个基本观点：（一）中国古代社会保存着氏族制度，“土地私有制的缺乏”[16]。从史前到文明社会的过渡阶段有氏族制度的残存，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一般规律。但在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废除了氏族制度，把以氏族为基础的公社的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小块土地私有制。而中国却不同，由于中国古代国家是通过氏族贵族旧邦维新路线建立起来的，在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保留着氏族制度，把土地转化为王侯所有，没有土地私有制度。氏族制度的保存，是束缚社会发展的一把枷锁。（二）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建国原则是“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17]。新器（国家）掌握在旧人（氏族贵族）手里，政权为氏族贵族专有。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封疆之内叫做“国”，也叫做“都”；封疆之外叫做“野”，也叫做“鄙”。所谓“国野制度”，所谓“都鄙有章”，就是指划分城市与农村。在“国野制度”下，君子居国，庶人居野。但“国野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划分居住空间问题，它体现着一种“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和氏族奴隶的集团劳动者二者结合的生产方式”[18]。居住在城市的是统治氏族，居住在农村的是被统治氏族。城市与农村成为以氏族纽带联接起来的特殊的统一体,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城市支配农村。这正是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与“古典的古代”城市国家显着不同的亚细亚特性。（三）中国古代社会国民阶级晚出，政治变革艰难。从氏族贵族专政过渡到国民阶级掌权，是古代社会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但在古希腊，国民阶级很早就登上了政治舞台；而在中国，直到古代社会结束时期（战国中后期），国民阶级才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由于国民阶级晚出，政治变革的社会力量迟迟没有成长起来，政治变革十分艰难。春秋时代开明政治家如管仲、子产等面对社会危机，还只能采取调和的办法以维持现状。就是这样的温和的改良，也遭到守旧贵族势力激烈反对，要开明人物抱着甘冒风险、“生死以之”（子产语）的精神去推行。战国时代推行变法的政治家如吴起、商鞅等为了富国强兵，实行激进的变法，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四）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和法权理论表现为先王观念，通过先王观念讲解国家起源、国家性质、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理想的政治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先王观经历了建立、修正和否定的过程。西周建国后，在周人取得政权的条件下，他们的建立过丰功伟业的祖先被化妆成为上帝意志的代表，从而建立起宗教的先王观。春秋时代，在宗教世界观严重动摇之后，儒、墨两家都以人性化解神性，把宗教的先王修正为理想的先王，继续用先王观念讲解国家和法权问题。战国时代，在氏族贵族政权瓦解的背景下，诸子各派先后否定了宗教的先王观念，开始对国家和法权问题提出理性的论证。（五）中国古代的“城市国家”有不同类型。周代的“城市国家”自始就有差别，有典型的氏族贵族专政，即所谓实行“周索”的国家，如鲁、卫等国；有变通的氏族贵族专政，即所谓实行“戎索”的国家，如齐、晋等国；更有秦、楚一类边陲国家，没有实行周制的传统，与前两类国家差别更大。这种差别影响了各国的历史。大体来说第一类国家比较稳定而积弱，不死不活地延续得很久；第二类国家比较有活力而不稳定，一度成为最强的国家，而政权较早被人取代；第三类国家兴盛较晚而最有潜力，其中的秦国终于统一了中国。
侯外庐先生非常明白地说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要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社会一般规律的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的统一，“就一般的意义来说，这是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的规律的中国化；就特殊的意义来说，这是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19]氏族属于社会组织问题、财产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核心问题、国家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围绕这三个关键问题研究古代社会的，恩格斯的名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书名就显示出这一点。侯外庐先生也是围绕这三个关键问题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他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结合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引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他个人所能做到的，他只是取法经典着作的范例做了一番尝试。但我们从上述几个基本观点来看，侯外庐先生的尝试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创见。
四、关于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理论的评价
首先，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注重大问题，注重提出理论性、整体性看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研究历史与他对于中国命运的现实关怀密切相关，如他所说“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是受信仰驱使的”[20]，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了解中国社会的过往来程，正是为了把握中国社会的现实去向。为了这样的目的研究历史，当然要注重研究重大问题，注重提出理论性、整体性的看法。侯外庐先生研究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不限于先秦历史。不过，他用力最多、探索最有成果的还是中国古代社会部分，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也最能反映侯外庐先生研究历史的这个突出特点。20世纪后半期，侯外庐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被一些人公开指为修正主义（其实是不符合实用主义的需要），又被另一些人视为教条主义（其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要联系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背景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说明。
其次，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理论，重视研究社会基层单位的状况。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基层单位中生活的，不了解一个时代社会基层单位的状况，就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是怎样劳动和生活的，谈论劳动者的身份和生产关系可能成为抽象概念。有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着作忽视研究当时社会基层单位的状况，仅举个别史料说明当时的劳动者处境如何受悲惨，进而对历史上的生产关系性质作出判断。从这样的着作里无法知道，其中所举的事例在当时究竟是否具有代表性，是普遍的基本的事实还是个别的极端现象。侯外庐先生着力论证了氏族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延续，说明氏族仍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层单位，阶级关系是通过氏族关系体现出来的。这一认识概括了大量史料记载的普遍历史事实，同时揭示了历史现象的本质。由此出发，使人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劳动者是保留着氏族成员身份的劳动者，主要生产资料是统治者氏族所有的土地，这样的“特殊劳动者”和“特殊生产资料”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侯外庐先生的这个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科学基础，
再次，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理论，着重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国家”问题，抓住了决定性的历史现象。城市出现与国家形成密切相关。人类社会历史上，城市出现的过程，也就是城乡对立和政治权威形成的过程，中国历史也不例外。但中国古代的“城市国家“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性质不同。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城市国家”作了全面研究，研究了它的起源、建国原则、发展趋势以及它的观念形态，从而论证了中国古代国家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包括为什么保存了氏族制度，为什么它的性质是氏族贵族专政，国家政权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和如何实行管理的，为什么它的发展十分困难，为什么它的政治和法权理论采取了先王观的形式等等。侯外庐先生说：“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历史的矛盾可以总括在城市和农村两者的对立的各时代形态中。”又说：城市国家问题“之所以成为我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因为我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成立和发展，与‘古典的古代’具有显着不同的特点。”[21]可见侯外庐先生着重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国家”，是非常自觉地抓住关键历史现象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特点。这是侯外庐先生的研究工作取得开创性成就的重要原因。
最后，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史，贯彻了唯物史观。他的这项研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国家制度、思想意识（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也有反映，主要成果《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他论证了它的生产方式如何决定了它的国家制度，生产方式和国家制度又如何决定它的思想意识，始终没有离开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统一、社会上层建筑的性质取决与经济基础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他说：“自30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作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请参看拙着《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重庆文风书局1944年版）。”侯外庐先生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他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和运用，始终没有脱离唯物史观，而是以唯物史观为前提的。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在更高层次上也是唯物史观的丰富发展。而从宏观和本质来看，唯物史观是最能说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科学理论，至今仍然是毫无疑问的。
在这篇纪念文章的结尾，我们愿意重申一点体会：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在理论领域下了很大功夫，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重视研究理论是侯外庐先生史学工作的突出特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将这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推进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1]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30页，三联书店，1985年。
[2] 引自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2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 引自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1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引自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3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引自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1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6] 引自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1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7] 引自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1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8]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36页，三联书店，1985年。
[9]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11] 引自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7页，三联书店，1985年。
[12]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3]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14] 《纪念侯外庐文集》，第2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15] 《纪念侯外庐文集》，第24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16]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37页，三联书店，1995年。
[17] 《尚书·盘庚》。
[18]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44页，三联书店，1995年。
[19]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5页，三联书店，1985年。
[21]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44页、第240页，三联书店，1985年。<>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962.html

以上是关于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