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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口述史与中国史学的发展

最近，“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扬州大学举行。会议的召开，几乎经历了千呼万唤。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为此奔波，但迟迟难以奏效，这是因为口述史在史学界处于弱势，甚至被视为另类。这种偏见并不在于学者本身，而是以文本资料为主体的治学观念导致对文本资料的绝对化，从而产生轻视非文本资料的倾向。所以要提升口述史的价值，不仅要强调抢救资料的作用，还要走出局限在现代史范围的眼界，进一步认识口述史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意义。
口述史本是史学的源头，传说就是口述史的最初形式，这在中外都一样。西方史学史是从《荷马史诗》开始，其中的人物是半人半神，故事也属半真半假，但却毫无疑义地被尊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在没有发明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唯一的记忆形式，因此口述的《荷马史诗》被认为是一个英雄时代的反映。在中国有燧人氏、有巢氏、伏牺氏、神农氏、炎黄二帝的诸多传说，也被后人尊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开始，因为钻木取火、驯养家畜、播种农作物等重大发明和氏族会盟、黄帝被推为共主，如实地反映了华夏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后，就有了信史。作为信史，起初并不排斥传说、口述的史料，《史记?五帝本纪》就把五帝的传说正式载入史册，这可视为中国第一部口述史。《项羽本纪》生动地描绘了鸿门宴中人物的声容笑貌，各种人物的言谈举止，栩栩如生，可是鸿门宴并未留下现场记录，这是司马迁根据传闻和历史记载写下的历史。2000多年来，谁也不怀疑这件事的存在，因为他描述的人物风貌、事件的发展，入情入理，符合历史的逻辑，并非枉自猜测。不言而喻，口述史不仅被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所确认，而且在正史中做出吸收传说的表率。
唐代设立国史馆，确立当朝为前代修史的任务，史书成为官书，有严格的程式，引用口述的情况大为减少，史官只是记录员和保管员，一切都以前朝的文本为依据，非此很难进入史册。治史的人才讲究的是义理、词章和考据的功夫，无需调查访问，纵有史家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也作为个人的修养，从来没有作为研究的方法，进入史学的领地。
这种情况从新史学兴起后有了很大的改变。王国维运用地下文物，验证文字记载，证实了商代纪年的可靠性。陈寅恪以诗证史，将佛经典籍、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相互参照，发掘敦煌佚文《韦庄秦妇吟校笺》的价值，写出了“当日人民避难之惨状”，是反映民众疾苦的重要资料。
顾颉刚提出以民俗求证历史的见解，运用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地理学、音韵学和现代民俗学对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梳理。他认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传》，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在后世逐步渲染成燕人杞良在长城服苦役，被官吏杀害，尸身被筑入城墙内，其妻到城边哀哀痛哭，哭倒了城墙，由此导引出孟姜女的故事。这对促进新史学的研究下移到民间文化的视角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所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2500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这部着作也成为民俗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孟姜女故事是一则民间传说，当然不能作为正史看待，但这一故事在中国流传2000多年，具有广泛的人民性，表现了古代民众对暴君和虐政的揭露和愤恨。尽管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在他身边永远地立着一个孟姜女，这就把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永远置于相生相制、两律背反的境地。这是一个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思想命题，也是迄今未能解决的思想难点。毫无疑问，对孟姜女传说的由来、演变和传播的研究，为从理论上解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具体详实的标本。
建国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图像与文献记载互证，纠正了文献中的多种错讹。不论是以物证史，以诗证史，以图证史还是以民俗证史，都超越传统的历史文献，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虽然不论是图、是诗都是文本，却是非经非史的资料，这在以经史为本的传统治史者看来，是不入流的。试想连笔记、野史都视为稗史，这一“稗”字，就被打入另册，不言而喻，史书也因此丢失许多资料。这充分证明非文本资料的发掘和运用，有助于求得历史的真相和理解，这是求真、求实的历史精神的体现。
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两者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来说，无异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运用民俗传说对照文献记载，在史学研究上取得成效，已卓然可观。如对南方宗族的研究，有的以古籍文献和现场调查、老人的口述相互印证，写出有分量的文章，这是古人难以做到的。有一篇《姑嫂坟》的文章，从口头传说、民间祭祀和家谱记载中的矛盾，以文献、民风、传说相互训诂，证实古代广东地区妇女不同于中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明代由于理学的影响，才用男尊女卑的思想重修族谱，将主坟改为男性家长，姑嫂坟降为辅坟，但在民俗中仍然认同姑嫂坟，而作为主坟的男性墓却早已湮没无闻了，这是以民俗和口述史纠正文字记载不实之词的有力例证。
所以，口述史不仅是现代史用以抢救资料的措施，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不仅对断代史研究有好处，对民俗史和社会文化史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应该得到史学界的充分重视。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3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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