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
《司马法》校注商兑
（首发）
邬可晶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郑慧生先生《校勘杂志》[1]收录其所着《〈司马法〉校注》一书（以下简称“校注”）。此书广搜衆本，备列旧注，所辑《司马法》佚文、历代论述《司马法》资料，以及作者精心撰写的《〈司马法〉一书及其流传》，都为学者阅读、研究《司马法》带来了资料方面的便利，大大提高了《校注》的学术价值。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校注》在《司马法》一书的“校”和“注”（主要反映在“校注”部分对异文、旧注的取捨和“语译”部分作者的新见）方面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校注》对当前学术界跟《司马法》校释有关的新成果吸收得也很不够。[2]例如李家浩先生曾正确校出《司马法·天子之义》“人之执也”的“执” 当是“埶”之讹，读为“槷（臬）”，训“法”；[3]《校注》没有加以引用。[4]1992年6月出版的李零先生《司马法译注》一书（以下简称“译注”）[5]，对《司马法》作了较高质量的整理。此后，钮国平《司马法笺证》 [6]（以下简称“笺证”）、褚玉兰《兵法精典新解》[7]（以下简称“新解”）等也有一些可供参考之处。特别是《笺证》，引证富赡，注释颇多发明。不少《译注》等书已经正确出注的内容，《校注》全然不顾，一仍其误，这是很不应该的。下 面就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同时也附带指出《笺证》、《新解》等书相关的正误情况。
《仁本》：“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译注》注“不穷不能”为“不去逼迫丧失战斗力的敌人”（页5）、《新解》译文作“不杀害失去战斗力的敌人”（页289），甚是。《笺证》译文作“不为难战败的将士”，用古注直接释“不能 ”为“战败也”（页6），过于笼统。“不能”作名词用，可指“无能之人”，如银雀山汉简《论政论兵之类》“将失”：“廿三曰：与不能，可败也。”[8]“与不能”疑当读为“举不能”，任用无能之人。所谓“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即由此引申而来。《校注》反而错译为“不知道适可而止就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页238）。
《仁本》：“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译注》指出“舍服”就是“赦免服降的敌人”（页6），基本正确[9]（《新解》译文作“对降服的敌人给予赦免”，见页290，可能参考过《译注》的讲法。《笺证》训“舍”为“免其罪而释放之”，见页6，一个“舍”字不可能同时兼有“免其罪”和“释放之”两层意思） 。《校注》把整句话译为“有功而不贪功，功成就知道停止，这样做可以表示自己是知‘勇’的”（页238），对“舍服”的理解完全不对。
《仁本》“立国辨职”的“辨”，《译注》说“是分别之义”，并指出可参看《周礼》每篇开头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等语（页 7）；《笺证》（页7）、《新解》（页287）引《汇解·直解》也已指出了这一点。而《校注》却说“辨”通“办” （页239），译为“行使”（页240），不如《译注》等书的讲法有根据。
《天子之义》：“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屯（纯）”为总括词，相当于“皆”，这一点朱德熙等先生已有论定。[10]《译注》注“纯”为“完全”（页14），即本于此。《校注》（页249）、《新解》（页296）在翻译此句时把“纯”字完全漏掉，《笺证》则把“纯”误译为“一心一意”（页16。此误当承袭自古注，如明代刘寅《司马法直解》[11]——以下简称“直解”——即说：“纯，纯一而不杂也。” ）。
《天子之义》“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 的“陷”，《校注》引古注训作“坏”、“败”（页251），又语译为“击溃”（页252），《笺证》训“害”（页19），《新解》译作“陷入敌军圈套”（页297），显然当从《译注》之说解释为“中其埋伏”（页17），最直截了当。上博竹书《曹沫之陈》简60：“毋冒以陷，必过前攻。”[12]银雀山汉简《论政论兵之类》“十问”：“交和而舍，客主两陈（阵）。敌人刑（形）箕。计啇（敌）所愿，欲我陷。”[13]凡此，皆“陷”指战时中埋伏之例。
《天子之义》：“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译注》引《周礼·春官·司常》“日月为常，交龙为旂”谓这裏的“章”是指旗帜上的图案（页22）。其说极是。《校注》引《直解》曰：“士卒所戴之章也。”（页 255）又据此而译为“士卒身上佩戴的图案”（页257），这是误信了古注。（《笺证》、《新解》也都把“章”错译作“徽章”，分见各书页26、27和页298）其实，《校注》在为“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出注时已经引到《释名 ·释兵》“日月为常，画日月于其端”（页255），可见《校注》作者并不知道“常”有旗帜义。
《定爵》：“凡战，固衆相利，治乱进止， ……小罪胜，大罪因。”“固衆相利”与“治乱进止”、“服正成耻”、“约法省罚”对文，均为两个动宾结构的短语组成并列结构，“相”、“进”必是动词。明代茅元仪所刻《武备志》（以下简称“武备”）的注解释“相利”为“相度便利”（《校注》页267引）、《译注》译为“察知利害”（页30）、《新解》译文作“辨别利害”（页305）、《笺证》训“相”为“度”（页40。但此书训“利”为“地利”，盖承袭自《直解》“相度地利”，所指似过于狭窄），都是正确的。可《校注》却语译为“必须用一定的利益来巩固部队”（页267），误把“相利”当作“固衆”的补语了。《译注》注“进止”为“进其止者”（页30），也是正确的。《笺证》为“进”注“这裏是激励的意思”，为“止” 注“指委靡退却的士卒”（页40），虽然从严格的训诂角度看不够精确，对于文义的理解却大致不差。《校注》引《武备》注“审兵进止”、语译为“令行则行令止则止”（页267）、《新解》译文作“进退有节”（页305。此误盖承袭自《直解》“知进止之节”），都由于不顾句子的语法结构而致误。“小罪胜”的“胜”，《校注》据《说文》“胜，任也”而译作“小罪仍能任用”（页267），显然是误解了《说文》的原义。段玉裁在“胜，任也”下注：“凡能举之、能克之，皆曰胜。”[14]可知所谓“任也”，当是“胜任”之“任”，不是“任用”之“任”。《校注》把“大罪因”语译为“大罪依法而决”（页267），未必可信。这两句话很不好懂，《译注》解释为“小罪如果得逞，大罪就会随之而来”（页30。《笺证》说与之同，见页41），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定爵》有“右兵”之语，《校注》不管与它并称“五虑”的“顺天”、“阜财”、“怿衆”、“利地”皆为动宾结构的语言事实，释“右”为“阴”，并说：“古人以兵为阴象，故谓兵器为右兵。”（页268）而《译注》根据下文言“右兵”为“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释“ 右”为“帮助”，指“使各种兵器配合使用，相得益彰”（页31），其可信度要比《校注》所说高。（应该指出，《译注》关于“右兵” 的说法可能参考自有的古注，如《直解》云：“右兵者，长短相助而为用也。……‘右’是‘助’也。”）《笺证》译“右兵”为“发挥兵器的威力”，其根据是“右”可训“强”（页42）。按《汉语大字典》为“右”的“强”义所举的例证是《后汉书·陈宠传》“西州豪右兼併，吏多奸贪”。[15]可见所谓“强”，是指豪强之强，跟《笺证》所说的意思无关。《新解》为“右兵”出注说：“右，重视。古时尚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位在廉颇之右。’右兵，重视军事。”（页 301）此说把“右兵”看作动宾结构是合理的。但是，“右”并无重视之义，作者所引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例子只是表明，先秦曾以右为尊位，不能作为“右”可训“重视”的例证。作者在后面的译文中把“兵”译为“兵器”（页305），此注中却释“兵”为“军事”，因前后失照而自相矛盾。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云：“长兵次之，所以救其隋（隳）也。从（鏦）次之，所以为长兵【□】也。短兵次之者，所以难其归而徼（邀）其衰也。弩次之，所以当投几（机）也。”[16]说的也是作战时“各种兵器配合使用”的情况，可与“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参看。
《定爵》：“迭战则久，皆战则彊。”《校注》译“迭战则久”为“连续作战就会久困不决”（页270），据《太平御览》所引把各本的“彊”校改为“疆”，又据《广雅·释诂》“疆，穷也”译“皆战则疆”为“全面作战就会民穷财尽”（页269、270）。这些校译都是错误的。从上下文看，“迭战”二句承“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而言，应该仍然说的是“右兵”之事。“更迭”义是“迭”的常训，所以“迭战而久”当从《译注》说解释为“将它们（引者按：指长短兵器）轮番用于作战可以持久”（页32）；《校注》训“迭”为“连续”，显係臆造。《广雅·释诂四》“疆，穷也”之“穷”，犹《诗·豳风·七月》“万寿无疆”、《礼记·中庸》“悠久无疆”之“疆”，是“边际、止境” [17]的意思，不能混同为“穷困、穷尽”。所以，此句仍当从各本作“皆战而彊（强）”。《译注》翻译为“一起用于作战可以提高战斗力”（页32），可以备参。《笺证》（页43、44）、《新解》（页301、305）关于这两句话的解释与《译注》同。
《定爵》：“见敌静，见乱暇，见危难无忘其衆。”这几句话，实即“见敌则静，见乱则暇，见危难则无忘其衆”的句式结构，古汉语并不鲜见。《译注》的译文作 “碰到敌人要镇静沉着，碰到混乱要不慌不忙，碰到危险灾难不可丢下其部下不管”（页39），非常正确。《笺证》（页58）、《新解》（页306）关于这几话的理解与《译注》同。《校注》把“见敌静，见乱暇”错译为“要看到敌人幽静深处的动机，看到自己内部的不安定因素”（页277），其误盖本于《武备》注“军中惊乱，宜闲暇以镇之”云云。
《定爵》“威利章”，《校注》误信《武备》注“威严之用利于章显”之说（《直解》说与此同），进而译作“威严还是要显现出来”（页279），把“利”字完全丢掉了。《笺证》训“利”为“势”，“威利”即“ 威势，犹军威”，训“章”为“盛”（页60）。“利”当名词“势”讲、“章”当形容词“盛”讲，都是缺乏根据的臆说。《新解》译文作“军令威严利于制度贯彻”（页306），则把“利”作为动词“利于”看待。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结合“ 章”决不可能译为“制度贯彻”这一点来看，《新解》关于“威利章”语法结构的理解是靠不住的。《译注》认为“威” 指罚，“利”指赏，“章”读为“彰”，“威利章”就是“赏罚分明”。（页40）其说信而可徵。《韩非子·二柄》：“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明以“赏罚”对应“威利”。《吕氏春秋·壹行》的一段话可以看得更清楚：“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与其利。非强大则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则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则不足以劝也，故贤主必使其威利无敌，故以禁则必止，以劝则必为。威利敌，而忧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无敌，而以行不知者亡。”“禁”、“劝”即“罚”、“赏”。
《定爵》“成基一天下之形”一句比较费解，《译注》说：“‘成基’，疑读为‘成其’。‘一天下之形’，统一天下之势。”（页41）[18]“一天下”当“统一天下”讲，在古书中是有其例的，我们姑举二证：《战国策·楚策一》：“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大戴礼记·保傅》：“是以封泰山而禅梁甫，朝诸侯而一天下。”《荀子·礼论》有如下之语：“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一天下之功于是就”就是 “成基（其）一天下之形”的意思。我们认为《译注》的讲法很可能是正确的。[19]《新解》关于此句的译文与《译注》说同。（页307）《校注》以“成基”作一句读，译为“招致福祥的开始来临”（页 280），已嫌不辞。又谓“‘天下之形’当作‘天示之形’”，理由是甲骨文 “示”字与篆文“下”字形同而混。（页280）这就更不可信了。我们知道，大约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司马法》是绝对不可能用殷代甲骨文书写的，而战国时代各系文字中的“下”和“示”的写法迥乎不同，[20]无从相混。
《定爵》：“人人，正正，辞辞，火火。” 《校注》引《广雅·释诂》“人，仁也”释“人人”为“以仁待人”，引《释名·释天》“火，化也……亦言毁也”释“ 火火”为“消炎熄火”（页282、283），犯了以言其“得名之始”的“声训”为具体词义的毛病。又据《书· 汤誓》伪孔传“正，政也”、《淮南子·氾论》高诱注“政，治也”，释“正正”为“治其正也”、“以正治官”（页 282、283），据《说文通训定声》对“辞”字的分析“从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辛，会意，犹理辜也。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理也”，释“辞辞”为“理其辞也”、“修饰文辞”（页282、283），问题更加严重。所引高诱注，《淮南子·氾论》的原文作“（周公）听天下之政”，此“政”显然是名词。《校注》误解高注为“治理”之“治”，又以“正，政也”的声训材料为过渡，仅从逻辑上看就是不合理的。《说文通训定声》对“辞”字形义的分析，从古文字角度看，并不可信。前人早已指出， “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象两手理丝之形，《通训定声》所谓“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理也”，当指治理之“理”，跟《校注》解释的“修饰”也不是一回事。何况，“辞”在文献中没有当“理”讲的例子。我们怀疑，“人人，正正，辞辞，火火”犹言“人其人，正其正，辞其辞，火其火”，即“以其人为人，以其正为正，以其辞为辞，以其火为火”，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以其君为君，以其臣为臣，以其父为父，以其子为子”同例。《译注》翻译为“人必得其人，正必得其正，辞必得其辞，火必得其火”（页43），《笺证》译文作“用贤得当，正政得当，发辞得当，火攻得当”（页 64～65），《新解》译文作“用人要用真正的人才，推行政令要是公正的政令，言辞必须得体，火攻必须适宜”（页307），其所说文义近是。[21]
《定爵》：“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试以名行，必善行之。……人生之宜谓之法。”《校注》读“形” 为“刑”，引《广雅·释诂》：“刑，成也。”（页283）“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译作“要把‘人’训练出来，必须对衆人严格要求”（页284）。传世文献中表示“成”义的“刑”似以用“形”为常，如果作者想把“凡人之形”的“形”训作“成”，根本没有必要改读为“刑”。以“必须对衆人严格要求”对译“由衆之求”，除了“衆”之外，没有一个词能对应得上。这反过来说明《校注》训“形”为“成 ”也是靠不住的。《译注》读“形”为“型”，整句话译作“凡人之楷模，都是从衆人中选拔出来的”（页44），无疑是正确的。战国时期的中山王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鼎铭在说到中山王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考察相邦贾时有一段话，可与此文比读（释文用宽式，不严格隶定）：“ 今余方壮，知天若否，论其德，省其行，无不顺道，考度唯型。”（《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 5.2840）《校注》还把“试以名行，必善行之”标点为“试以名，行必善行之”（页283），似乎反映了作者并不知道古书中的“名行”特指名声操行，不能分割。[22]“人生之宜谓之法”的“人生”，《校注》理解为“生活”（页 284），不免以今律古。当从《译注》之说读“生”为“性”（页 44）。《盐铁论·刑德》：“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法者缘人情而制”与“人生（性）之宜谓之法”义近。《新解》虽也把“形”读为“型”（页304），但从其译文作“凡是要求各将士遵守的规定，应当来源于 衆人的要求，在试行过程中看它是否名副其实，如果确实是好的，就加以实行。……这些从人们实践中产生的规定，就叫做‘法’”（页307）来看，对这段话是指何而言的理解似乎出现了偏差，关于“名行”、“ 人生”的解释亦全误。《笺证》从“形”作“行”之本，认为指“民衆所行之法”，“试以名行，必善行之”被错译为“以‘法’考核所行之法，民衆必定顺法而行”（页67），其余与《新解》之误略同。
《定爵》：“立法：……四曰疾，……”《译注》认为“疾”“疑指法令速行”（页45），《笺证》训为“力而行之”（页69），《新解》译作“雷厉风行”（页308），至少可备一说。《校注》说“疾读为庶”，引《列子·仲尼》“凡此 衆疾”之“疾”有异文作“庶”为证。（页285～286）按：上古音“疾”属从母质部，“庶”属书母鱼部，二者声韵皆异，无由相通。“疾”、“庶”字形相近，疑《校注》本意是说“疾”是“庶”的形近讹字。即便如此，“庶”之一词，也不可能如《校注》所说具有“衆庶有类”那样複杂的意思。
《定爵》：“日成行微曰道。”《校注》语译为：“天时的机缘已到、占卜的吉兆没有消逝，这就叫做道。”（页287）“行微”可以讲成“占卜的吉兆没有消逝”，不知作者有什么训诂上的依据。《笺证》译“日成行微”为“日有成效，行事平稳”（页71）。且不说“日成”的结构能否对译为“日有成效”、“微”是否有“平稳”的意思，即如《笺证》所说，这两句话跟本段讲军中之“道”的关係也显得若即若离。[23]关于这句话，《译注》有十分精当的解释：“‘日’，战日，作战时间； ‘成’，既定；‘行’，行动；‘微’，微密。《孙子兵法·九地》：‘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争。’‘是故政举之日’相当 [24]这裏的‘日成’。‘微与之期’相当这裏的‘行微’。”（页 46）其说甚是。《新解》译文的大意与《译注》说同。（页308）附带指出，前两句为“军无小听，战无小利”，“战无小利”与《风后握奇经·八阵总述》“战无常规”、马融《樗蒲赋》“战无常胜”（《全后汉文》卷十八引）、《吴子·应变》“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等同例，应该是“战时没有小利”的意思，指无论利益大小，作战时都要争取。据此，“军无小听”应该是“军中没有小的细作”的意思，指无论混入军中的细作大小，都要提高警惕。《校注》译作“两军作战间谍耳目要远，不要为了小利而轻举妄动”（页287），《译注》译作“军中不听细言，战时不图小利”（页46），《新解》译作“军中不许有小道传闻，作战不可贪图小利”（页 308），大概都是受了《武备》注“不听小谋，不争小利”等的错误影响。（《笺证》把这两句话译为“治军勿逞私智而违先王之法，与人战勿争小利”，见页71。总体上看也是受了旧注的影响，但训“听”为“谋”的臆说，则是《笺证》所独有。见页70。）
《严位》：“凡三军，人戒分日。”《校注》谓“分日”即“次日”：“《文选·鲁灵光殿赋》李善注引《尔雅》：‘分，次也。’”（页294）《文选·鲁灵光殿赋》原文为：“承明堂于少阳，昭列显于奎之分野。 ”李善注：“言承汉明堂而在少阳之位，其光昭列，显于奎之分野也。《尔雅》曰：‘分，次也。’《汉书》曰：‘泰山郡奉高县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阳，东方也。’又曰：‘鲁地，奎、娄之分野也。’一曰《春秋说题辞》曰‘心为天，明堂以布政教’，言灵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阳之地。”李善以“次”训“分野”之“分”，即“位次”之“次”，跟《校注》所说的“次日”之“次”截然不同。下文“不可以分食”，《校注》据此释为“再食”（页294），也不能成立。下文有“凡战，三军之戒，无过三日；一卒之警，无过分日；一人之禁，无过皆息”等语，“分日”与“三日”的语法地位相当，古书中“分”常训“半”，[25]“分日”应即“半日”。被《校注》批评为“非”的《武备》注“分日即半日”（页294引）以及《译注》注为“半日”（页51）、《新解》据《直解》注为“半日”（页310），可能都是正确的。《笺证》据《左传·哀公元年》“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杜注“分犹遍也”、《古书虚字集释》“遍”可训“尽”，从而把“分日”解释为“尽日”，即一日。（页78）仔细推敲，这个论证过程的第一步就是站不住脚的。“分”有“遍”义，除了见存于古代字书之外，能够找到的文献中的古注大概也只有《左传》这一例。我们知道，“分”的核心义素是“半 ”，这显然与“遍”反义。《左传·哀公元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吴王阖庐在军中，把熟食全部分给了士卒之后自己才敢进食。古书中“分”常当分予、给予讲，[26]“熟食者分”的“分”即用此义。杜预注“犹遍也”，是指遍分熟食而言的，并不是说“分”有“遍”义。既明乎此，“分日”即“一日”之说就无庸辩驳了。下面附带讨论一下“一人之禁，无过皆息”的问题。由于本句“ 人戒分日”与下文“三军之戒，无过三日”所说矛盾，《译注》疑此处有脱文（页51），似可从。“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的“不息”，《校注》联繫下文 “一人之禁，无过皆息”，理解为“不足一日”（页294，参看页301）。《译注》则把这句话译为“禁令不解除，不允许吃饭”（页 51）。从文义通顺角度看，显以《译注》说为长。但《译注》已指出前一句有脱文，说不定“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也有数字或数句脱去，造成和“一人之禁，无过皆息”不能相应。《直解》即认为“人禁不息”就是“一人之禁不过一息”的意思，“此句上下亦有阙文”。待考。从“无过皆息”的“皆息”与“三日”、“分日”处于相同的语法地位来看，“皆息”也应指具体时间，《译注》就认为指“比半天更短的时间”（页 57）。不过，“皆息”的表达古无他例，十分彆扭，《校注》训为“人皆息寝，一日也”（页301），亦不可信。《武备》注说：“禁止一人之令，当皆在瞬息之间。”（《校注》页301引）《直解》也说：“一人禁止之令，无过瞬息之间。”文义上较符合“ 皆息”指“比半天更短的时间”的条件。由此出发考虑，疑“皆息”为“一息”之误。“一息”犹瞬间，极言其迅，其例甚多，略举如下：《关尹子·一宇》：“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历久得道。”《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司马贞《索隐》有“以为淳气育才，岂有常数，五百之期，何异一息”之语。“一人之禁，无过一息”，谓一人的戒备状态，不超过瞬息。“一”古或训 “皆”，[27]可能有人把“一息”之“一”误解为“皆”，在“一”旁注“皆”，传抄过程中旁注代替正文，“一”遂被臆改为“皆”。[28]《笺证》、《新解》所录正文直接作“瞬息”，不知是否有版本上的根据。
《严位》“凡战，以力久”至“惟权之视” （《译注》从各本作“惟权视之”。此句与“惟敌之视”、“惟畏之视”对文，《校注》从《太平御览》所引改，疑是），《校注》并为一段，《译注》、《笺证》、《新解》分作两段。这裏从《校注》的意见放在一起讨论。《校注》对本段所作的校释，问题很多。如“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的“以力久”、“以固久”，《校注》译作“靠力气就会久拖不决”、“靠保守就会久拖不决”（页297），大概是把这些理解为战争中所不希望看到的反面情况，这就与前后文 “以力胜”、“以危胜”、“本心固，新气胜；以甲固，以兵胜”都从正面立论的行文逻辑相抵牾了。被《校注》所批评的《武备》注“人能饱佚，乃可持久”“陈势坚固，乃可持久”（页295引）以及《直解》所说“以力持久”“以固则能久”、《译注》所译“靠实力持守”“靠稳固持守”（页51、52）、《笺证》所译“靠兵力充实才能持久”“靠战阵坚固难陷才能持久” （页80）、《新解》所译“靠兵力充实来持久”“靠阵地坚固来持久”（页 313），反而可信。“甲以重固”一句，《校注》据《太平御览》校改为“兼以重固”，又据《太平御览》删去了下句“兵以轻胜”的“兵”字（页296）。按：前文有“以甲固，以兵胜”之语，《校注》并无异议，那么这两句“甲以重固，兵以轻胜”正是承前而言，“甲”指甲胄，“兵”指兵器，下文又云“舍谨兵甲”，均以“甲”、“兵” 对举或连言，银雀山汉简《论政论兵之类》“略甲”有“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智（知）矣”[29]之语，可证；《译注》译作“甲胄份量重易于持守，兵器份量轻易于取胜 ”（页53）、《笺证》译作“甲胄靠厚重才能护卫，兵器靠轻锐才能取胜”（页80）、《新解》译作“铠甲靠厚重而坚固，兵器靠轻捷而取胜”（页313）是对的（《直解》等古注即持此说）。而且，“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句式结构也颇为工整。《太平御览》所引的本子，显然经过浅人妄改，不足为凭。“两心交定”一句，《校注》据《太平御览》改“定 ”为“支”，并引“《战国策·西周策》鲍本注：‘支，犹拒。’”（页296）译为“胜心和怯心互相排斥”（页297）。按：《战国策·西周策》原文为：“秦去周，必复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讲，则君重矣。”这种用法的“支”，又见于《文选》所载干宝《晋纪总论》“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而东支吴人辅车之势”等。“支”的核心义素是“支持”，古训为“拒”的“支”，其义偏重于据支持而抵抗，或就当“相持”讲，这跟《校注》所翻译的“互相排斥”是有区别的。《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在“两心交支”下注“两军相当，兵相支持 ”。《校注》既从其文作“支”，就应该也从其注“兵相支持”，否则难以统一。《直解》、《校注》、《译注》都主张 “两心”是指上文所说“胜心”和“畏心”。从行文结构上看，“人有胜心，惟敌之视；人有畏心，惟畏之视”与“两心交定，两利若一，两为之职，惟权之视”是对应而言的。“惟权之视”的“权”，《译注》（页53）、《新解》（页313）释为“权衡”（《笺证》释为“权衡之法”，页81），似不如《校注》释为“权变”（页297。《直解》、《武备》注已有此说）妥当。《司马法》的作者大概认为“惟敌之视”和“惟畏之视”都不好，即不能只有求胜之心或只有畏敌之心，应该做到“惟权之视”。《武备》注对这段文义的串讲十分精到：“既有胜敌之心，又有畏将之心，而两心皆定矣，则皆可取利，若一途焉。军中惟此两心为职主也，然又当用权变，以视其所胜所畏之何如。”（《校注》页296引）《译注》以“互相弥补”来解释“交定”（页53），其义近是，但“定”似乎没有“弥补”的意思。“定”古训为“成” 、“安”、“止”、“息”等，[30]都含有安而止、静而定的意思，“两心交定”大概是说胜心和畏心都平定下来了。《笺证》似乎试图把“交定”说成同义连文，“定，亦‘交’也”，是“交杂衡量”的意思（页81）。不过，他引以证明“定，亦‘交’也”的唯一材料却是《广雅·释诂四》（原文误作“《广雅·卷四》”）的“交，定也”。这条书证只能说明“交”有“定”义，并不能反过来说明“定” 也有“交”义。《新解》把“交定”译为“一起使用”（页313），其误甚明（“定”没有“使用”的意思）。至于《太平御览》所引本子作“支”，推测有以下两种可能性：其一，从上古音说，“定”是定母耕部字，“支”是章母支部字，声母同系，韵部为严格的阴阳对转，“支”有可能是“定”的假借字。其二，从古文字字形说，六国文字“定”或作“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龙岗秦简217），二者的形体无疑是很近似的。颇疑秦在实施“书同文字”政策时，曾把与秦系文字“企”的形体相近的六国文字中的个别“定”字误改为“企”。“企”又常写作“跂”，《太平御览》所保留的“支”可能是“跂”的进一步省借。
《严位》：“凡战，敬则慊，率则服。上烦轻，上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服肤轻，服美重。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以上文字，《校注》并为一段，《译注》、《新解》分作两段。就文义而言，以分作两段为宜。为了讨论的方便，这裏暂且从《校注》之说并为一段。《校注》对本段的解释，问题也很多。如把所有对举的“轻”、“重”，都理解为“轻而取胜” 、“难于作战”或“勇于作战”、“怯于作战”（页299），这是很不妥当的。按照这种说法，凡言“重”者，皆为贬义，所以《校注》把“上烦轻，上暇重”译作“平时要求苛细就会轻而取胜，平时要求鬆懈用时就难于作战”（页299）。但是，《司马法》一书对于“暇”，是作为治军之道来正面提倡的。如《定爵》“上暇人教，是谓烦陈”，是说“上级对下级干预少，士兵素有训练，这叫複杂的阵形”（《译注》页 38）；“见敌静，见乱暇”，是说“碰到敌人要镇静沉着，碰到混乱要不慌不忙”（《译注》页39，参看上文的讨论）。把本句的“暇”释为“要求鬆懈”，则与全书的语言习惯不符合。《校注》又训“服肤轻，服美重”之“服”为“行”，译作“德义宣传得越浅士卒越是勇于战斗，德义宣传得越美士卒越是怯于作战”（页299）。按：此说不但“增字解经”，译文的主语“德义”显然是《校注》凭空加上去的；而且与全书宣扬以德义治国、治军的思想相矛盾。《仁本》“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为正”、“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天子之义》“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踰”、“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踰”、“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严位》“以义战”等等，可见一斑。凡此，皆说明《校注》对“轻”、“重”的理解是不合实际的。“上烦轻，上暇重”，当从《武备》所注“上烦扰则兵势轻弱，上闲暇则兵势坚重”（《校注》页298引）。[31]本书所说“服”，除了指服从、降服之外，还指服饰，如《定爵》：“凡治乱之道：……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无淫服。”可见，“服肤轻，服美重”二句，《武备》注为“服色肤浅则兵容轻，服色鲜美则兵容重”（《校注》页299引）、《译注》译为“衣服单薄显得不庄重，服饰盛多显得庄重”（页 55）是正确的。[32]“轻乃重”一句，《武备》注为“承上言如此则虽轻兵亦可行重地”（《校注》页299引，标点略有不同）、《译注》连同上两句译为“通常如果战车坚固，兵器锋利，则愈是轻便，反而愈有杀伤力”（页56），都比《校注》“士卒越是勇于作战主帅越是要怯于开战”（页 299）合理。[33]“敬则慊，率则服”二句，《校注》语译为“对士卒一味谦恭就会失去威严，只有统治指挥他们那些人才会服从听话”（页299），其根据是《说文》“慊，疑也”、《诗·周颂·思文》毛传“率，用也”。（页298）按：段注已经指出，《说文》训为“疑”的“慊”，后世写作“嫌”。 [34]“敬则慊”的“慊”显然与此无涉。《诗·周颂·思文》原文作：“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毛传所谓的“用”，刘淇《助字辨略》卷五谓犹“以”，“乃辞之助，非作用之用”。[35]《校注》错把连词“用”与动词“用”混为一谈。《译注》读“慊”为“ 谦”，“敬则慊”即“态度恭敬就会谦逊”（页55）之意，较《校注》说为优。“敬则慊”与“率则服”对文，语法结构理应相同。从“率则服”指“正身率下则人服”（《校注》页298引《武备》注，《译注》说同）来看，“敬”的主语是上级，“慊”的主语应是下级。就这一点说，《译注》的讲法也有不妥之处。《直解》早已指出，“慊”有“快足”义。《庄子·天运》： “尽去而后慊。”成玄英疏：“慊，足也。”《孟子·公孙丑上》：“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赵歧注：“慊，快也。” 这两句话大概是说，上级恭敬则下级人心快足，上级以身作则则下级服从。《笺证》也训“慊”为“足”，又解释“敬” 为“持重”（页84）。从这句话被译成“主将持重就事顺而成”（页85）来看，作者大概是把快足、满足之“足”误解为完足之“足”了。“慊 ”没有“完足”或“成”一类的意思。《新解》已指出“慊”当训“满足”，上举《庄子·天运》一例也已引到。（页 310）这都是很正确的。但此书认为“敬”指谨慎，整句话的意思是“以谨慎的态度从事就可以达到目的”（页313），则并不可信。这大概是由于没有注意到应与“率则服”的语法结构一致所造成的。
《严位》：“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齐。”《校注》据宋本删“七”字（页303），非是。“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正合“七鼓”，“七鼓兼齐”之“七”即指此而言，删之则所指不明，宋本当有夺。《校注》把“鼓旌旗……”的“鼓”直接翻译为“鼓动”（页303），似不如《译注》释为“用鼓指挥”（页58）来得通顺。《校注》译“鼓兼齐”为“都要用战鼓来鼓动他们”（页 303），从译文的準确性来说，也不如《译注》“七种功能必须全部具备”（页59）之说。（关于这几句话的解释，《新解》与《译注》大致相同。见其书页314。《笺证》惟“兼齐”之“齐”训为“中”，意指“準确无误”，其余也与《译注》大致相同。见其书页93。按：从《笺证》所引《管子·内业》“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节适之齐”看，训“中”之“齐”可能就是适中的意思，不是与“準确无误”有关的“中节”之“中”——读zhòng。《笺证》说误。）
《严位》：“若使不胜，取过在己。”《校注》据《太平御览》改“取过”为“使过”（页306）。其实，《校注》（页306）、《译注》（页61）、《笺证》（页98）、《新解》（页314）都把这两句话理解为如果战不能取胜，就把罪过归于自己，也就是说，即使把“取过”改为“使过”，其义仍然不变。从典籍用语习惯看，“使过”颇嫌不辞，“取过”则于古有徵。《后汉书 ·陈龟列传》：“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取过目前”谓不良之牧守招致过错于目前，与“取过在己”同例。古书中还有“取罪”、“取亡”等说，犹言“获罪”、“招致灭亡”，这些“取”的用法都是一样的。《译注》、《笺证》、《新解》从各本作“取过在己”，当是。《太平御览》所引本疑涉上文“若使”之“使”而譌“取” 为“使”。
上面在谈《校注》没有吸收《译注》等书的正确说法时，对于《译注》等书所释不很準确的内容，其实已有所涉及。下面再挑一些我们认为《校注》、《译注》、《笺证》、《新解》等书中所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逐条提出看法。
战，春不东征，秋不西伐，月食班师，所以省战也。（《仁本》）
事极脩，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天子之义》）
《校注》语译“所以省战也”曰：“这一切都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战争。”（页234）语译“事极脩”两句为“国事将得到最好的治理，百官也能各尽其力各得其食了；以最简单的教化，培养出最纯朴的民风”（页250）。“教极省”，《译注》译为“训练极其简明扼要”（页17），《笺证》译为“推行战德教育极其省事”（页18）。按：从译文看，上引诸说大概把这两处的“省”都理解为“减省”了。由于把“省战”之“省”训作“减省”，势必要凭空增添“不必要的”一类定语，这就犯了“增字解经”之弊。教化极为减省而能使“民兴良”，这显然是道家思想，与全书所倡“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仁本》）、临战而“申教诏”、“教惟豫”（《定爵》）等说矛盾。可见以上诸说对“省”的理解都是错误的。“省”有“善”义，《礼记·大传》：“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郑玄注：“省，善也。”《大戴礼记·朝事》：“凡诸侯之适子省于天子，摄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省，则以皮帛继子男。”孔广森谓“省”当训“善”。这些“省”应是动词，“省于其君”、“省于天子”犹言得到国君、天子的好评。关于“省”训“善”的由来，郝懿行在为《尔雅·释诂上》“省，善也”条作义疏时说过：“省者，察之善也。明察省视，故又训善。”[36]其说可信。这种当“察之善也”讲的“省”在更早的文献中已见萌芽，如《礼记·缁衣》引《尚书·兑命》：“惟干戈省厥躬。”后被人编入《伪古文尚书》的《说命中》。伪孔传解释此语道：“兵不可任非其才。”孔颖达疏：“惟干戈在府库，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将帅，然后授之。”已把“ 察之善也”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西周中期的疐鼎：“攻龠（䠯）无啻（敌），省于人身，俘戈。”（《集成》5.2731）“省于人身”与“省厥躬”同义，[37]是作器者夸耀自己作战天下无敌，察而善任其职，俘获大量战利品。 [38]和“教极省”处于对文地位的“事极脩”的“脩”，就有“善”的意思，如古书屡见的“脩名”、“脩行”，即指好的名声、好的品行。表示“善”义的“省”也可以用作形容词，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指出，《史记·太史公自序》“有省不省耳”和“惟仲之省”二句中的“省”都当训“善”。[39]至少“有省不省耳”的“省”没有问题就是形容词。所以，此二处“省” 若训为“善”，“所以省战也”谓用以对战争有好处，“教极省，则民兴良矣”谓教化极善极到位则民风纯良，无不文从字顺。《新解》虽未为“省”出注，但把“教极省”一句译作“教育非常明了，民衆就会学得好”（页297），看来已经通过上下文隐约体会到了“省”的含义。
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仁本》）
居国见好，在军见方，刃上见信。（《定爵》）
关于《仁本》的“方”，《校注》引《孙子 ·九地篇》“方马埋轮”曹操注：“方，缚马也；埋轮，示不动也。”谓“方马埋轮，以示必死无退”。（页 234）语译道：“君主的勇往直前，就会换来百姓的效命战场。”（页 234～235）按：据曹操注，“方马”训作“缚马”，实际上是读“方”为“缚”。这跟语译所谓的“效命战场”完全不是一回事。况且，“方”当“效命战场”讲，也没有故训依据。作者把“亲”对译为 “亲附归顺”、“说”对译为“心悦诚服”，校注引《群书治要》注解释“信”为“信之”（页234），都很正确。把“恃”对译为“信心百倍”（页234）则不妥。“恃”应该直接解释为“依靠”、“依附”。“方”既与“亲 ”、“说”、“恃”、“信”对文，显然也是亲附、信服一类的意思，《直解》解释“勇见方”曰：“有勇者，人见而归向之。”文义较顺。[40]疑“方”当读为“傅”或“附”。依凭、归附之义，文献常用“傅”来表示，如《左传·僖公十四年》：“皮之未存，毛将焉傅？”不必枚举。“傅”与“方”，上古音帮母双声，鱼、阳阴阳对转。“旁”与“辅”、“榜”与“辅”具有同源关係，[41]“方”、“溥”都有“大”义，声韵极近，也应属同一词族。所以，“方 ”可以读为“傅”。“傅”与“付”、“傅”与“附”古多相通。[42]又，古书中“方”与“负”通，“附”亦可与“负”通，[43]“少府”之“府”，长陵盉写作“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集成》15.9452），这是“方”、“附”间接相通之例。由此可见，“方”、“附”古音相差不远。《后汉纪·孝明皇帝纪》下卷：“王莽末，天下兵起，宗族及闾里闻勇而有义，争往附之。”这是“勇”而 衆人往“附”之例，可与“勇见方（傅/附）”的说法相印证。郭店竹书《尊德义》简34～36：“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均）不足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以）坪（平）正（政），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缓）不足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以）安民，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勇）不足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以）沬衆，尃（博）不足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以）知善，快（慧）不足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以）知侖（伦），杀不足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以）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胜）民。”[44]“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勇）不足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以）沬衆”的“沬衆”疑当读为“会衆”，[45]“勇不足以会衆”反过来说就是“勇以会衆”，犹《后汉纪·孝献皇帝纪》所说的“勇而得衆心”。此说若确，亦可为“勇见方（傅/附）”的读法提供佐证。[46]《定爵》“在军见方”的“方”跟《仁本》的“方”当是一指。其上文说：“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广以武”、“法”，也就是“勇”。 [47]《校注》把此语译作“治理军队要使患难与共”（页277），《新解》译为“治理军队才能使军队敬服”（页306），虽然“方”没有“患难与共”、“敬服”的意思（《新解》关于本句“方”的译文还与他对“勇见方”的解释自相矛盾，详下），但把握文义的大方向却是对的。“方”与“好”、“信”对文，也应读为“傅”或“附”，“在军见方”大概是说“在军中要使人心归附”。《笺证》谓“勇见方”的“方”同“仿效”之“仿”（页 2），“在军见方”的“方”训为“宜”，指“为士卒所亲善”（页 59）。其说一则自相矛盾，二则“方”没有“宜”的意思（《广雅·释诂二》有“方，义也”之训，但这个“义”是指“道”而言，与“宜”无关），且“宜”与“亲善”在词义上也有很大距离。《译注》把两处的“方”都读为“放”，意指依据、仿效（页2、39）；《新解》把“勇见方”的“方”训为“效仿”（页286）。这些意见恐均非是。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仁本》）
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天子之义》）
凡从奔勿息。（《用衆》）
《仁本》句下《校注》表示不同意《武备》注“不战而退军为绥”、《直解》“古者以军退为绥”的说法，认为“绥训退军与下文‘纵绥不及……不及则难陷’凿枘，当从李靖训索为宜”（页237），语译为“放开马缰绳追击，一次也不能超过九十里”（页238），“纵绥不及”则被译为“放开缰绳纵马前进也不要和敌人接触”（页 252）。按：郑氏在“凡从奔勿息”句的校注中已引《诗·齐风·还》毛传“ 从，逐也”和《武备》注“追敌之败奔者，勿得止息”（页315），正确地训释了“从”之义。“纵”、“从”本一语分化，古多通用，《武备》注说“纵绥不过三舍”之“纵”或作“从”（页237），并且《仁本》和《天子之义》的两句话中“纵绥”都跟“逐奔”对文，可证“纵绥”之“纵”就是“从奔”之“从”。《译注》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司马法》逸文裴松之注以及《左传·文公十二年》杜预注对《司马法》“逐奔不远，纵绥不及”的解释，指出“绥”有“退却”义，在此指“退却的敌人”。（页5）其说正确可从。不过，他把“纵”训为“跟蹤”，似未达一间。他说： “‘纵’有跟蹤之义，《淮南子·览冥》‘纵矢蹑风’，注：‘纵，履也。’不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簋：‘戎大同（恫），从（纵）追女（汝）。”（页5）《淮南子·览冥》“纵”、“蹑”对举，高诱注为“履”，应该和“跟蹤”尚非一事。此段话是描写“钳且、大丙之御”风驰电掣，下句说“追猋归忽”，“猋”即是“飘风”；[48]《汉书·叙传上》“彼皆蹑风尘之会，履颠沛之埶”[49]，“蹑”、“履”对文同义。由此看来，“纵”、“蹑”、“履”可能都是“追”的意思。至于不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簋“从”、“追”连文，把“从”训为“追逐”无疑是最直接的了。西周晚期的多友鼎有“从至追，搏于世”之语（《集成》5.2835）。据学者研究，“追”即西北戎狄“雕”，“从至追”犹言“赶上追”。[50]这个“从”也是“追逐”的意思，与不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簋铭同。[51]古书中也有“从”、“追”连文之例，如《后汉书·耿弇列传》：“时军士疲弊，遂大败奔还，壁范阳，数日乃振，贼亦退去，从追至容城、小广阳、安次，连战破之。”《后汉书·岑彭列传》：“彭复与耿弇、贾复及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从追邓奉于小长安。”《续汉书·郡国志》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贾复传》说：“贾复从击邓奉，追至夕阳聚。”《后汉书·光武帝纪》“战于小长安”李贤注：“《续汉书》曰：淯阳县有小长安聚。故城在今邓州南阳县南。”据《续汉书·郡国志》，“夕阳聚”就在南阳郡宛县。《水经注·淯水注》说：“宛有瓜裏津、夕阳聚。”可知袁山松《后汉书·贾复传》所说的“追至夕阳聚”就是范晔《后汉书·岑彭列传》所说的“从追邓奉于小长安”。“从追”犹“追”也。“从击”亦应解释为“追击”。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人君不善之应”有“今兵之从敌急”之语，[52]应该就是“士兵追敌甚急”的意思，与“凡从敌勿息”颇类，可以互证。总之，把《司马法》“纵绥”和“从奔”联繫起来考察，就能对“纵”的确诂有一大致把握。《新解》谓“纵绥”指“追逐退却的敌人”，比《译注》说更为精确。但《新解》的这一解释是建立在把“纵”读为“踵”的基础上的（页 287），似毫无必要。“从”的“追”义当由“跟从”引伸而来。《直解》谓“纵绥不过三舍”即“从人退还之军不过九十里”、“纵绥不及”即“从人退还之兵不必及之”、“从奔勿息”即“从敌之奔败勿得止息”，《笺注》为“纵绥不过三舍”的“纵”出注“同‘从’，追也”（页5。不过此书为“凡从奔勿息”的“从”注“追击”则非，见页 110。鑒于古书有“从击”之说的存在，——见上引——“从”只能训为“追 ”），均是。以上所说可作为对《直解》、《笺证》的补充。
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仁本》）
“官民之德”一句，《校注》语译为“培养民衆顺天守道的自觉性”（页240）。《译注》则说“官”是“授以官职”的意思，“指使民之有德望者为官”（页7），《笺证》注释（页7）和译文（页8）、《新解》译文（页290）皆与之同。此说可能参考自古注，如《直解》就说“谓仁贤使能，俊杰在位也”。下面就以《译注》为此说代表。按：二说各有得失。《校注》译“官”为“培养”，无据。《译注》解释为“ 授以官职”，从古汉语名动相因的特点看，是可以成立的。但事实上其说亦非，这要在确定“民之德”的含义后才能知道。古书凡言“民之德”，几乎无一例外都指人民所遵守的道德。如：《周礼·地官·司谏》：“司谏，掌纠万民之德 而劝之。”《管子·君臣下》：“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 ”《大戴礼记·虞戴德》：“属于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兴民之德，守之以长。”《大戴礼记·少閑》：“君度其上下咸通之，权其轻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见之；鼓民之声，耳既闻之；动民之德 ，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爱民亲贤而教不能，民庶说乎？”《译注》把《司马法·天子之义》“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的“民之德”也解释成“民之有德行者”（页 26），结合上举文献中“民之德”的含义看，此说同样不能成立。由此可知，《译注》释“官”为“授以官职”，殊为不辞。上举文献中“民之德”之前的动词，为“纠”、“正”、“兴”、“动 ”、“明”等；“官民之德”的“官”既应与这些动词同类，也应与上文的“顺”、“设”等相关。循此綫索考虑，疑“ 官”当训为“掌管”。《荀子·解蔽》“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杨倞注：“官，谓不失其任。”《管子·宙合》“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尹知章注：“官，主也。”所谓“官民之德”，就是掌管民之道德的意思。上面引过的《大戴礼记·虞戴德》，有如下一段文字：“礼失则坏，名失则惛。是故上古不讳，正天名也；天子之宫四通，正地事也 ；天子御珽，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敛此三者而一举之，戴天履地，以顺民事。”“正天名”、“正地事”、“正民德”与本篇“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可以互参。
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礼变刑，则放。（《仁本》）
《校注》语译此句为：“私改曆法，篡改国史，超越规定的服饰等级，改变礼制典刑，那就要将他放逐出去。”（页243）按照这种理解，原文当标点为：“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礼变刑，则放。”[53]（《译注》附录所辑逸文，此条在“衣服”与“文章”之间施以顿号（页 76）。由于未作注译，故不知作者对文义是如何理解的）。其实，“衣服” 和“文章”很可能是有关礼制的两个内容，不一定就如《校注》所说的指“规定的服饰等级”，即“衣服之文章”。《后汉纪·孝桓皇帝纪》“正月甲子，皇帝加徽号”注引《礼记大传》：“圣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诗·大雅·旱麓》“岂弟君子，福禄攸降”孔颖达疏引《礼含文嘉》“九赐”之文宋均注：“进退有节，行步有度，赐以车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则，赐以衣服，以表其德。”可见，“文章”是指成文的规章法则，“衣服”是指礼制所规定的各个级别当穿的衣服。《仁本》前文有“名文章车服”（页239）之语，《校注》译作“按爵位等级规定各级人员的服饰标準”（页 241），若据此说，原文当说“名车服文章”，而不会说“名文章车服”。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衣服”或“车服”和“文章”不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係，而是并列的两种礼制内容。
娶同姓、以妾为妻，则变。（《仁本》）
《校注》语译此句为：“娶同姓女子做妻，破坏嫡妾制度以妾为正妻，那就要强迫他改变既成事实。”（页243）按：《校注》作者说：“‘则’字原无，以文义不明，姑妄补之。”（页242）本条及上条所说的内容，为《司马法》逸文，皆据《太平御览》所引补。检《太平御览》卷六百三十六，“变”前确无“则”字。也就是说，“娶同姓、以妾为妻、变太子、专罪大夫、擅立关、绝降交，则幽”（此句断句的讨论详下）跟“不会朝过聘，则刘”、“废贡职、擅称兵、相侵削，废天子之命，则黜 ”、“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礼变刑，则放”、“慢神省哀，夺民之时，重粟畜货，重罚暴虐，自佚，宫室过度，宫妇过数，则削地损爵”等句群构成语义上的对举。《校注》释“则变”的“变”为 “强迫他改变既成事实”，这跟“刘”、“黜”、“放”、 “削地损爵”等刑罚显然不属于一类，可见《校注》在“变” 前臆增“则”是缺乏根据的。“变太子”可能是指擅自更立太子，也可能是指惊扰太子（“变”有惊扰之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斗殴变人，耐为隶臣妾。”《孙子·军争》：“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待考。《校注》把下文标点作“太子专罪、大夫擅立、关绝降交，则幽”，语译为“太子专权作恶，大夫自封自立，闭关绝交，欺压外来使节，那就要将他幽禁起来”（页243）；《译注》附录所辑逸文，未在“变”前加“则”，把这段话标点作“ 变太子，专罪，大夫擅立，关绝降交，则幽”（页76），似都存在一些问题。“专罪”不是“专权作恶”的意思，而是说把罪过专门归于一人之身，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如果知道这一点，也许《校注》就不至于把“太子专罪”连读，进而在“变”上臆补“则”了。《译注》“专罪”作一句读，也嫌指代不明。疑“专罪大夫”为一句，谓把罪过专归于大夫，当受幽禁之罚。“关绝降交”语不可通，疑断句不确。《校注》体会这句话裏有“闭关绝交”的意思，不无道理。“降”可训“止”，《庄子·外物》：“天之穿之，日夜无降。”成玄英疏：“降，止也。”“绝”“降”可能是同义连文（《宋书·礼志四》：“大夫以尊贵降绝，及其有服，不容複异。 ”），“绝降交”犹“绝交”，即无故与他邦断绝交往。也可能“降”、“交”二字误倒，当互乙，原文作“绝交，降” ，不仅说与他邦断绝往来，还有私怀降敌之意。“关”当属上读，“擅立关”犹“擅立关市”，也不排除“关”下就夺“ 市”字的可能性，意谓擅自设立关市，徵收赋税。这段文字究竟应如何训读，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不过，无论按照《校注》还是《译注》的断句，文义都很难讲通。
虽遇壮者，不校无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仁本》）
《校注》语译此句为：“就是遇到强壮有力的人，只要不发生敌对行为就不要加以干涉。我们的敌人只要负了伤，都要加以治疗然后送他回家。”（页244）《译注》译为：“即使碰到壮年人，不抵抗也不要把他们当敌人；敌人如果受了伤，也要给予医治，放他们回去。”（页10）《新解》的译文作“即使遇见壮年人，只要他们不抵抗就不以敌人相对待。如果遇到受伤的敌人，要给予医治并放他们回家”（页290），与《译注》几乎相同，下面就以《译注》为此说代表。按：“虽遇壮者，不校无敌”一句《译注》所释略有微疵，“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一句则二说皆有可商。《校注》把“不校无敌”译成“只要不发生敌对行为就不要加以干涉”，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原文当作“不敌无校”。《译注》译“校”为“抵抗”，甚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王先慎引高诱注《战国策·秦策四》“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矣” ：“校，犹亢也。”[54]“不校无敌”之“敌”，犹《孟子·梁惠王上》“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之“敌”，即王引之所说的“两军相遇而战谓之敌”[55]。前面提到过的中山王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鼎铭有“克敌大邦”之句（《集成》5.2840），“敌”的用法与此相近。“敌若伤之，药而归之”句，按照《校注》、《译注》的译文，前一分句的主语是“敌”，后一分句被省略的主语是“我”，这不符合古汉语主语一致可承前省略的原则。“敌若伤之”的“敌”也应是敌斗的意思，此二分句的主语与前二分句的主语均为“我”。《笺证》训“敌”为“仇”（页10），把这几句话译作“即使遇到少壮者，若不抵抗，就不得视为仇敌。若与我为敌而受伤，也医治敷药而放归本国”（页11）。此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两个“敌”，前者当“视为仇敌”讲，后者当“与我为敌”讲，不能统一；第二，细味其译文，“敌若伤之”的主语似为“被视为仇敌者”，但这样一来“伤之”的 “之”就没有着落了；“医药归之”的主语似为“我”。这两句话的主语极其混乱，也不能统一。因此，《笺证》之说实际上与《译注》没什么区别。
下面根据我们的理解，将句子重译于此：即使遇到强壮之人，不发生对抗冲突就不要迎战；如果迎战而把对方弄伤了，就给予治疗并放他们回去。
方虑极物。（《定爵》）
《校注》引《庄子·山木》《释文》训“方 ”为“并”，“方虑谓兼此五虑”，“方虑极物”，“言兼此五虑而至于影响人心之外部因素”。（页266）按：《校注》之说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极物”不是“至于影响人心之外部因素”的意思。《译注》指出：“下文‘极物以豫’，‘极物’与此同义，指穷究事物情状。”（页29）其说可从。《校注》把下文的“极物以豫”解释成“豫之至于影响民心之外境”（页272），译作“对一切足以影响人心的外界动静都能掌握”（页273）。据此解，原文当说“豫以极物”或“以极物豫”，而不是“极物以豫 ”；何况，“豫”译为“掌握”，在训诂学上也缺乏根据。凡此足以说明《校注》对“极物”的理解是错误的。其次，《校注》为“方虑”注“兼此五虑”，显然把“虑”看作名词，“方虑”是动宾结构。而在“语译”中，作者却以“全面考虑战争的各种因素”云云对译之（页266），“全面考虑”则是偏正结构，“虑”似又被看作了动词。《译注》释 “方虑”为“依类而求”（页29），在语法结构的理解上与《校注》的“语译”说同。从“方虑极物”与 “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对文来看，“方虑”应该是动宾结构的短语，《校注》的前一种意见近是。不过，在文义的理解方面，“兼此五虑”显然不如“全面考虑”来得顺适。《新解》据《直解》所说，训“方”为“比”（页 300），整句话译为“比较多种方案探索事物根源”（页304～305）。对于“方虑”的语法结构的理解是对的，但把“方”译释为“比较” ，实出于对古训的误解。按《直解》说：“方虑者，比方其虑，欲计之深也。”古人把“方”训为“比”或“比方”，是比拟、比照的意思，不是指比较。《礼记·檀弓》“服勤至死，方丧三年”孔颖达疏：“方，谓比方也。有比方父丧礼以丧君。”故《新解》之说无据。而《直解》说这句话有“欲计之深也”的意味，则与前引《校注》“全面考虑”云云相近，是很有道理的。“方”有“遍（徧）”义，[56]“方虑”犹“遍其思虑”。古书有“极虑”之说，与“方虑”同为动宾结构，其义亦近，可供参考：《淮南子·氾论训》：“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汉书·邹阳列传》“易精极虑”颜师古注引如淳说：“改易精思以极尽谋虑也。”《汉书·东方朔列传》“皆极虑尽忠”、《郊祀志》“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均“极”、“尽”对文；此文“方”、“极”对文，与之同例。《笺证》训“方”为“大”、“虑”为“谋思”（页39），近是。训“极”为“远”、训“物”为“相也，考察的意思”（页 39），则与下文“极物以豫”的“极物”从《直解》说释为“尽物力”（页 48）相矛盾，可知其说不确。
进退无疑，见敌无谋，听诛。（《定爵》）
这几句话，《校注》译作“进兵退兵没有一定考虑、临敌决战心中无数，那就只有等待着失败了”（页279），《译注》译作“进退不加小心，临敌拿不出对策，要听受处罚”（页 41）。二说大意略同。具体来看，《译注》把“无疑”、“无谋”的“无” 对译为“不”，比《校注》对译为“没有”更不合语言事实；“无疑”无论解释为“没有一定考虑”还是“不加小心”，在古汉语中都找不出相应的例证。因而二说并误。“无疑”最常见的意义是“没有迷惑”、“没有疑问”，不过，若说“ 进退无疑惑”却要听受处罚，实于情理不通。可见这裏的“疑”很可能是个假借字。“疑”、“凝”古通，[57]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威王问”说：“孙子曰：‘营而离之，我并卒而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击）之，毋令适（敌）知之。然而不离，案而止。毋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击）疑。’”[58]“毋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击）疑”之“疑”即“不离”，当读为“凝”，简文的意思是说敌人聚集而不离散时不要出击。由此可知，军队若凝聚不离，就很难给人以袭击的机会；反之，若离而不凝，就可能在进退之际遭袭而兵败。银雀山汉简《论政论兵之类》“十问”的一段话可以证明这一点：“……攻其所必救，使离其固，以揆其虑，施伏设爰（援），击其移庶，此击葆固之道也。”[59]疑“进退无疑”的“疑”也当读为“凝”。这几句话大概是说，进兵退兵时没有聚集在一起，临阵遇敌时没有对策谋略，要听受处罚。《笺证》训“疑”为“定”，“进退无定，是说进退无主意 ”（页60）。按“疑”确有“定”义，《诗·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传：“ 疑，定也。”从“止”、“疑”连文看，训“定”的“疑”其实就是止息的意思。《笺证》关于“无主意”的解释若是由此而来，就显得有些牵强。古书裏也没有“无疑”当“无定”即“无主意”讲的例子可资佐证。从译文看，《新解》把“ 进退无疑”连上读，与“虑既定，心乃强”属同一语意群（页306）。若此说可信，则“疑”就不必读为“凝”而文义自明了。但是这裏有一个问题，即本段从“凡陈，行惟疏”开始，都是三字句，到“心乃强”为止；从“进退无疑”开始变为四字句（“听诛 ”除外）。根据一般的行文规律，“进退无疑”与“见敌无谋”构成一语意群的可能性无疑要比跟“虑既定，心乃强”构成一语意群大。因此，《新解》之说尚须存疑。
不过改意。（《定爵》）
《校注》为此语加注说：“不知过者挫其意。”（页282）又语译为“不知改过反而会被迫改变主意”（页283）。“不过”显然不能增字解作“不知改过”。《译注》释为“不要过分轻易地改变主意”（页42），似乎把“过”看作“改意”的修饰语，这种句子结构读来十分彆扭。虽然“过”有副词“过分”义，但是按照“不要过分”的讲法，原文当作“无（毋）过”，决不会作“不过”。“轻易地 ”非原文所有，係作者臆加。《笺证》、《新解》都把“容色积威，不过改意”连作一句读，前者译为“悦色、重刑，不过是为了使将士改恶向善（与上同心）”（页64），后者译为“和颜悦色或声色俱厉，都不过为了使人改恶从善”（页 307）。按：《直解》云：“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劝善。积威者，积我之威，所以惩恶。二者不过更改志意而为之。”可见，二说实皆袭自古注。“容色积威”无疑是主谓宾俱全的独立句子，《译注》据《新书·容经》“军旅之容，湢然肃然固以猛”释为“面色保持着威严”（页42），从文义看似不如《校注》“军容严整可以形成威势”（页 283）的讲法妥帖。《直解》、《笺证》、《新解》所说的这种“不过”，恐怕在先秦古书裏根本找不出同样的用例。虽然如此，我们认为《直解》、《笺证》、《新解》对“改意”的理解还是值得注意的。“改意”一语，在古书中基本上就是指改其初衷。如《前汉纪·孝成皇帝纪》：“卒改意而亲友。”《后汉书·杨厚列传》：“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三国志·魏书·阎温列传》：“时（马）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诱（阎）温，冀其改意。”《晋书·郭默列传》：“昔王陵母在贼，犹不改意，弟当何论！”《晋书·刘毅列传》：“赖宰辅藏疾，特加遵养，遂复推毂陕西，宠荣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世说新语·容止》：“（周处）闻裏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这是没有疑问的。关于“不过”，下面试提出两种解释，供大家参考。“过”有“责”义，[60]“不过改意”意思是说“对改其初衷之人不加责怪”。《太平经》“使能无争讼法”说：“其人有过，因而责之，责问其所长，不过所短。”“不过所短”与“不过改意”句法结构相同。这是第一种解释。《大戴礼记·盛德》：“过，失也。人情莫不有过，过而改之，是不过也。”（类似的话还见于《孔子家语·五帝》：“过失人之情，莫不有焉，过而改之，是为不过。”）《韩诗外传》卷三：“昔桀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王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过而改之，是不过也。”（类似的话还见于《说苑·君道》：“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所谓“不过”，即指“过而改之”，与“改意”义近同。“不过”、“改意”为并列结构。这是第二种解释。从下文说“ 惟仁有亲”来看，或以第一种解释相对合理。
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严位》）
《校注》据《礼记·中庸》郑玄注“位犹正也”、《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正者长帅之称”、《尔雅·释言》“誓，谨也”（页291），将此句译为“长帅下车、官佐下车、甲士就不能再下，小心翼翼逐步前进”（页293）。《译注》也疑“位”指将军，“下”指自台上或车上而下（页 49），但“誓”指约誓仪式，整句话是说“将军自台上下，左右亦下，甲士皆跪坐，约誓仪式缓缓举行”（页50）。“位”指长帅或将军，并无实据。《校注》引古注以为据，有偷樑换柱之嫌。所谓郑玄注“位犹正也”，是就《礼记·中庸》“天地位焉”的“位”而言的。其意略谓致中和，则天地之位正。这跟指长帅而言的“正长”之“正”显非一事。《司马法》一书，“位”一共出现五次，除了本句及下文的“位逮徒甲 ”，《定爵》“定爵位”之“位”、《严位》之“位”、“位欲严”之“位”，均指位次。这也可以证明把“位”解释为长帅或将军是不可信的。《校注》解释“甲坐”说：“《左传·文公十二年》‘裹粮坐甲’孔颖达疏：‘甲者所以制御非常，临敌则被之于身，未战且坐之于地。’”（页291。按《直解》已引到《左传》的“裹粮坐甲”）孔疏所说的“坐甲”，是指徒步的甲士而言的，即下文“ 徒甲”之“甲”所穿的甲胄，故可“未战且坐之于地”。这裏的“甲”由于跟在车左车右之后，很可能是指战车上的擐甲之士。前文有“坐进跪”之语，《校注》指出说的是车上甲兵进攻时的姿势（页291、293），这是很正确的（作战所用阵法中的甲兵，在某些情况下按照布阵的要求，可以“坐”。如银雀山汉简《论政论兵之类》“十阵”即有“玄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之陈（阵），……甲乱则坐，车乱则行”[61]、“数陈（阵）之法，……甲恐则坐，以声坐□”[62]等语）。结合下文所言“跪坐坐伏，则膝行而宽誓之”，疑“甲坐，誓徐行之”的断句有误：不但应在“坐”后点断，还须在“誓”后点断，意谓车上的甲士坐而约誓，然后队伍徐徐前行。“左右下”，大概是说车左车右须下车约誓。《国语·周语中》“左右皆免胄而下拜”，公序本无“皆”、“拜”二字，并有注云：“兵车参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胄，兜鍪也。免，脱也。脱胄而下，敬天王也。”[63]“左右下”即指车左车右下车。如果上述两点能够肯定，那么“位下”之“下”就有可能是衍文。“位”是指约誓时的位次。按照这种解释，此句可重新标点如下（以“{}”表示衍文）：
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下文“位逮徒甲，筹以轻重”的“位”亦指位次，《武备》注：“位法下逮，徒卒甲士。”（《校注》页291～292引。“逮”下的逗号似当取消）可从。这句话的大意是，徒卒和步行的甲士所居的位次，需要根据军事上的利害轻重来安排。这段话，《笺证》标点为“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页 74），并说“位”由“将帅之位”指代“将帅”，“下”指“从居守处下” ，“左右下甲坐”是“左右行列士卒卸甲坐”的意思（页75）。“位”指“将帅”的说法，太过迂曲，不如解释为“位次”直接。《笺证》认为“下甲”当“卸甲”讲，可是这种意义的“下”出现得相当晚，《汉语大字典》在此义项下举出的最早的例证是《儒林外史》的“摘门下瓦”，[64]先秦时代似无此意。《新解》的标点作“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页309），译为“在阵中的位置，按左右行列分布。临时停止时採用坐阵。军令下达要从容”（页312），很多词的翻译似未能一一对应（如“位下”之“下”显无“分布”义，“下甲”也不能解释为“临时停止”，“誓”非指“军令下达”），故不足信。
上同无获，上专多死。（《严位》）
《校注》认为此二句连同下二句“上生多疑，上死不胜”[65]的“上”都应读为“尚”，并指责《武备》注训为“上人”“全误”（页 299～300）。按：本书出现的“上”，除了用作“上面”之义，多特指上级，如《天子之义》“上贵不伐之士”、“上使民不得其义”、“上不尊德而任诈慝”，《定爵》“上暇人教，是谓烦陈”、“若人不信上”等等，无一例肯定当读为“尚”的。前文讨论的“上烦轻，上暇重”就在此句之前，《校注》也主张读为“尚”，非是。《校注》由于把“上同无获”解释为“将帅用兵，处处和大家想的一致就不会取得成功”，下句若作“上专多死”则与之“悖谬”，遂据《太平御览》改“ 多”为“不”（页300）。按：下二句“上生多疑，上死不胜”，《校注》认为前者是说“犹豫不决”，后者是说“不会取得胜利”（页301），亦即此二句都是从作战失败的反面角度立论的。那么，似乎就没有理由坚持“上同无获，上专多死”必须得从一反一正的不同角度立论。况且，《太平御览》注说：“将无明智，耻求贤问智，自专事，为衆所弊，故战多死也。”这些都对《校注》改“多”为“不”的说法不利。《译注》、《笺证》、《新解》即从各本作“上专多死”。我们认为，“上专多死”据《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二校改为“上专不死 ”[66]很可能是对的，只不过《校注》对此二句的训释有误。《译注》把“上专多死”译为“上级过于专断则往往覆军杀将”（页56。《新解》关于这两句话的解释与《译注》同，《笺证》读“上”为“尚 ”，同于《校注》，释义则同于《译注》，见各书页313和页86、87。下面的讨论就以《译注》为代表），表面上看似乎文义很顺。考本书言“专断”之“专”，基本上都是作者所称扬者。如《定爵》：“凡治乱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义，六曰变，七曰专。”“专”是“ 治乱之道”之一。“凡军，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凡战，正不行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如果这裏的“专”也当“专断”讲，从《司马法》整体思想的一致性而言，应该得不出“多死”的结论。可见《译注》的讲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那么，《校注》校译此句为“准许他们独断专行才能免于兵败身亡”（页301）是否正确？前面已经指出，“上同无获，上专不〈多〉死”都是从作战失败的反面角度立论的，《校注》显然把后一句当成了正面之论，因而其说亦不可从。《译注》又谓“上同无获”的“上同”指“将无决断，一味曲上附下”（页55），跟《校注》的讲法一样，都很难使人信服。既然“专”非“专断”义，与之对文的“同”释为“无决断”也须重新考虑。《黄石公三略·上略》引《军谶》以说“君用佞人，必受祸殃”，有 “专任自己，举措伐功”、“无善无恶，皆与己同”之语。疑“上同无获”的“同”即“无善无恶，皆与己同”之“同” ，“上专不〈多〉死”之“专”即“专任自己，举措伐功”之“专”。上级专功，其后果只能是下级不肯拼死杀敌。《严位》下文说：“凡战之道：教约人轻死；道约人死正。”无论是轻于死，还是死于正，都是指战争是拼死卖命而言的，与这一句所说的“死”相类。上博竹书《曹沫之阵》简58：“率车以车，率徒以徒，所以同死。”[67]说的可能也是率兵作战时一同赴死之事。据此，“上专多死”的“多”应从《太平御览》所引校改为“不”。这两句话的大意是，上级善恶不分、一味同己则作战无所斩获，上级贪冒战功为己有则下级不肯赴死卖命。后人由于对“专”的含义不甚了然，从而臆改“不死”为“多死”，《太平御览》的注与正文不能相应，就反映了这一点。
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严位》）
这一段，《校注》从《武备》注“凡用民”的话，把“ 凡民”云云理解为“统治者对于民衆”所採取的方式（页308。《笺证》、《新解》关于这几话的解释与之略同，见各书页99、100和页314。下面的讨论就以《校注》为代表），《译注》则直接把“ 以仁救”等看作是民的行为（页62～63）。按照《校注》之说，“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就是“以仁使民救，以义使民战，以智使民决……”的意思；按照《译注》之说，则是“民以仁救，民以义战，民以智决……”的意思。本段下文言“让以和，人自洽”、“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人］说其心，效其力 ”[68]，都是从上级、统治者的角度来讲的，“凡民”云云当与之同例。《校注》之说疑是。“以仁救”一句，《校注》引《吕氏春秋·劝学》高诱注：“救，治也。”及《武备》注“以仁救其难”（页307），语译为“用仁爱来挽救道德”（页308），《译注》译作“靠仁爱来相互救助”（页62），《笺证》认为指“用仁爱解救士卒的危难”（页99），均不可信。《校注》所引《吕氏春秋·劝学》，其原文为“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救病”犹“治病”，显然不能由此得出“以仁救”的“救”指“挽救道德”的结论。根据有关材料来看，只有《直解》“以仁爱救其危难”和《校注》所引《武备》注“以仁救其难”的意见近是。《韩诗外传》卷八有“国危不救，非仁也”之语，《汉书·萧望列传》说：“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 可见，古人常把救危难与“仁”联繫起来。《国语·晋语七》有如下一段文字：
韩献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辞曰：“厉公之乱，无忌
备公族，不能死。臣闻之曰：‘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无
忌，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
忝韩宗，请退也。”固辞不立。悼公闻之，曰：“难虽不能死君
而能让，不可不赏也。”使掌公族大夫。
韩穆子自称“智不能匡君”、“仁不能救”、“勇不能死” ，跟“以智决”、“以仁救”、“以勇斗”的说法无疑是很接近的。凡此，皆说明“以仁救”是指救其难而言的，意谓统治者用仁爱来使民赴救危难。
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严位》）
这几句话的问题较多，下面依次讨论。先说 “自予以不循”。《校注》据宋本改“予”为“子”，将此句译为“自爱自敬不要重复旧错”（页308），其依据是“《国策·秦策》姚本注：‘子，爱也。’《礼记·少仪》 ‘毋循枉’孔颖达疏：‘循，犹追述也。’”（页307）按：“循”有“述”义，是指顺从而述，决不可能进而引申出“重复旧错”这样的意思。即使撇开这一层不论，“不要重复旧错”也应由“无（毋）循”来表达，而不会说成“不循”。这一点，前文已不止一次指出过。“子”训“爱”，是由“以……为子”引申而来的，因而多特指统治者对于民衆的爱，如《校注》所提到的《战国策·秦策一》原文作“今欲并天下，淩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就是一例。“自敬自爱”之“爱”绝对不会用“子”这个词来表示。《校注》改“予” 为“子”，文义根本无法讲通，故不足取。《译注》虽从各本作“自予以不循”，但只笼统地说“疑指不敢师心自用”（页62），也是有问题的。古书中常以“自予”指引不好的事情以自归，例如：《汉书·元后列传》：“今大将军乃引过自予，欲上尚书事，归大将军印绶，罢大司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将军乃深引过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则朕将何向焉！”《萧何列传》：“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论衡· 诘术篇》：“夜姑，义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击之。”《自然篇》：“英引罪自予，卒代将死。”《书虚篇》：“ 使诸侯不听其臣言，引过自予。”等等。因此，《武备》说解此句文义为“不循理之事则引以自归”（《校注》页 307），要比《译注》、《校注》诸说都接近事实。再说“争贤以为”。《校注》据《武备》注“争相贤誉，则惟知为人而不为己”，将“人”属上读，即“争贤以为人”。（页307）[69]表面上看，这种读法无可非议。《武备》的解释在文义上也十分合适。不过，这裏有一个古汉语表达的问题。衆所周知，如果两个句子处于前后位置，后一句子的主语与前一句子不同，变化了的主语第一次出现时基本不能省略。“自予”两句的主语是统治者或上级，“说其心，效其力”的主语是“人”，后者的主语若被隐去，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是持“人”属上读之说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根据这一理由，我们认为“ 人”属下读是对的。但《译注》谓“争贤以为”係“争贤以为循”的省文，就是“争以贤人为榜样”的意思，（页 62、63）亦颇难使人相信。这样一来，应与“自予以不循”对文的“争贤以为” 无疑少了一个字，其文未完。根据古人的书写习惯，连续出现两次的字往往只写一遍，以其下加重文号“＝”表示重读一次。疑“人”下原有重文号，转抄脱去，其文应读作“争贤以为人，人说其心”。“争贤以为人”犹“以为人争贤”，即以其为人（与“为己”反义）而被争相贤誉，跟“自予以不循”的句式结构近同。总之，这几句话可以重新标点如下（用［］表示补出的缺文）：
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人］说其心，效其力。
《新解》也以“人”属上读，把“自予”译为“自己承担过失”（页315），都很正确。译“不循”为“不循私情”（页315），显以“自予”与“不循”为并列结构。“争贤以为人”一句被译作“ 将荣誉让给别人”（页315）。如此一来，相对为文的这两句话的语法结构就变得很不一致了，可见其说亦不儘然。在诸说之中，还有《直解》和《笺证》关于“自予以不循”的意见与我们相同。前者说：“事有不顺于理，上之人自归于己。”后者说：“自予以不循：即以不循自予；不循，不顺理之事，即过错。”（页100）前者以“争贤”为“争相贤”，与《武备》同，亦是。后者认为“争贤以为人”“即争以贤予人”（页100），则与其对文的“自予以不循”语法结构有异。“为人”之“为”恐怕也没有“予”的意思。
因其病，攻其怠，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惧。（《用衆》）
首六字是《校注》据《北堂书钞》所引补出的。其文犹言“因（利用）其（指敌人）病，于其怠时攻，于其疑时击，于其卒时加，于其屈时致，于其规时袭；因（利用）其（指敌人）不避，于其图时阻，于其虑时夺，于其惧时乘”，除了两个条件句外，其余结构都很一致。据此可以知道，《校注》把“加其卒”译为“强加兵于他”（页314），引《孟子·滕文公》“威武不能屈”赵岐注“屈，挫其志也”（页 313），把“致其屈”译为“迫使他屈服”（页314），把“乘其惧”译为“加剧他们的恐惧情绪”（页314），都是不妥当的。“加其卒”的“卒”，《译注》读为“瘁”，谓“加兵其劳困之时”（页68）；《直解》说“敌人仓卒而来则加之”，《武备》注“敌人仓卒则以兵加之”（《校注》页313引），《笺证》解释为“仓猝失备”（页109），《新解》译为“仓促无备”（页317），并与之同，实即读“卒”为“促”或“猝”。二说都有可能。“致其屈”的“屈”，当从《译注》说解释为“穷竭”（页68），这一意义古人常训作“竭”或“尽”。[70]“致”应该是我方的行动，《译注》解释为“致使，造成”（页 68）、《新解》译为“使其”（页317），[71]均未达一间。《笺证》认为此“致”即“致师”之“致”，是“挑战的意思 ”（页109），显然比上引二说要合理一些。《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孔颖达疏：“《周礼·环人》‘掌致师’郑玄云：‘致师，致其必战之志。’则致师者，致己欲战之意于敌人，故单车扬威武以挑之。”其实，此“致”很可能是招致的意思，[72]“致师”即主动招致敌军，犹言“挑战”。单独的“致”似不能训为“挑战”。“致”除了可当“致使”、“招致”讲，比较习见的还有“致送”之义。《战国策·赵策四》：“臣愿足下之大发攻宋之举，而无庸致兵，姑待已耕，[73]以观奉阳君之应足下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上引“致兵”，就是致送其兵于某地，犹言 “发兵”。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三十时”有残简“安致兵每内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74]，不知这个“致兵”是否也与此同意。疑“致其屈”意谓于敌人力尽气衰时发兵。“乘其惧”，《校注》之说固误，《译注》训“乘”为“乘机进攻”（页68），亦不确。其实，《校注》曾引《国语·周语》“乘人不义”韦昭注“ 乘，陵也”（页314），除了感情色彩正好相反之外，其义用来解释“乘其惧”之“乘”还是很合适的。《史记·高祖本纪》：“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张守节《正义》：“乘，进也。”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官一”：“猋凡振陈，所以乘疑也。”[75]整理者读“猋凡振陈”为“飙风振尘”，[76]似可从。“乘疑”犹“乘于疑”，略同于本文的“击其疑”。意思是说，飙风振尘，用来使敌人生疑，并在此时进攻之。所谓“乘其惧”，就是于敌人恐惧时进攻。[77]《淮南子·兵略》：“因其饑渴冻暍，劳倦怠乱，恐惧窘步，乘之以选卒，击之以宵夜，此善因时应变者也。”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八阵”：“适（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78]同书“篡卒”：“胜在尽□，明赏，撰（选）卒，乘适（敌）之□。是胃（谓）泰（大）武之葆（宝）。”[79]“之”下之字，图版模糊难辨，可能是与“惧”或“疑”义近的词。《论政论兵之类》“十问”：“击其不□，攻其不御，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其骀（怠），攻其疑。”[80]这些都可与此文对读。《新解》译“乘其惧”为“乘它军心恐慌时加以歼灭”（页318），似乎对“乘”的理解已离事实不远。然而，若结合对“阻其图，夺其虑”的译文看，《新解》实际上是把“乘”翻译为“乘它军心……”之“乘”，“加以歼灭”係作者臆增。“阻其图”二句，《新解》译为“设法阻挠它实现自己的意图，打破它的行动计画”（页318），可见作者把“阻其图，夺其虑”看作一般的动宾结构，而与前文“在敌军仓促无备时发起攻击”（加其卒）等句式完全不同。就译文来看，作者所理解的句式结构发生变化是从“致其屈，袭其规”开始的。这显然毫无道理可言。基于此，作者大概把“乘其惧”也看作动宾结构，即“乘它军心恐慌”；但这样翻译语意未完，遂增入“加以歼灭”等话。《笺证》把末三句译为“挫败他的计谋，动摇他的斗志，因其恐惧而打败他”（页110），其误与《新解》殆同。
以上所举的例子，仅是《校注》以及《译注》、《笺证》、《新解》等书所存在的问题的很少一部分。诚如《译注》前言所说，“《司马法》原文古奥艰涩”，“可以用来比较的材料较少”（页2），所以我们的批评也难免失当，以不误为误，恳请方家指正。
顺便指出，《校注》一书凡“冢”字，如页241“冢社”、“冢宰”之“冢”，页242“校注”［六］、［八］共四个“冢”，页243“冢宰”之“冢”，差不多都讹写成了“冡”。[81]这一错误出现在一本讲校勘的专着裏，令人感到十分遗憾。
2008年6月23日写完
[1]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以下所引《〈司马法〉校注》即据此版本，为节省篇幅，仅列举页码。
[2]郑氏在《〈司马法〉校注后记》中注明写作时间是“八六年七月八日”（页 457），而此番所收入的《校勘杂志》一书《后记》则注明时间是“2005年12月29日”（页459）。我们说“当前学术界跟《司马法》校释有关的新成果”，应以2005年12月29日为限。
[3]李家浩：《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钟铭文考释》，载《北大中文研究》，1998年，收入《着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页78～7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4]钮国平《司马法笺证》正文“执”作“埶”，但认为“同‘势’”，又把上句的 “首”属下句读，“首人之埶也”读为“道人之势也”，解释“道”“因也，若、似的意思”（页26、27）。关于“埶”的说法、“道”的训诂以及断句皆误，全不可通。褚玉兰《兵法精典新解》正文“执”也作“埶”，但“夏后氏玄首，人之埶也”一句却被译为 “夏代时用黑色，象徵人头髮的颜色”（页298），看来也并未弄懂“埶”及整句话的意思。此二书的版权情况详下。
[5]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以下所引本书即据此版本，为节省篇幅，仅列举页码。
[6]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以下所引本书即据此版本，为节省篇幅，仅列举页码。
[7]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以下所引本书即据此版本，为节省篇幅，仅列举页码。
[8]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页19，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年12月。按：原简顺序号0225与0234可连读，上引简文即分见于此二简。
[9]《译注》把“舍”读为“赦”，似无必要。“舍”有“赦免”义，古书有“解舍 ”之语，是其证。参看裘锡圭先生《帛书〈春秋事语〉校读》“杀里克章”注[4]，《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期，74页，《船山学社》杂志社编辑出版，2004年7月。
[10]参看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信阳楚简屯字释义》、朱德熙《说“屯（纯）、镇、衠”》，收入《朱德熙文集》第5卷，页32～35、173～184，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9月。
[11]据阮元《宛委别藏》本。
[1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图版”页151，“释文注释”（李零）页2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12月。
[13]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页9。
[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7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10月。
[15]《汉语大字典》（缩印本），页240，武汉、成都：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
[16]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图版”页30，“释文注释”页55、5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
[17]《汉语大字典》（缩印本），页1068。
[18]《译注》在后面的译文中，“势”被误植为“努”（页42）。
[19]《笺证》把“成基”解释为“成就基业”，“一天下之形”解释为“统一国势” （页62），分作两句读。此说可能参考自古注，如《直解》云：“成王者之基业，混一天下之形。”
[20]参看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页4，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12月。
[21]这些说法实已见诸《直解》：“人人者，任人而选其所当任之人也。正正 者，正其所当正者也。辞辞者，脩辞命以责人，言其所当言者也。……火火者，火其所当火。”
[22]如《新论·求辅》：“通经术，名行高，能达于从政，宽和有固守者，公辅之士也。”《后汉书·王允列传》“少无名行”、《杜密列传》“党事既起，（杜密）免归本郡，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时人亦称‘李杜’焉”等，例不胜举。
[23]此说可能袭自古注而有所改动。《直解》云：“日有所成而行之以微妙，此谓之道。”
[24]原文作“相当当”，衍一“当”字，盖排印之误。兹删。
[25]参看宗福邦等《故训汇纂》，页219，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7月。
[26]同上，页218。
[27]参看宗福邦等《故训汇纂》，页1。
[28]依注文而误改正文之例，参看王叔岷《斠雠学（补订本）》，页366～367，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6月。
[29]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页1。
[30]参看宗福邦等《故训汇纂》，页564。
[31]《译注》认为本句是指“降低其威望”、“提高其威望”而言（页54、55），《新解》译作“将领急躁往往会遇事轻率，将领从容往往就遇事稳重”（页 313），似皆不如《武备》注所说符实。
[32]《新解》译为“装备轻便行动就会敏捷，装备厚重行动就会迟缓”（页 313），于“肤”、“美”二字的解释尤不妥当。
[33]《新解》认为“轻乃重”是指“小股部队就能发挥大部队的威力”（页 313），《笺证》训“乃”为“能”，意谓“兵势弱小能转化为兵势强大”（页86）。
[3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511。
[35]今人多训“率”为“皆”（如高亨《诗经今注》页551，《高亨着作集林》第三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意谓赠我麦子（指野生穀），帝命各处予以培育。参看 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泽螺居楚辞新证》，页112～113，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4月。此说可信。
[36]郝懿行：《尔雅义疏》上之一，页14，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咸丰六年刻本，1982年9月。
[37]金文中“人”、“氒”二字常相混。此器所存为宋人摹本，很难保证“省于人身”一定不是 “省于氒（厥）身”的误摹。
[38]唐钰明先生《铜器铭文释读二题》已指出疐鼎的“人身”可释“氒身”，“省” 当训“善”。见《着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页9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3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第一册，页87、88，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40]《直解》把用如“被”的“见”训为“看见”之“见”，把“方”读为“向”，我们并不赞同。这裏只是取其对文义的理解。
[41]刘钧杰：《同源字典补》，页99，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8月。
[42]参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页365、368，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43]参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页367、438。
[44]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页57、“释文注释”页17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上引释文参考了陈剑先生《〈尊德义〉释文与注释》（稿本）。
[45]“沬”可读为“会”，参看李家浩《信阳楚简“浍”字及从“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之字》，《着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页201～202。
[46]沈培先生主张“沬衆”读为“溃衆”，见陈剑《〈尊德义〉释文与注释》（稿本）引。
[47]《译注》释“在军广以武”为“在军中要豁达而勇武”（页39），可从。
[48]参看林澐《说飘风》，《林澐学术文集》，页30～34，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
[49]“蹑风尘之会”原作“蹑风云之会”，此从王念孙说改。见《读书杂 志》中册，页26，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3月。
[50]刘昭瑞：《试说多友鼎铭文中的“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页 193～194，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1月。
[51]关于不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簋“从追女（汝）”之“从”训为“追逐”，又可参看唐钰明《异文在释读铜器铭文中的作用》，《着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页83～84。
[52]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页125。
[53]检《太平御览》卷六百三十六，原文确实作“曆”而非“历”（据《四部丛刊三编》本第15册），《校注》解释为“曆法”是有根据的。
[54]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页7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10月。
[55]王引之：《经义述闻·左传中》“一与一谁能惧我”条，页43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
[56]参看宗福邦等《故训汇纂》，页990。
[57]参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页376。
[58]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图版”页28，“释文注释”页50。
[59]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页9。又，《论政论兵之类》“善者” 有“能使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之语，与此同类。参看本注所引书页228。
[60]参看宗福邦等《故训汇纂》，页2292。
[61]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页3。
[62]同上，页12。
[63]《国语》上册，页61，上海师範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
[64]《汉语大字典》（缩印本），页4。
[65]此二句《校注》和《译注》的解释也不相同，但似均言之成理，暂不加讨论。
[66]据《四部丛刊三编》本《太平御览》第8册。
[6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图版”页149，“释文注释”（李零）页281。
[68]本句的讨论详下。
[69]《校注》训“为”为“用”，译作“招贤纳士因才而用人”（页308），显误。
[70]参看宗福邦等《故训汇纂》，页621。
[71]无论“致使、造成”还是“使其”，似皆可上溯至《直解》“致其力之屈”之说。
[72]参看宗福邦等《故训汇纂》，页1884。
[73]鲍彪本无此四字。
[74]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页127。
[75]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图版”页40，“释文注释”页69。按：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把上引内容所属的简412归在《孙膑兵法》“行篡”章裏（页10），误。
[76]同上，“释文注释”页70。
[77]《直解》云：“乘其敌之威慑，即所谓击其大惧也。”不知是否认为“乘”当训“击”。
[78]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图版”页34，“释文注释”页60。
[79]同上，“图版”页33，“释文注释”页58、59。按：释文直接把“适”释为“敌”，非是。查图版，此係“适”字，读为“敌”。摹本旁之释文作“适”（页52），是。
[80]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页10。按：此书为“”括注“厌”。“骀”后原无括注，如果此字隶定不误，根据《司马法》“攻其怠”之文，疑可读为“怠”。
[81]一些旧刻本往往把“冢”写成“”，即比一般写法的“冢”所从“豖”上部多一横画。如《宛委别藏》所收《司马法直解》正文及注中的“冢”皆作“”。《校注》可能由此而譌作“冡”。郭沫若在他的金文着作裏也 把“冢”错写成“冡”（参看裘锡圭先生《谈谈进行古代语文的学习和研究的一些经验教训——基础要扎实些，考虑要全面些》，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6月8日），可能也是受到了 “冢”作“”的影响。
点击下载 word版：
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0204《司马法》校注商兑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2148.html
以上是关于古代兵器-邬可晶:《司马法》校注商兑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