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从军区到地方政府
（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
提要
本文首先探讨睡虎地秦律，指出战国秦国在昭王（西元前307-251年在位）晚期设置十二个郡，当时郡并无权控制县的人事；继而根据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与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指出秦郡至秦王政即位（西元前246 年）初期之后才掌有司法权，晚于县与都官。根据上述及学界研究，可知昭王晚期以前的秦郡并无权控制县的人事、司法与财政，当时的郡县关係可谓郡不辖县。直到统一六国前夕，秦国方发展出郡下辖县的地方行政制度。战国秦郡在秦昭王晚期至秦王政即位之前，并未取得较完整的地方行政权，不宜视为在县之上的地方政府。继而，本文研究战国秦金文，指出战国时期自秦惠文王十四年（西元前311年）始，秦郡郡守便在县工师之上监铸兵器，反映郡的军事性质。综合秦简与秦金文可推测，战国秦郡郡守最早拥有的权力应为军事权，郡守取得司法、财政、人事等权力的时间晚于军事权，由此可略窥战国秦郡从军区演变为地方政府的历程。
杨宽在其经典名着《战国史》里如此勾勒战国郡制的整体面貌：春秋之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地位要比县为低，……等到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也就在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二级制的地方组织。……战国时代的郡都设在边地，主要是为了巩固边防。」[1]郡是县的上级地方政府，在杨宽看来十分明确。
然而随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与整理刊布，工藤元男、江村治树、陈长琦等学者相继指出战国晚期以前，秦内史仍直辖全国属县及都官的财政，郡无权管理属县的财政；郡的司法权亦非一开始设置时即有；直到在秦王政二十年（西元前227年）颁布的〈南郡守腾文书〉里，[2]才显示战国秦郡有较完备的地方行政权。[3]睡虎地秦简呈现的郡制面貌，与杨宽《战国史》所述截然不同，战国时期秦郡似乎经历剧烈变迁，早期秦郡的地方行政权力较为有限，晚期权力才见扩大。
但古文字学者苏辉全面探讨战国秦兵器的物勒工名情况，指出战国秦兵器的监铸者有郡、有县，郡守位置必在县工师之前，反映秦之郡县二级制已见于战国早期。[4]战国秦金文似乎重新肯定杨宽《战国史》所述的郡制面貌。
上述学者对战国秦之郡制面貌的理解至少可分两派，其歧见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探讨的史料不同所致。本文企图综合睡虎地秦简、秦有铭兵器以及新出的岳麓秦简，较为全面且细緻地探讨战国秦之郡制的发展，进而揭示战国秦郡从军区演变到地方政府的历程。
一 秦简所见战国秦之郡制
本节主要探讨的史料为睡虎地秦简与岳麓秦简。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固然下葬于秦统一后，但其中多数内容所涉时代较早，[5]故学者多用以讨论战国秦之郡制。岳麓秦简里常见战国晚期的秦王纪年，断代更为精準。由于郡与县的统辖关係是探讨战国秦之郡制演变的关键，本节遂以秦郡辖县与否为线索，探讨秦简所见战国秦之郡制的差异。
（一） 睡虎地秦律所见郡不辖县的「十二郡」时期
睡虎地《秦律十八种·置吏律》简157-158规定：
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羣官属，以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夬（缺）者，为补之，毋须时。
县、都官、十二郡皆可任免自己的属吏，反映县、郡各自拥有人事权，县在一定程度上不受郡的制约。对比下引《法律答问》简144「郡县除佐」的记载，〈置吏律〉记载的内容不是常见的「郡县」，而是「县」在「郡」上，所反映的统辖关係似非一般认知的郡辖县，而是县与郡不相干涉，即郡不辖县。
为何《法律答问》反映的郡县统辖关係，与〈置吏律〉不同？黄盛璋曾指出，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引用律文的时代可早至战国早期的商鞅变法，律文之后的解说撰成时代较晚，但亦不晚至秦统一。[6]由此可见律文内容的差异或因时代不同，不过〈置吏律〉并非《法律答问》引用的律文，时间不一定较《法律答问》简144「郡县除佐」为早，其可能时代尚须从其他角度论证。
〈置吏律〉记载了「十二郡」，为律文断代提供宝贵线索。「十二郡」应指秦国当时的辖郡总数，故此律必于秦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为三十六郡之前制定。若能釐清战国秦国的置郡历程，得知秦国于何年置第十二郡及第十三郡，便可大幅缩小〈置吏律〉年代的上下限。然因战国史料寡少零散，[7]各郡的始置年代不一定清楚，连秦国所置的第十二、十三郡为何，史家都聚讼纷纭，遑论其设置年代，从而导致「十二郡」律文的制定年代难以确定。[8]
2012年晏昌贵参考新出土材料，重新梳理「十二郡」问题。[9]他主张秦昭王三十五年（西元前272年），秦国置有上郡、巴郡、汉中、蜀郡、黔中、[10]河外、[11]河东、陇西、南郡、河内、[12]南阳、北地共十二郡。根据其说，秦昭王三十五年为「十二郡」律文制定年代的上限。再参考李晓杰对战国秦国置郡历程的梳理，[13]第十三郡若为陶郡，律文制定年代的下限便为秦昭王四十二年（西元前265年）；若为参川郡，下限便为秦庄襄王元年（西元前249年）。「十二郡」律文大抵制定于秦昭王晚期，此时秦郡数目仅为统一时的三分之一，郡制尚处于发展阶段。〈置吏律〉将郡书写于县、都官之后，很可能是因为此时郡的行政层级与重要性不高于县与都官，郡与县不相隶属，反映「以郡统县的行政制度尚在发展中」。[14]
睡虎地秦律仅此条见有郡制，《秦律十八种》其余199枚简、《秦律杂抄》42枚简、《效律》60枚简，均无郡之规定。缺少郡的地方行政如何运作？工藤元男指出在睡虎地秦简中，内史直接考核县拥有的牛只，县亦将所有的器物变卖情形、粮食数额、不及格的工匠学徒等资料上报内史，口粮廪籍及其他费用则上报太仓，内史、太仓等中央官吏掌管了整个秦国的县仓和公器。岁末时，县亦上计于内史，未上计于郡。[15]里耶秦简8-1845记载：
卅二年，迁陵内史计。／[16]
似反映秦始皇三十二年（西元前216年）迁陵县仍向内史上计，[17]则内史显然有权管理秦国所有属县的财政。而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140记载某条秦代律令为：
盗出朱（珠）玉邦关及买（卖）于客者，上朱（珠）玉内史，内史材鼠（予）购。
内史既管辖秦国与诸侯接壤的「邦关」，其辖区亦应涵盖整个秦国疆域。睡虎地秦简所见的内史权力，显然涵盖了后世郡的一部分地方行政权力，因此江村治树、藤田胜久、重近启树等学者认为睡虎地秦律最初制定时仅以内史为对象，内史与县的规定后来才被套用至郡与县。[18]当郡的地方行政功能尚未成熟时，内史可谓战国秦国地方行政的主要枢纽。[19]综上所述，反映内史辖县的睡虎地秦律的制定时代亦较早，并非于战国末年乃至秦统一时期制定，其制定年代可能与记载「十二郡」之〈置吏律〉相近，甚至更早。此时「秦郡一级的行政机构还是很不健全」，[20]应未辖县。
（二）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所见郡辖县的时期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144规定：
郡县除佐，事它郡县而不视其事者，可（何）论？以小犯令论。
从〈置吏律〉的「县」书写于「十二郡」之上，到《法律答问》的「郡县」连称，法律用语的转变，似乎反映战国秦国郡县制已从郡不辖县发展到郡下辖县。换言之，《法律答问》简144的制定年代应较〈置吏律〉简157-158为晚。就法律内容而言，〈置吏律〉内容为「免除吏及佐、羣官属」时间的总体规定；《法律答问》内容则是除佐后，佐未到任的惩罚规定。《法律答问》简144的内容既为〈置吏律〉简157-158的补充规定，制定时代便应较晚。上引黄盛璋更已指出《法律答问》一般晚于秦律的断代原则。[21]从词彙、内容与文本性质等不同角度分别考察律文的制定年代，均反映《法律答问》简144的制定时间应晚于〈置吏律〉简157-158，可见律文的断代有一定的可靠性。
前文指出早期秦郡无权管辖属县人事，其实早期秦郡亦无权管辖属县司法。《法律答问》简95记载：
「辞者辞廷。」·今郡守为廷不为？为殹（也）。
－「辞者不先辞官长、啬夫。」－可（何）谓「官长」？可（何）谓「啬夫」？命都官曰「长」，县曰「啬夫」。
整理小组并未解释「廷」的意义，郭洪伯认为该简的「廷」指廷尉。[22]《法律答问》里有十一例「廷行事」，学者普遍认为「廷行事」是指秦国中央廷尉的判决事例。[23]廷尉省称「廷」，又常见于传世文献及张家山汉简《奏谳书》。[24]仅看「辞者辞廷」，在法律文书里「廷」可理解为各级法廷的泛称、廷尉、县廷三种意思，后两者是官署的专称。[25]但此律文既有「辞廷」，又见「辞官长、啬夫」，可知「廷」与「官长、啬夫」意义有别；而律文又说明「官长」指都官长官，「啬夫」指县长官，则「廷」与都官、县有别，并非县廷。「廷」既非县廷，也就不是各级法廷的泛称，只能指称廷尉。
《法律答问》引用律文往往只是节录，此律文的原文或为「辞者先辞官长、啬夫……辞者辞廷……辞者不先辞官长、啬夫，勿听」，规定了诉讼层级的区别：诉讼者须先向都官长或县啬夫提出诉讼，满足某些条件后始可向廷尉上诉，不得逕行提出。[26]「郡守为廷」则规定郡守取代廷尉在诉讼程序里的位置，处理来自都官及县上诉的司法案件。廷尉与郡并称的记载又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反映廷尉与郡的密切关係。
然而郡守不能、也不必完全取代中央廷尉的司法职权，郡守应当只须、也只能处理疆域内都官及县上诉的司法案件。《法律答问》简95的制度史背景，推测应是早期廷尉须处理全国都官及县的司法事务，但随疆域日大、郡县日众，廷尉逐渐难以负荷，秦国遂开始赋予郡守一定的司法权，使大多数都官及县的司法事务在郡内即可处理，不必上呈到中央的廷尉。《法律答问》简95既反映郡守拥有对疆域内都官及县的司法管辖权，是郡辖县的确切证明；又反映郡守受讼权的取得要晚于廷尉、县与都官，早期郡守无司法权，暗示早期秦郡可能不干预都官及县的日常行政。
（三） 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所见郡不辖县的时期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95于何时制定？郡守至何时方拥有管辖疆域内都官及县的司法权力？近年刊布的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案例十一有助于解答此问题。此案为秦王政元年（西元前246年）南郡当阳县的乞鞠覆审案，案件由当阳县上呈「廷」及「廷史」覆审，审理程序不见南郡蹤影。[27]按照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简116-117的规定，县的乞鞠案应由廷尉或郡覆审，当阳县位于南郡，理应由南郡覆审，故案例整理者陶安指出此案审理程序与汉初规定不合，「或许制度上前后发生过变化」。[28]前述法律文书里「廷」的指涉有三种可能，但因负责初审此案的县廷不应自行覆审乞鞠案，故此处「廷」只能指廷尉，[29]「廷史」则指廷尉史。南郡当阳县的乞鞠案是由廷尉覆审，似反映南郡此时尚无覆审乞鞠的司法权力。
结合上节对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95「郡守为廷」条文的探讨，此案反映的制度史背景不难推敲。秦王政元年时，《法律答问》简95的「郡守为廷」条文应当尚未制定，故南郡郡守并无与廷尉相同的乞鞠覆审权，[30]当阳县虽位于南郡，远离首都咸阳，其乞鞠案仍须送至中央廷尉府覆审。由此可知，秦王政之前的秦郡郡守大抵没有管辖疆域内都官及县的司法权力。秦郡郡守的司法权是嬴政即位后某年所赋予。上节指出反映郡不辖县的「十二郡」律文制定于秦昭王晚期，秦昭王五十六年（西元前251年）为其在位最后一年，五年后即秦王政元年，两个时间点极为相近。反映郡不辖县之人事权的律文与反映郡不辖县之司法权的案件，断代接近，适足相互支持，战国晚期的秦国郡制似乎经历了相当大的变革，可惜今日尚未能窥其全豹。[31]
小结
仔细分析睡虎地秦简与岳麓秦简，便可观察到战国秦之郡制的複杂面貌：秦郡逐渐获得财政、人事、司法等个别权力，行政地位从不辖县转变到辖县。秦郡在秦昭王晚年至秦王政即位之前，尚未取得较完整的地方行政权，不宜视为在县之上的地方政府。
二 秦金文所见郡制
战国秦兵器的物勒工名传统，反映秦郡郡守有监造兵器之权，加上战国秦兵器铭文纪年有不少早于秦昭王时期，比睡虎地秦简更能直接反映秦郡的早期面貌。然而学者根据战国秦金文所还原的郡制面貌，却与秦简所见大相逕庭。战国秦郡的不同面貌，究竟是史料性质的差异所致，抑或是时代早晚的差别？本节先将秦有铭兵器分郡、分年代全面整理如下表一，再行探讨。
表一：战国秦郡有铭兵器编年[32]
秦王世
器 名
年代
监 造
郡 守
铸造地
之县
使用地
《汉书·地理志》
属郡
拟秦
属郡
出土地
出 处
惠文王
（后元）
王五年上郡疾戈[33]
-320
上郡
郡守疾
高奴
《集成》
11296
惠文王
王六年上郡守疾戈
-319
上郡
郡守疾
传陕西
大荔
《集成》
11297
惠文王
王七年上郡守疾戈
-318
上郡
郡守疾
《近出二编》1197
惠文王
王十四年上郡守匽氏戈
-311
上郡
郡守匽氏
洛都
上郡
上郡
《飞诺》
页6-9[34]
博望
南阳[35]
南阳
昭王
六年上郡守间戈
-301
上郡
郡守间
高奴
阳城
颍川[36]
颍川
河南
登封
《新收》
568
□□[37]
？
？
博望
南阳
南阳
昭王
七年上郡守闲戈
-300
上郡
郡守间
漆垣
高奴
上郡
上郡
山西
屯留
《新收》
974
平周
西河
上郡[38]
昭王
十二年上郡守寿戈
-295
上郡
郡守寿
漆垣
洛都
上郡
上郡
内蒙古
哈岱高
勒乡
《集成》
11404
平陆
西河
上郡
广衍
西河
上郡
欧
？
？
昭王
十三年上郡守寿戈
-294
上郡
郡守寿
漆垣
《新收》
1902
昭王
□□年上郡守□戈[39]
上郡
郡守□
漆垣
定阳
上郡
上郡
《集成》
11363
昭王
十五年上郡守寿戈[40]
-292
上郡
郡守寿
漆垣
中阳
西河
上郡
内蒙古
鄂尔多
斯市
《集成》
11405
西都
西河
上郡
□阳
？
？
□□
？
？
昭王
十九年上郡守趞戈
-288
上郡
郡守趞
高［奴］
徒浧（经）
西河
上郡
安徽
桐城
《桐城》
页300
昭王
二十四年上郡守瘄戈
-283
上郡
郡守瘄
高奴
上［郡］
上郡
上郡
安徽
潜山
《新收》
1329
徒浧（经）
西河
上郡
昭王
二十五年上郡守厝戈
-282
上郡
郡守厝
高奴
平周
西河
上郡
河南
登封
《新收》
567
□□
？
？
昭王
二十五年上郡守厝戈
-282
上郡
郡守厝
高奴
上郡[41]
上郡
上郡
朝鲜
乐浪郡
遗址
《集成》
11406
洛都
上郡
上郡
昭王
二十七年上守趞戈
-280
上郡
郡守趞
漆［垣］
□[42]阳
？
？
《集成》
11374
昭王
三十七年上郡守庆戈
-270
上郡
郡守庆
漆［垣］
《新收》
1768
昭王
三十八年上郡守庆戈
-269
上郡
郡守庆
漆［垣］
山西
高平
《新收》
986
昭王
四十年上郡守起戈
-267
上郡
郡守起
高［奴］
□阳[43]
《集成》
11370
昭王
四十年上郡守起戈
-267
上郡
郡守起
漆［垣］
平周
西河
上郡
辽宁
辽阳
《新收》
1406
□[44]
？
？
昭王
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45]
-263
上郡
郡守绾
漆［垣］
上［郡］[46]
上郡
上郡
湖南
沅陵
「盛世」[47]
徒［浧（经）］
西河
上郡
昭王
四十八年
上郡假守
鼂戈[48]
-259
上郡代理郡守鼂
漆［垣］
上郡[49]
上郡
上郡
《珍秦》
页207- 212
广武
太原
太原
昭王
五十年上郡守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戈
-257
上郡
郡守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
［肤施］[50]
「苏辉」
页166、197
庄襄王
二年上郡守冰戈
-248
上郡
郡守冰
高［奴］
上郡[51]
内蒙古
沙圪堵
镇
《集成》
11399
庄襄王
三年上郡守冰戈
-247
上郡
郡守冰
漆［垣］
《集成》
11369
秦王政
元年上郡假守暨戈[52]
-246
上郡代理郡守暨
漆［垣］
平陆
西河
上郡
《珍秦》
页213- 226
九
？
？
秦王政
二年上郡守锜矛
-245
上郡
郡守暨
漆［垣］
「蒋文」
秦王政
二年上郡守锜戈[53]
-245
上郡
郡守暨
漆［垣］
《集成》
11362
秦王政
三年上郡守锜矛
-244
上郡
郡守锜
漆［垣］
「蒋文」
秦王政
三年相邦吕不韦矛
-244
上郡代理郡守定[54]
高［奴］
内蒙古
清水河
县
《新收》
1390
秦王政
三年相邦吕不韦矛
-244
上郡
郡守定
高［奴］
辽宁
抚顺
《新收》
1405
秦王政
三年上郡
戈[55]
-244
上郡
郡守
高［奴］
徒浧（经）
西河
上郡
《集成》
11287
秦王政
十八年漆工□戈
-229
漆［垣］
上郡[56]
上郡
上郡
河北
易县
燕下都
《集成》
11378
秦王政
二十年漆工师攻矛[57]
-227
漆［垣］
上郡[58]
上郡
上郡
湖南
岳阳
《集成》
11548
昭王
二十七年蜀守若戈[59]
-280
蜀郡
郡守若
［成都］[60]
江［州］[61]
巴郡
巴郡
湖南
张家界
「陈松长」
昭王
三十四年
蜀守□戈
-273
蜀郡
郡守若
［成都］
成［都］
蜀郡
蜀郡
《新收》
1769
十
？
？
邛
蜀郡
蜀郡
陕
弘农
三川
秦王政
九年相邦
吕不韦戈
-238
蜀郡
郡守金
［成都］
成都
蜀郡
蜀郡
四川
白水
《新收》
1398
秦王政
十三年
蜀守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戈
-234
蜀郡
郡守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
［成都］
［成都］
蜀郡
蜀郡
《飞诺》
页18-21
秦王政
六年汉中
守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戈[62]
-241
汉中郡
守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
［南郑］[63]
公
？
？
《集成》
11367
秦王政
二十二年临汾守曋戈[64]
-225
临汾(河东)郡守曋
江西
遂川
《考古》1978:1
上表涉及郡制者可分以下数点讨论：首先探讨郡守身分。陈平认为战国秦上郡长期与三晋接壤，郡守为显要之官，故任者多于史有徵。[65]如秦惠文王后元五年至七年（西元前320-318年）的上郡郡守「疾」是《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的「樗里疾」，后任左丞相；[66]昭王十二年至十五年（西元前295-292年）的「寿」是外戚向寿，后亦为相；[67]昭王十九年至二十七年（西元前288-280年）的「趞」、「瘄」、「厝」均为一人，是与张仪争论、伐蜀的司马错；[68]昭王四十年（西元前267年）的「起」是后来的武安君白起。[69]其后学者受陈平启发，如王辉推测惠文王十四年（西元前311年）的「匽氏」，就是青川郝家坪木牍上的「内史匽」（秦武王二年，西元前309年）。蒋文则认为秦王政二年至三年的「锜」，即名将王齮。[70]私人收藏家公布昭王「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时，亦推测「郡守绾」即后来秦始皇的丞相王绾。上述之说，仅据单名与年代偶合，便欲挽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看似不够严谨。但若考虑到惠文王时秦仅三、四郡，昭王四十年时亦不过十多个郡；[71]上郡的兵器铸造量不下于秦中央，地位非他郡可比；汉初《二年律令·秩律》简441的郡守仍为最高秩，与中央公卿分庭抗礼等种种因素。战国中晚期郡守地位应颇为尊崇，樗里疾、司马错、白起等人在出将入相前，曾任上郡郡守，可能性不低。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72]如果上引秦惠文王后元七年的上郡守「疾」确实是樗里疾，则其既为上郡守，又是庶长。过去认为战国秦官职与爵位不分，[73]是因为爵位经常带有行政职能，其实这并不表示爵位与官职不分，战国同一人既有爵位又有官职，可能十分普遍，如《战国策·魏策》：「信陵君使人谓安陵君曰：『君其遣缩高，吾将仕之以五大夫，使为持节尉。』」[74]缩高一人身兼五大夫（爵）、持节尉（官）。秦兵器铭文只言郡守，不言郡守之爵，反映承载监造兵器之权是官职，任官者的爵位再高均与之无涉，官职与爵位实有区别。至于《史记》记载樗里疾以庶长之爵的身分统兵，或许反映樗里疾是以庶长的身分，而非以上郡郡守的身分统率秦军在境外与五国大战（修鱼为韩地，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75]战国秦之郡守的兵权或不包括在郡区之外作战，与秦朝郡守不出境的情况相同。
继而分析郡守任期。即便是从数量最大的上郡兵器考察，郡守任免之间仍存在不少缺环，难以量化分析（见表二）。然而目前似乎已可观察到不少郡守久任的现象，如上郡郡守错至少任职九年、蜀郡郡守若至少任职八年，呼应于豪亮据传世文献推测蜀郡郡守张若任职三十七年以上之说。[76]
表二：战国秦郡有铭兵器所见郡守任期
郡名
人名
年代
最短任期
秦王世
上郡
疾
-320~-318
3
惠文王
上郡
匽氏
-311
1
惠文王
上郡
间
-301~-300
2
昭王
上郡
寿
-295~-292
4
昭王
上郡
错
-288~-280
9
昭王
上郡
庆
-270~-269
2
昭王
上郡
起
-267
1
昭王
上郡
绾
-263
1
昭王
上郡
鼂
-259
1
昭王
上郡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
-257
1
昭王
上郡
冰
-248~-247
2
庄襄王
上郡
暨
-246
1
秦王政
上郡
锜
-245~-244
2
秦王政
上郡
定
-244
1
秦王政
蜀郡
若
-280~-273
8
昭王
蜀郡
金
-238
1
秦王政
蜀郡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
-234
1
秦王政
汉中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
-241
1
秦王政
河东
曋
-225
1
秦王政
本节接着讨论铸兵作坊与地理位置的关係。杨宽考证《水经·河水注》记载秦昭王三年（西元前304年）上郡郡治已迁至肤施，「三年」实为「十三年」之误。[77]秦昭王十三年（西元前294年）后上郡郡治在肤施，之前则在高奴。[78]目前可考铸造地的上郡戈共三十件，多在漆垣铸造，秦昭王十三年以前在高奴铸造者有两件，秦昭王十三年以后在肤施铸造者有一件，仅佔总数的十分之一。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上郡郡治与主要兵器铸造工坊往往不在一地，郡治地点的选择另有考虑。
综观目前可见之有铭秦兵，为何铸兵之郡多为上郡与蜀郡？黄盛璋主张边郡铸兵说，如汉中郡最初为边郡，故可铸兵；蜀郡设置后，成为新的边郡，开始铸兵，汉中郡即不再铸兵，故传世汉中兵器罕见。[79]然而蜀郡在汉中郡西南，只能阻断汉中郡与西南夷的接壤。在秦昭王二十九年（西元前278 年）白起克郢、置南郡前，汉中郡东与楚国接壤，仍为边郡。汉中郡为边郡的时间不若黄盛璋所言之短。且秦国惯于征服地置郡，统一天下时置三十六郡，统一天下前约莫三、四十郡，[80]多数的郡均曾为边郡，何以不见其他边郡铸兵？何况上郡与蜀郡后来已经被他郡逐渐挤为内郡。兼以李晓杰据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81]将汉中郡的设置年代从周赧王三年下拉到周赧王十一年（西元前312年）；[82]其说若是，则汉中郡比蜀郡晚两年设置，再据黄盛璋的分析，汉中郡守应当从未监造过兵器。综上所述，边郡方能铸兵的主张扞格难通。
苏辉指出上郡与蜀郡位于内史的南北两方，恰好对应秦侵略关东六国的上、中、下三路。故上郡是秦北路军的兵器主要供应地，蜀郡则是秦南路军的兵器主要供应地。[83]分析铸造地与使用地的铭刻及出土地点的关係可知，上郡铸造的兵器部分存于武库，大多送至其属县使用，如洛都、高奴、平周、平陆、广衍、定阳、中阳、西都、徒经，少数送至外郡，如泰原、颍川、南阳三郡。蜀郡铸造的兵器或存于武库及属县成都、邛县，或送至巴郡、三川郡。可见两郡铸兵一开始仍在郡内使用，其后方随战争扩大使用地点，甚至远达内蒙古、安徽等地。而上郡铸兵不在蜀郡使用，蜀郡铸兵不在上郡使用，反映苏辉之说应属可信。上郡、蜀郡初设时虽为边郡，其能成为长期的「兵工厂」，原因恐怕与黄盛璋的推测恰好相反，是因为两郡后来「内郡化」，成为秦国侵略东方六国的后勤基地，铸造、输送大量兵器至前线，具有强大的军事功能。
至于战国秦兵器铭文所反映的整体郡制面貌，古文字学者大致勾勒如下：黄盛璋指出战国秦兵器由相邦（丞相）、内史、郡守等高官监造，[84]县工师负责铸造，宗室、贵族、将帅无权插手。中央及地方均由武库收藏保管兵器，与工师分工制衡。相较于三晋以县令监造兵器之制，秦国县令并无监造兵器之责，由郡守监造兵器似反映秦国中央集权趋强。[85]董珊指出秦王政早期相邦吕不韦在郡守之上监造兵器，反映秦国更进一步中央集权。[86]苏辉认为郡守在县工师之上监铸兵器，反映秦国至少自秦惠文王后期开始，郡县的统辖关係已经固定为二级统治，郡是在县之上的地方政府。[87]
三 结语
上文分别针对秦简牍与秦金文反映的战国秦之郡制，进行平行研究。最后我企图综合不同史料所见的不同「郡史」现象，重绘战国秦之郡制的历史图景。
睡虎地秦律反映县与郡至少在秦昭王四十二年（西元前265年）以前似仍不相隶属。岳麓秦简则反映秦王政元年（西元前246年）之前，郡无权管辖县的司法案件。然而秦昭王四十二年之前，至少已见十九件秦国郡守在县工师之上监铸的兵器，反映郡有权监督县铸造兵器，简牍与金文反映的行政现象似有扞格之处。其实秦兵器铭文反映的只是兵器监铸之制，秦简则反映郡县财政、司法、人事任免等各种行政情形。综合两者，可推测战国秦之郡守虽在惠文王时期便可监铸兵器，但直到秦昭王四十二年以后方可任免属吏，其时尚无管辖属县司法及财政的权力，直至秦王政元年后方取得管辖属县的司法权，何时取得财政权，则尚不明朗。秦国郡守的权力并非设置之初即完备，而是逐步获得秦中央的授予。正因如此，读者方能理解杨宽《战国史》虽把郡视为在县之上的地方政府，却只能在传世文献里找出证明「郡守有徵发一郡壮丁出征的权力」的史料，[88]无法像严耕望论证郡的六大权力。[89]
传世文献只见秦郡郡守的徵兵权，而根据出土文献所知，秦郡郡守最早的权力为监铸兵器，这些现象反映出郡的军事性质，郡守最早被赋予的权力应是军权，早期秦郡很可能只有军事权，并无司法、财政等权力，应视为军区，不宜视为地方政府。秦郡的权力大概是随着军事动员而扩张，逐渐将其邻近诸县一一化为郡辖属县。战国秦郡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演变，权力始变得完整而强大。循此探讨秦统一天下前六年、即秦王政二十年（西元前227年）颁布的〈南郡守腾文书〉的一段内容，便可得出不同理解：
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也，而长邪避（僻）淫失（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腾为是而脩法律令、田令及为闲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
学界过往皆从秦国郡守整顿楚地旧俗的角度，理解上述文字。本文无意否定移风易俗是理解〈南郡守腾文书〉的重要脉络，[90]只想指出地方行政是另一条重要脉络。秦昭王二十九年（西元前278年）白起拔郢后，已置南郡。〈南郡守腾文书〉颁布于南郡设置的五十年后，其意义耐人寻味。秦王政元年南郡郡守仍无权管辖属县司法，在此之前秦郡郡守应无「脩法律令」之权，整顿「邪僻淫泆之民」。〈南郡守腾文书〉颁布的命令很可能是秦王政元年后南郡郡守新获得的权力，这份文书似乎反映南郡郡守藉着推行移风易俗的政策，宣示自己对南郡属县的统治。而睡虎地秦简《日书》〈除〉篇简3记载：「邦郡得年，小夫四成」，[91]「郡」是仅次于「邦」（国）的重要政区；岳麓秦简出现大量「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92]反映郡守、郡尉与内史并称，共同依据律令管辖属县。这些史料的时代都偏晚，应是统一前夕秦之郡制发展趋于成熟的记载，反映战国秦郡已从军区发展为在县之上的地方政府。
仅凭秦简论郡之行政，便会低估郡的权力，将秦国郡县二级制的出现估计过晚；仅凭秦兵器论郡之行政，则会高估郡的权力，将秦国郡县二级制的出现估计过早。二级制的郡县地方行政是一种综合性的制度，演变历程十分漫长。根据单一种类的职权推论郡县二级制的演变，势必无法掌握全貌。由于不同的职权与制度，散见于诸种不同的史料，唯有全面综合简牍、金文等出土文献乃至传世文献，才能稍稍逼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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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为2016年10月11日17：57。）
[1]见杨宽，《战国史》（台北：台湾商务，1997），页228-229。
[2]整理小组整理的〈语书〉共十四枚简，其定名根据为最后一枚简的背面标题。但整理小组又指出〈语书〉前八枚简与后六枚简原来似乎各为一编，李学勤便将之分成〈南郡守腾文书〉和〈语书〉两篇。近年陈侃理指出后六枚简实是《为吏之道》的一部分，不应与前八枚编联。换言之，后六枚简与《为吏之道》应合称《语书》，前八枚简则可参考李学勤的意见，改称〈南郡守腾文书〉。参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1990），页13；李学勤，〈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收于氏着，《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2001），页99-109；陈侃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应更名「语书」－－兼谈「语书」名义及秦简中类似文献的性质〉，收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六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页246-257。下文引用睡虎地秦简图版、释文皆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只标明简号，不详引出处。
[3]参［日］工藤元男，〈秦の内史 : 主として睡虎地秦墓竹简による〉，《史学杂誌》第90卷第3期（1981，东京），页275-307；［日］江村治树，〈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律の性格をめぐって（法制史上の诸问题）〉，《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1期（1981，京都），页1-26；陈长琦，〈郡县制确立时代论略〉、〈战国时代郡的嬗变〉，收于氏着，《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2001），页1-16、17-34。工藤一文的中译本可见徐世虹译，〈秦内史〉，收于刘俊文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1995），页296-327；［日］广濑薰雄、曹峰译，〈内史的改组和内史、治粟内史的形成〉，收于氏着，《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2010），页18-49。
[4]参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13），页194。
[5]参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收于氏着，《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2），页43。
[6]参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收入氏着，《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页43。
[7]参杨宽，〈战国史料的整理和考订〉，收于氏着，《战国史》第一章第二节，页17-44。
[8]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仅指出〈置吏律〉的制定年代在秦王政五年（西元前242年）前，王辉从其说，林剑鸣之说近似。黄盛璋认为秦昭王四十二年（西元前265年），秦置有内史、上郡、汉中、巴郡、蜀郡、河东、陇西、北地、南郡、黔中、南阳、陶郡共十二郡。其说影响力较大，工藤元男亦从之。晏昌贵虽指出黄说不妥，「县、都官、十二郡」的郡不可能包含内史；但其考订结果亦为秦昭王晚期。受里耶秦简所见洞庭郡影响，近年李晓杰从周振鹤之说，认为秦无黔中郡，秦昭王四十二年时仅十一郡，如此则「十二郡」的时代趋晚，据其考证，当为秦孝文王元年（西元前250年）前后（新置太原、上党二郡，废陶郡）。但战国史料有限，此推论虽具参考价值，目前仍以昭王晚期之说较妥。参王辉，〈秦史三题〉，收于氏着，《一粟集：王辉学术文存》（台北：艺文印书馆，2002），页649-657；林剑鸣，《秦史》（台北：五南，1992）；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收于氏着，《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页1-4；［日］工藤元男着，［日］广濑薰雄、曹峰译，〈内史的改组与内史、治粟内史的形成〉，收于氏着，《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页18-49；晏昌贵，〈秦简「十二郡」考〉，收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页114-127；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上海），页63-67；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上海：复旦大学，2009），页587。
[9]参晏昌贵，〈秦简「十二郡」考〉，收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页114-127。下文引用其观点，不注出处。
[10]晏昌贵认为西安相家巷秦封泥「巫黔右工」的「巫黔」郡应即「黔中」郡的改名。该封泥见于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西安），页116-125。
[11]晏昌贵认西安为相家巷秦封泥「河外府丞」的「河外」郡应与「河内」郡相对，大抵即「参川」郡的前身。该封泥见于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页116-125。
[12]晏昌贵认为西安相家巷秦封泥「河内左工」反映战国秦有河内郡，印证了马非百根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自之河内」的记载，推测秦有河内郡之说。该封泥见于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页116-125。马非百之说见于马非百，《秦集史》（台北：弘文馆，1986），页594-595。
[13]参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页587。
[14]见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页53。「十二郡」亦可能不指秦国当时的辖郡总数，而是指秦郡里较特殊的十二个郡。但因「十二郡」仍旧书于「县、都官」之后，故反映的是「十二郡」不辖县，其他郡辖县的多元现象。如此一来，〈置吏律〉的制定年代便晚于秦国设置第十三郡，战国秦国的郡县二级制要到更晚才能建立。然而目前并无任何史料可论证此说，姑誌于此。「十二郡」的不同解读，为阎鸿中老师在2014年6月9日我的博论口试时提出。
[15]见［日］工藤元男着，［日］广濑薰雄、曹峰译，〈内史的改组和内史、治粟内史的形成〉，收于氏着，《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页42。蔡万进意见类似，参蔡万进，《秦国粮食经济研究》（郑州：大象，2009，增订本），页117。
[16]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2012）；陈伟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2012）。下文引用里耶秦简图版、释文皆出自上述二书，只标明简号，不详引出处。
[17]严耕望根据战国秦河东郡守王稽上计于秦昭王，而魏国邺令西门豹亦可直接上计于魏文侯，推测：「盖其时地方行政，一级与二级相参，顾上计制度亦一级与二级相参也。」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页258。出土秦简所见县之上计，诚为严耕望观点之注脚。
[18]参［日］江村治树，〈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律の性格〉，收于氏着，《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出土文字资料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0），页677-705；［日］藤田胜久，〈中国古代の关中开发－－战国秦の郡县制形成〉，收于氏着，《中国古代国家と郡县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05），页37-73；［日］重近启树，〈秦の内史をめぐる诸问题〉，收于氏着，《秦汉税役体系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9），页279-302。黄盛璋甚至主张睡虎地秦律的整体下限可定为秦昭王晚期。参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收于氏着，《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页43。
[19]除了内史，「邦」亦可能是早期秦国地方行政的枢纽之一。睡虎地《秦律杂抄》简12-14规定：「．军人买（卖）稟稟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僕射弗告，戍一岁；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弗得，赀一甲；邦司空一盾。」「县司空」之上为「邦司空」，而非「郡司空」，惹人疑窦，学者尝试提出各种解释。第一，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认为「邦司空」指中央朝廷的司空，但地方上军人私自买卖粮食犯法，却连坐及于中央官吏，仍不易理解。第二，栗劲认为此律的「邦司空当为属邦司空」，见栗劲，《秦律通论》（济南：山东人民，1985），页345。如此一来，「属邦司空」成为县司空的长官，秦的地方政制变成以属邦辖县，前所未见。故此说若要成立，尚须加上一项前提：该律为〈属邦律〉，只规定秦国属邦下辖之县，并非规定秦国所有属县。由于该简末端并未书写律名，无由证明为〈属邦律〉，栗劲之说目前只是假说。第三，据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邦司马为郡司马」的记载，此处「邦司空」似可逕释为「郡司空」。然而上引睡虎地秦律已见「十二郡」、「郡县」等词彙，此处「邦司空」若指十二郡的司空，为何「十二郡」不称「十二邦」？且上引秦律县的上级均非郡，仅有此处县的上级是郡，仍不无疑窦。第四，若依我对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的解读，便可将此律的「邦司空」理解为秦国所辖封邦的司空，但此说须加上与栗劲类似的前提，一样只是假说。参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收于魏斌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13），页68-90。但此说须加上与栗劲类似的前提，一样只是假说。第五，广濑薰雄指出「赀一甲邦司空一盾」见于简14，该简与前两简的编联不无可疑，但目前无其他旁证否定整理小组的编联，亦为假说。其说见于2014年4月8日广濑与我通讯的电邮。第六，将此律的「邦司空」理解为中央外派至地方的官吏。「邦司空」是中央官吏，故称「邦」；外派至地方，故受地方军人连坐。此说若要成立，「邦司空」的人数便须如御史、刺史一样不只一人，否则无法外派至各个地方政区。汉初狮子山楚王陵随葬三十方「楚司马印」、七十七方「楚候之印」，似反映汉初楚国中央司马与候员额甚多。参李银德，〈徐州出土西汉印章与封泥概述〉，收于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编，《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10），页9-29。「楚司马」、「楚候」并非中央高级长官，而是人数甚众的一般中央官吏，是「邦司空」非中央高级长官的旁证。此说缺乏直接证据，仍是假说。无论此律该如何解释，此律的县吏之上应无郡的存在，反映早期秦国地方行政的多元性。
[20]见栗劲，《秦律通论》，页409。
[21]参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收于氏着，《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页43。
[22]参郭洪伯，〈「郡守为廷」——秦汉时期的司法体系〉，宣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第八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2012，北京），页1-21。
[23]参于豪亮，〈秦律丛考〉，收于氏着，《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31-145；张伯元，〈秦汉律中的「廷行事」〉，收于氏着，《出土法律文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页156-170；［日］广濑薰雄，〈出土文献中的廷尉决事〉，收于黎明钊编，《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香港：牛津大学，2012），页409-424。
[24]如《史记》卷122〈酷吏列传〉记载「杜周……举为廷尉史。……杜周初徵为廷史」（页3152-3154），《汉书》卷60〈杜周传〉所载相同，颜师古逕注：「廷史，卽廷尉史也。」（页2661）。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二十一（简180-196）记载「廷尉 、正始、监弘、廷史武等卅人议当之」，是廷尉府开会讨论杜县的上谳案，其中「正」指「廷尉正」、「监」指「廷尉监」，「廷史」当指「廷尉史」无疑。见［西汉］司马迁着，［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顾颉刚等点校，《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东汉］班固着，［唐］颜师古注，西北大学历史系标点，傅东华校勘，《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2001）；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上海古籍，2007）。下文引用《史记》、《汉书》及张家山汉简时，皆不详引出处。
[25]战国传世文献常见「朝廷」、「王廷」，但出土法律文书的「廷」不见这类用法。
[26]《法律答问》的撰写，是撷取一段原文，针对其中名词疏解，官吏握有完整律文，并无断章取义的问题。参郭洪伯，〈「郡守为廷」——秦汉时期的司法体系〉，宣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第八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页1-21。本文对《法律答问》简95律文的复原只是可能方案之一，2013年5月23日我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法制史基础史料研读会」宣读论文时，支强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读：早期郡的司法权与县、都官相同，「廷」包含县、都官、郡三者。然而目前并无证据说明早期郡的司法权与县、都官相同，郡与县、都官的行政层级平行，却有张家山汉律等旁证反映廷尉与郡的地位平行，在县、都官之上，因此本文不取此说（依照期刊学术规範列出出处）。
[27]见朱汉民、陈松长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上海辞书，2013），页196-201。此案由廷尉负责第一次覆审，第二次覆审的执行者缺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乞鞠的规定里，廷尉及郡之后出现了「御史、丞相」二府，很可能就是本案的第二次覆审者。
[28]见朱汉民、陈松长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页202。
[29]本文初稿于「中国法制史基础史料研读会」宣读时，支强曾据《法律答问》「郡守为廷」推测此处的「廷」指郡守。如此一来，该案由南郡覆审当阳县乞鞠案，合于汉初《二年律令》的规定。然而岳麓秦简所见其他的郡均称「郡」，不称「廷」，此说不符合岳麓秦简自身的词例。且「郡守为廷」的用语只是透过比附，使郡守取得与廷尉相同的受讼权，并非将郡守改称「廷」，不同于里耶秦简8-461号「秦更名方」的改名之制，故本文不取此说（依照期刊学术规範列出出处）。
[30]2014年8月27日，我参加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办的「【出土文献的语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与陶安私下讨论时，他推测案例十一发生当时已制定「郡守为廷」的条文，但内容并不包含乞鞠覆审权。惟廷尉为县的上级司法官署，职掌大抵为覆审县上呈的司法案件（无论乞鞠或疑狱），一般无须直接审理司法案件。因此郡守取得与廷尉相同的受讼权，大抵亦以覆审权为主。目前看不出郡守取得与廷尉相同的覆审权，却没有乞鞠覆审权的原因，故本文不取此说（依照期刊学术规範列出出处）。
[31]像睡虎地秦简《封诊式》〈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疑为「篲」之形省。于豪亮探讨其他秦戈时，曾引用《史记．秦本纪》与《华阳国志》，指出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至秦昭王三十年（314-277 BC）的蜀郡郡守均为张若。故苏辉讨论本戈时，怀疑该字实为「若」之形省，摹本亦可能未摹出下方的「口」字。今从苏辉改释，参于豪亮，〈四川涪陵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戈〉，收入氏着，《于豪亮学术文存》，页70-73；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页184、197。
[60]该戈于「蜀守若」下逕载「西工帀（师）」，又见「三十四年蜀守□戈」（「十三年蜀守戈」作「西工」）。蜀郡无西县，于豪亮据「廿六年蜀守戈」铭文的「东工师」（「九年吕不韦戈」作「东工」），认为「东」与「西」相对，东工与西工皆设于蜀郡郡治成都，其说可从。参于豪亮，〈四川涪陵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戈〉，收入氏着，《于豪亮学术文存》，页70-73。
[61]铭文作「上郡武库」。
[62]该戈为三穿戈，王辉、黄盛璋、董珊认为秦王政以后大抵无三穿戈，故定为昭王六年器。苏辉则认为「十七年丞相启状戈」已证明三穿戈可晚至秦王政时期，遂据字体将该戈定为秦王政六年器。我认为器形与字体的证据力各有千秋，皆不绝对。若从汉中郡取得铸兵权的原因思考，该戈铸造时间应较晚，详下文讨论。
[63]该戈于「汉中守
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下逕载「工室」。根据上引蜀郡郡治成都的左右工师省略「成都」之例，此处「工室」之上或亦省略汉中郡郡治南郑。
[64]该戈是否为郡铸，长期争讼未决。发掘者认为是秦王政二十二年（225 BC）河东郡守督造，河东郡治在临汾，故称「临汾守」；王辉则认为河东郡治在安邑，「临汾」当为另一郡名。参彭适凡、刘诗中、梁德光，〈记江西遂川出土的几件秦代铜兵器〉，《考古》1978年第1期（北京），页65-67；参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页104。然而黄盛璋注意到该戈铭文字体虽为秦文字、内容带有秦兵特徵（工匠称「工」不称「冶」），但铭文内容亦带有三晋特色，如最后一字为「造」（秦兵铭文「造」字非最后一字，而在相邦、郡守等监造者之下）、铸造者的身分为「库」（秦兵铸造者身分为「工师」）。因此认为该戈是秦佔领魏地后，沿用魏国冶铸工匠、作坊的实证，「临汾」应为县名，合于三晋兵器监铸者为县之例。李学勤则据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词例，进一步疏通铭文，指出「临汾守」应为「临汾守令」之省，董珊、苏辉从之。董珊还认为该戈为秦昭王二十二年所铸。参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收入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21辑，页227-285；李学勤，〈《奏谳书》与秦汉铭文中的职官省称〉，收入氏着，《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2001），页297-300；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页252-254；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页187。然而2011年郭永秉与广濑薰雄指出过去「廿六年丞相守戈」释文有误，应为「廿六年临湘守藉戈」。临湘为长沙郡治所在，故长沙郡守又称临湘守，该戈乃秦始皇二十六年长沙郡守所铸。该戈铸造者为「右工室」与「工」，与蜀郡铸戈类似，绝无三晋特色。因此将「廿二年临汾守曋戈」的「临汾守」视为河东郡守的别称，便有绝佳旁证，其说可从。参郭永秉、［日］广濑薰雄，〈绍兴博物馆藏西施山遗址出土二年属邦守蓐戈研究──附论所谓秦廿二年丞相戈〉，收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2011），页112-127。
[65]参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收于氏着，《燕秦文化研究－－陈平学术文集》（北京：北京燕山，2003），页222-243。
[66]见《史记》卷71，页2307-2310。杨宽最先提出此说，参杨宽，〈上郡守疾戈考释〉，《中央日报》副刊《文物》周刊第33期（1947年5月），后收入氏着，《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2003），页405-409；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台北：台湾商务，2002），页490。
[67]见《史记》卷71，页2318。
[68]见《史记》卷70，页2282-2283。
[69]见《史记》卷73，页2331-2337。
[70]参蒋文，〈二年上郡守锜戈的铭文年代及相关问题〉，收于华东师範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中国文字研究（第十八辑）》，页97-101。王辉原认为秦王政元年的「暨」，可通假为「龁」。此说应非。参王辉、萧春源，〈珍秦斋藏秦铜器铭文选释（八篇）〉，《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页64-87。
[71]参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页587。
[72]见《史记》卷5，页207。
[73]杨宽认为「秦的官职和爵位是不分的，大概第十六级大上造（或称为大良造）以下，既是爵位名称，又是官名。」见杨宽，《战国史》，页249。
[74]见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卷25（成都：巴蜀书社，1998），页795。该记载以「五大夫」之爵为「仕」，「持节尉」之官职为「使」，似反映此处与爵相对的仍是「前官职」，与后世理解的官职有一定差别。此意义承孙梓辛提示。
[75]参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北京：文物，2013），页39-40。
[76]参于豪亮，〈四川涪陵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戈〉，收于氏着，《于豪亮学术文存》，页70-73
[77]参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页650。
[78]参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页490。
[79]参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收于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21辑）》，页284-285。
[80]辛德勇认为秦统一前有四十二郡，参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收于氏着，《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3-92。
[81]参［日］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の研究序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
[82]参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页448、587。
[83]参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页194。
[84]由于中央的大良造、相邦、内史、少府等官均曾监铸兵器，故无法推测郡守监铸兵器之职对应于何种中央官署。
[85]参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收入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21辑，页227-285。
[86]参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页255。
[87]参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页194。
[88]见杨宽，《战国史》，页228。
[89]参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页76-97。
[90]参吴福助，〈〈语书〉论考〉，收入氏着，《睡虎地秦简论考》（台北：文津，1994），页63-138；臧知非，〈周秦风俗的认同与冲突──秦始皇「匡饬异俗」探论〉，收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秦文化论丛（第10辑）》（西安：三秦，2003），页1-22；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基础史料研读会，〈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集释（一）：《语书》（上）〉，收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六辑）》（北京：社科文献，2012），页171-193；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基础史料研读会，〈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集释（一）：《语书》（下）〉，收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七辑）》（北京：社科文献，2013），页66-81。
[91]李家浩、王子今将「邦郡」破读「邦君」，以与下文「小夫四成」的「小夫」对仗。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85；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2002），页19。但将「邦郡得年」解释成国家郡县获得丰年，理解已十分顺畅，而「郡」读为「君」的词例又十分罕见，本文兹不取。
[92]「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为标题简，已公布者有七枚（整理者指出全部有八枚），「令」下有编号，如「第甲」（0355）、「第乙」（0690）、「第丙」（0522）、「第丁」（0351）、「第戊」（0465）、「第己」（0316）、「第庚」（0617）。参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北京），页75-88。既有「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也就有内史、郡及其他二千石不共同施行之令。换言之，秦令既有普施于全国者，亦有仅施行于某些政区与官署者，反映了特别法、地方法的存在。未来《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的刊布，必有助于此类问题的探讨。参陈松长、周海峰，〈《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概述〉，宣读于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秦简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4.12.5-7，长沙），页70-7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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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法律制定-从军区到地方政府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