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读《楚居》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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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读《楚居》劄记


(吉林大学古籍所)
清华简《楚居》是一篇重要的出土文献,整理者已指出简书“内容与《世本》之《居篇》很相类”。[1]本文拟结合《楚居》讨论有关的问题。
连同《楚居》在内,已知的“某郢”名称多达18种。“某郢”所在的位置,学者间的意见一直颇有分歧。《楚居》中的“某郢”之名有的可以与传世文献中的地名联繫起来,比如,整理者认为“樊郢”之“樊”就是今湖北襄樊市的樊城(第188页)、“鄂郢”之“鄂”是今河南南阳市的西鄂(第190页);有学者认为“宵”就是见于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的秦、西汉早期“销”县,在今湖北荆门市北;[2]“鄀”就是文献中今湖北境内的上鄀、岳麓秦简《三十五年质日》中的“箬乡”,位于汉水西岸,[3]等等,这些意见都很有启发意义。
据《世本·居篇》“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史记·楚世家》“熊绎……居丹阳”等,西周早期及之前的楚国政治中心是丹阳,直到楚武王才移居郢。丹阳的今地所在,学界有当涂说、秭归说、枝江说、丹淅说等不同意见,[4]现在比较流行的则是丹淅说(持此说的学者在内部还有一定的差异)。李学勤先生读《楚居》中的“汌水”为“均水”,即流入汉水的丹江,[5]有力地支持了丹淅说。不过,丹淅说中以为丹阳先在今陕西商县后迁于丹淅之会等意见显然有误。西周中期的金文表明,周昭王时期楚国的政治中心处于汉水以南,所以周人必须“涉汉伐楚”; [6]而《楚居》中汌水、夷屯的考定,表明楚人自商代晚期就居于汉水之南,这为研究早期楚史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资讯。
《楚居》记述季连“降于
江陵-读《楚居》劄记山,
江陵-读《楚居》劄记山即在今河南新郑、密县一带的具茨山,这与季连为祝融之子的传说有关。[7]《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有楚灵王的话:“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旧许即许国故地,在今河南许昌市一带,许昌与新郑、密县临近。《楚居》说季连初降
江陵-读《楚居》劄记山、前出于乔山,而《楚世家》说季连之孙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已从祖居的中原地区扩散到南方的荆楚等地,二者大体相合,可见《楚世家》实非虚谈。
《楚居》记述穴(鬻)熊、丽季(熊丽)、熊狂居于京宗,而从熊绎(当周成王时)开始直到熊渠(当周厉王时)都居于夷屯,李学勤先生据此认为夷屯就是传世文献中的丹阳,在汉水以南的荆山一带。[8]学者或将夷屯理解为楚先王陵墓所在的夷陵(在今湖北宜昌市),从已知的资料来看可信度不高。《楚世家》说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庸在今湖北竹山县,杨粤所在一直争议很大,而鄂地也有东鄂、西鄂之争议。既然大致确定了夷屯的位置,就可推知这个“鄂”是湖北之“东鄂”的可能性极大(此时的楚虽“甚得江汉间民和”,估计还无力越过卢、邓等国远征至南阳盆地),而杨粤也很可能在汉水下游一带。
熊绎时的鄀,学者已据《楚居》简文进一步肯定为湖北境内的上鄀,位于汉水以西。[9]也唯有如此,楚武王才能以鄀俘观丁父为军率,如果是河南淅川县西南的下鄀,楚武王时的疆土是无从抵达那里的。郭沫若先生推测“南郡之鄀为本国,故称上;上雒之鄀为分枝,故称下”。 [10]估计楚武王时击溃了湖北宜城县南的鄀国之后,鄀人迁至河南淅川,称为下鄀,最终被楚穆王所灭。
《楚居》说熊绎至宵敖的居处为夷屯、渐发、旁轩、乔多、鄀、焚、宵等地,春秋初期楚武王才从宵移居免(郢)地。[11]楚武王所居的“郢”,传统上多以为在湖北江陵“纪南城”(今属荆州市荆州区),而童书业、石泉等学者推测春秋时的楚都郢应在湖北宜城县一带。[12]据文献史料,春秋初期的楚武王直到晚年时楚国的中心疆域才东达汉水中游西岸,北面紧邻邓国南境,西抵彭水一带,南有包括冉、权故地在内的整个沮、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13]综合各种因素来看,楚武王时所居的郢地肯定不会在今江陵;楚文王晚年灭邓、申、息,楚国疆域扩展很多,但他所始居的“为郢”也不会在今湖北江陵(更不会与发现蒍氏家族墓地的今河南淅川县有关[14]),否则就会与考古资料显示的江陵“纪南城”始建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相矛盾[15]。
楚国何时迁都于江陵,目前学界还有争议。《左传》文公十年(前617年,楚穆王九年)说城濮之战后子西“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哀公四年(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传文载楚人诈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旧以为这两处文字中的“江”即今长江、此时的楚都郢在江陵,而石泉先生认为后一处的“江”是指淮水。[16]第一条资料中的“商”即商密(在今河南淅川西南),当时的楚都郢肯定在商县的南面,因此“沿汉泝江”只能理解为顺汉水而下再逆长江而上,这样就可将都城“郢”定位于今江陵(不过子西如此行程有些绕弯,于情理不合)。第二条资料的背景是楚人为了突袭今河南中部的蛮氏而谎称吴国将入侵郢,要求蔡国、方城之外的楚人随时待命。这里的“江”只能理解为淮水,否则吴国侵略江陵的郢城而蔡国及方城之外的楚人是无从戒备吴军的。江陵成为楚都的具体王世,还需要再作考证。
《楚居》所述历代楚君的居处,止于战国初期的楚悼王,据此可看出其成篇的时代很可能就在悼王之子楚肃王时。从“
江陵-读《楚居》劄记郢”出现于望山简(战国中期晚段)、包山简文而不见于《楚居》来看,“
江陵-读《楚居》劄记郢”的出现似不得早于《楚居》成篇之时。如果上引《左传》文公十年的内容能够说明楚穆王时所居的郢已近于长江的话,以往学者多以为“
江陵-读《楚居》劄记郢”即湖北江陵之郢的可信度就不高了。
考订“某郢”的位置时,学界通常的做法是将“某”与传世文献中的同名之地联繫起来,或通过通假手段破读。《楚居》所纪楚惠王所居的既有“鄢”又有“
江陵-读《楚居》劄记郢”,以往读“
江陵-读《楚居》劄记郢”为“鄢郢”虽然音理上讲得通,却不一定可信。从“免郢”改称“福丘”、“江陵-读《楚居》劄记
江陵-读《楚居》劄记郢”改称“肥遗郢”来看,楚文字中“某郢”之间的关係、具体位置的考订还需要慎重。
2011年4月23日三稿
(编者按:[2]程少轩释“宵”之说,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读书会《清华简〈楚居〉研.读劄记》一文的文末评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2011年1月5日。赵平安:《试释〈楚居〉中的一组地名》,《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74、75页。
[3]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58页。陈伟:《岳麓秦简〈三十五年质日〉“箬乡”小考》,简帛网(http://www.bsm.org.cn)2011年4月4日。
[4]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7——79页。
[5]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第54页。
[6]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第43页。
[7]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第54页。
[8]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第57、58页。
[9]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第58页;陈伟:《岳麓秦简〈三十五年质日〉“箬乡”小考》。
[10]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册,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11]苏建洲《〈楚居〉简7楚武王之名补释》改释“免”为“大”,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月13日。赵平安《试释〈楚居〉中的一组地名》改释为“冗”,第76页。
[12]童书业:《春秋楚“郢都”辩疑》,《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91——99页。石泉:《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17——502页。
[13]何浩:《略论楚、罗鄢北之战——兼析罗与卢戎之灭》,《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159页。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15]《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资料集(1965——1981)》,文物出版社1983年。
[16]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85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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