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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长春师范学院历史学院 姜维公、薛海波
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办、长春师范学院承办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及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7年7月25日-28日在长春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日本、韩国的136位代表出席了本次年会。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80余篇，与会代表围绕着秦汉时期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考古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和交流，现将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一、 秦汉时期的民族与边疆问题
汉匈关系是本次年会讨论的重点，廖伯源《论汉庭与匈奴关系之财务问题》对汉匈关系中的财政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廷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无论输赢，汉廷都要给予游牧民族粮食物资，双方才能够实现和平。宋超《“匈奴人”与“胡虏”：两汉匈奴称谓变化考察——以居延汉简为中心的讨论》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居延汉简的分析认为，两汉时期对匈奴的称谓存在着一个从“匈奴”（或曰“匈奴人”）到“胡虏”（或曰“匈奴虏”）变化的过程。发生这一变化明显的时间界限则在两汉之际，其关键在于匈奴地位实际上处于不断的下降过程之中。高凯《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鲜卑与汉族的融合问题》认为由于鲜卑所居住地区地处高纬度、干旱、干燥的内陆寒冷地带，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含量低，造成了鲜卑族育龄妇女在妊娠过程中的大量死亡；而鲜卑这种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产生，也为汉魏时期鲜卑西迁“匈奴故地”与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与匈奴和汉族的大融合提供了契机。牧仁《匈奴大内乱与分裂的历史影响》一文认为公元前60年发生的匈奴内乱与分裂使汉匈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汉匈关系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完全改变了匈奴历史发展方向，使单于继承制发生重大变化，兄终弟及正式替代父死子继而成为定制，为匈奴其后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日格乐《简牍所见汉长城对内作用探析》一文认为作为封建统治工具的汉长城除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对外作用外，它还具备重要的对内作用，如：防止罪犯向境外潜逃、防止汉朝居民投降匈奴；防止战略物资流向匈奴等。汉长城的对内与对外作用是相辅相成、此消彼长的，在汉匈间战事吃紧之时对内作用降低，对外作用提升，反之亦然。陈立柱《二十年来国内匈奴族源研究之反（回？）顾》从匈奴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与历史学研究几个方面对近20年间国内学术界在匈奴族源族属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关于两汉时期的羌汉关系，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利用宋徽宗政和年间陕西出土木简、居延汉简、敦煌悬泉置汉简等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就羌族的种落、护羌校尉与护羌使者、民族压迫与羌人的反抗等具体问题作了探讨，从而使相关史书的记载得到了印证和补充。薛海波《论东汉中后期羌乱中的凉州武将群体》将东汉中后期凉州武将置于东汉羌乱的社会背景下对其群体的形成、崛起及其内部关系和政治影响进行
了考察。
对于秦汉时期是汉民族与边地民族融合交往的重要时期，苏银梅《试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固原地域文化之变迁--从考古资料谈起》一文试图从考古资料来探讨春秋战国至秦汉固原地域文化的变迁。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固原生活着义渠、乌氏等北方少数民族，统称西戎，其文化以游牧风格鲜明的北方系青铜文化为主。到了秦汉，固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文化面貌与中原一致。王子今《略论秦汉时期朝鲜“亡人”问题》一文认为秦汉时期朝鲜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往中，“亡人”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中原人对于朝鲜的了解以及秦汉文化向朝鲜的流布，应与“亡人”活动有关。王绍东、袁怡《“新秦”与“新秦中”名称形成差异考》认为，“新秦”与“新秦中”名称的来源、形成时间、使用年代都有所不同。“新秦”的概念出现在战国时期，原来指的是秦国新征服的地区，也包含了在新征服地区采取的统治政策。蒙恬收复匈奴河南地，“新秦”才开始特指这一地区。“新秦中”的概念形成于汉武帝时期，由于汉武帝对这一地区的移民开发，使这里成为宜于农耕、繁荣富庶之地，可以跟关中地区的“秦中”相媲美，所以才有了“新秦中”的名称。奇曼·乃吉米丁《浅谈汉代西域楼兰国的历史作用》一文对楼兰在丝绸之路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汉匈及周围一些游牧民族政权为争夺楼兰进行的战争，及楼兰迁都婼羌改名为鄯善后，楼兰在汉朝乃至魏晋之际在西域的重要地位进行了考察。日本“秦汉史研究会”会长鹤间和幸在《秦汉时期的东亚海域》一文认为在秦汉时期天下也可称为四海，天下指在天之下广阔无垠的地域，四海则指四方被海包围的有限地域。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巡行东方海上，由于见到海而确认了天下即海内。
汉武帝也模仿秦始皇巡行海边，更积极的利用海域攻击南越和朝鲜；西汉在山东地区沿海所设盐官分布的不均衡则反映出当时海滨地势的不同。而此时期民族关系直接影响着秦汉时期的边防形势，胡宏起《西汉边防述论》认为西汉王朝以严峻的边防危机为契机，极其重视北部边防建设，从完善边防武装力量配置、修长城、健全烽燧制度、推行军队屯田和徙民实边、积极改善国际环境等方面，有效地巩固了边防，取得了显著效果。
二、 秦汉时期政治制度和社会阶层问题
秦汉政治制度历来是秦汉史研究的重点， 关于秦汉政治体制的论文较多，主要就对秦汉的选举制度、监察体制、地方行政体制、司法体制、官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一文认为秦汉“乡举里选”与先秦“乡兴贤”思想有一定的渊源，但有着重大不同；“乡举里选”是秦汉的仕进制度向乡里的编户开放，但不存在乡里民众的自治选举；乡里行政组织在秦汉选举制度中承担着管理与组织的职能，体现了“乡举里选”的最为核心的内容。朱子彦《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兼论九锡在三国时期的特殊功能》一文认为“汉魏故事”是帝制社会中禅让的代名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完成汉魏禅代后，九锡从此成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时期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九锡殊礼的授予是禅让的前奏，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姜维公《汉代郡域监察体制研究》一文认为汉代郡域监察制度与刺史监察制度是二元制度，督邮监察郡属诸县，对郡守负责；而刺史监察诸郡，对中央负责，二者所维护的利益是矛盾的，因而存在着相当的冲突，这是不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因此其后郡域监察体制逐渐被改造过来。邹水杰《汉代地方行政重心新论》认为从制度上来说，汉代郡守均不得侵犯县长吏的行政权力，县在汉代一直表现为一级职能完备、基本能自主行政的地方政府。刘太祥《论汉代政治的参与机制》汉代政治参与是指民众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参与政治生活的言论和行动，汉代政治参与意识是与汉代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追求的心理反映；汉代政治参与机制沟通了君臣、君民、官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宋杰《汉代的廷尉狱》对汉代廷尉狱的设置，其“诏狱”的性质、廷尉狱的管理制度与囚犯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郝建平《汉代尊老养老之风尚及其启示》认为由于汉代统治者政策和制度上的高度重视，使得尊老养老的风尚较为浓厚，而这种尊老养老的风尚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秦汉官职的考察，张鹤泉《东汉时期的河南尹》认为东汉时期河南尹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掌管对畿辅地区的管理和京城洛阳的治安，其地方官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东汉非常重视河南尹的选任，特别是在东汉各派势力的政争中，对于河南尹官职的控制是他们权力争夺的重要内容。李炳泉《汉代“西域副校尉”考辨》认为“西域副校尉”的全称应为“使副都护西域校尉”或“副都护西域使者校尉”。其中的“使副都护西域”或“副都护西域使者”是加官，“校尉”则是本官。葛立斌《汉“兰台令史”考》对兰台令史的渊源、在东汉的具体情况、官秩、人数等一些不甚明朗或是有歧义的问题进行了考辩，将兰台令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做了整体的考证和分析。万义广《汉代“乡三老”身份再探讨》一文认为 “乡三老”的身份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西汉“乡三老”是官，但未被列入吏员行列。东汉的“乡三老”既是官，可能也被纳入吏的系统。汉代县、郡、国三老的职掌及作用与“乡三老”不同。
随着近年来对秦汉社会史研究的关注，与会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对秦汉社会阶层与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研讨。刘敏《“吏民”辨析》一文认为“吏民”是秦汉（甚至到三国）时期一个社会等级的名称，它近似于编户齐民，但比编户齐民更具有较为严格的身份性，是一个基本自由而无特权的等级，是国家授田和赐爵的主要对象，也是国家赋税、徭役和兵役的主要承担者，是秦汉国家存在的基础，也是国家权力和法律刻意维持其稳定存在的一个人群。王文涛《吏治与汉代社会救助》一文认为汉代三公不论是为己，还是为国为民，都希望能够辅助君王消灾弥害。汉代帝王重视社会救助，严惩救灾不力的臣僚，宽容擅自开仓济民的官吏，显示出落实社会救助措施和执行法律时的灵活性。汉代的社会救助措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丁毅华《秦汉士人与“三农”》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的士人，多数与“三农”有密切的联系。其群体中来自农村、出身于农民或一直与农民保持密切联系、甚至从事过农业生产或管理活动的，占有很大的比例。一部分士人充当了在农民与专制政府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杨兆荣、吴晓亮《“法教”、“富教”、“礼教”与“神教”——秦汉农民的教化问题研究》认为秦汉统治者高度重视对农民的教化，秦汉王朝对其编户农民的教化政策并非同一模式、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前后出现了“法教”、“富教”、“礼教”和“神教”四种政策转型。王健《秦汉文吏的知识结构和术数信仰新探——以秦汉时期文吏墓葬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探讨了睡虎地秦墓、尹湾汉墓和张家山汉墓等墓主的文吏身份、教育背景，并且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为主线诠释秦汉文吏的资质条件，分析术数信仰对文吏行政的影响，澄清了儒家经典文化在郡县文吏行政文化生态中的真相。于振波《东海郡吏员构成与两汉文吏—以尹湾汉简为中心》认为在西汉末年东海郡有正式编制的官员中，少吏占吏员的绝对多数，官员的升迁，以实际才干升迁者占很高的比例，由于儒学与仕进制联系紧密，促使部分文吏学习儒家经典，但缺乏儒学素养仍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罗运环《从“臣妾”到“奴婢”语义的转换——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启示》认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臣妾”、“奴婢”并见，反映了秦汉之际是这两个名称语义转换的过渡时期。李开元《秦国政权中的楚系权势集团考述——补《史记》秦外戚列传》该文在战国王室联姻的政治背景中,将长期活跃于秦国政权核心的芈氏楚系外戚集团的来龙去脉作了整体的勾沉,对秦国,特别是秦昭王和秦始皇时代的历史作出新的理解,进而增补《史记》秦无外戚列传之缺。
三、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和文化问题
孙家洲《两汉“条教”考释》认为“条教”的特定含义是指汉代的诸侯王、郡守所制定和颁布的地方性法规，是汉代重要的立法形式之一，并对“条教”作为地方性法规的地位变化进行了论述。张功《汉武帝犯罪控制思想》一文考察了汉武帝犯罪控制思想的理论基础、内容及影响。贾丽英《“狡猾”罪论》认为汉代“狡猾”一词指惑乱主上、倾乱朝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以及为脱己之罪而诬告他人等具有“诡诈性”的犯罪行为，在三国时期此罪被更加具体而量化的条文所替代。赵凯《西汉“受鬻法”探论》对西汉“受鬻法”的含义，所受对象及其演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韩）林秉德《秦汉交替期的逃亡和汉文帝刑制改革》一文认为秦朝严密的劳动力管理和运营体制是不能允许逃亡的，但是由于秦末统治力的衰弱及各地发生的判乱，使秦的劳动力动员体制全面瓦解。至汉初由于休养生息和民营工商业的发展，政府所需劳动力的构成出现了变化，才有了汉文帝时期“刑制改革”的施行。一些学者从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秦汉法律问题。（日）土+屈 毅《在秦汉时代的法之儒教化》，通过对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有关简文结合传世文献对秦汉时期法律思想的儒教化过程进行了考察。薛瑞泽《从出土文献看秦汉女性刑法》一文根据《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相关简文对秦汉时期的女性刑法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考察。文霞《从秦汉奴婢奸罪窥探其法律地位》一文认为秦汉奴婢所犯奸罪主要有强奸、和奸、禽兽行三种类型。秦汉法律对犯奸罪的奴婢的惩罚要重于其他人，且会因受害者身份不同而不同。
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政治的形成阶段，在意识形态、社会信仰、学术和文化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晋文《纶经学与汉代“受命”论的诠释》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学“受命”论的确立。它不仅圆满解决了汉王朝如何继统的法理性问题，而且标志着经学所推崇的“汤武革命”学说已经为人们所认同。但同时它也对汉朝的统治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徐俊祥《论秦政权的“公天下”性质》一文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在商鞅变法后施行的正是“公天下”统治模式，秦王朝统一后，秦始皇并未实行分封，“欲以兴太平”，试图建万世太平之基，就体现了一种天下为公的意识。杨权《新五德终始说创立者考辨》一文认为新五德终始说的创立者是刘向，刘向的新五德谱推导出了汉为火德，但未能证明尧汉同德，这与当时流行的“汉家尧后”说相冲突，这一理论缺陷，后来由刘歆做了弥补。沈刚《试论民间信仰对汉代社会秩序的影响》一文认为民间信仰对日常社会秩序具有双重作用：一部分民间信仰维持着基层社会稳定而有序的运转。但更多的民间信仰内容不可避免的对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田旭东《兵学在汉代的发展》一文认为在汉代兵学进入到系统化和经典化的新时代。徐华《道家思想与秦汉诗学的内在转向》秦汉诗学围绕主体内在心性到宇宙万物的内在生命及其相互之间的感应的转向，与当时所流行的道家思想的演化轨迹有一定的关联。夏增民《王莽与儒学》一文认为王莽服膺儒学价值并努力践行儒家道德，“王莽改制”是西汉政治制度的儒学化过程。对东汉儒学及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冷鹏飞《豕文化论》一文认为秦汉时期豕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以定格。
四、 秦汉简牍与考古问题
秦汉简牍是本次年会研讨的又一个重点，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张家山汉简、睡虎地秦简、悬泉置汉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南越宫署出土简牍、孔家坡汉简、额济纳汉简、尹湾汉简释文、所反映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情况的考察上。丁邦友《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汉初物价》一文对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奏谳书》和《二年律令》中有一些汉初物价的记录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初的米价虽然昂贵，但已明显处于回落之中；爵位价格昂贵，真实地反映了汉初爵位的含金量，体现了当时重视军功的时代特征；缯价昂贵，则真实反映了汉初手工业生产尚未恢复的状况。吕后时期的刍稾价、棺木价、工价低廉，则进一步印证了吕后时期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好恢复的事实。曹旅宁《张家山336号汉墓《朝律》的几个问题》认为《朝律》及其所定朝位与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对于了解儒生参与汉初政治建设、汉初政治走向及汉初律的性质及篇目具有重要意义。王彦辉《对二年律令有关土地、田赋、继承制度中几则释文的思考》一文对《户律》317、318简，《置后律》384简的释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辨析。（韩）金庆浩《二年律令‧行书律》释疑与处罚规定一文对〈行书律〉的解释和内容进行了考察，认为汉代的文书传达与相关处罚规定中‘不中程’的处罚可分三个等级。肖爱玲《西汉初年汉郡区城市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探析——张家山汉简研究》一文在分析《张家山汉墓竹简》所载的帝国直接统治区域城市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认为西汉初年中央政府直辖区域内不同类型的城市等级不同，其空间分布的特征是等级越高越密集于区域核心。董平均《简牍材料所见汉代养老思想的等级性特征》一文认为汉代的养老思想具有明显的等级性特征。无论是“免老”、“睆老”还是“赐王杖”、“禀鬻米”，无不与爵位的高低或有无有着密切的关系。养老制度与二十等爵制相结合，在维护乡里社会统治秩序，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吴小强《睡虎地秦简《日书》思想渊源考》一文认为《日书》受到了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特别是老子道家思想和阴阳五行观念的显著影响，儒家思想则对《日书》的影响不显著，《日书》的思想源头应当追朔到殷人卜辞和周人的“天命观”。民间众多庞杂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先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则
是《日书》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张俊民《悬泉置马匹数量与来源》一文通过对悬泉汉简中与马匹相关简牍的整理与归类，分析悬泉置马匹的数量和来源，探讨了汉代邮驿系统中马政的相关情况。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过所”简研究》认为悬泉汉简中的“过所”文书主要是各级地方官府派遣属吏前往某地执行公务时希望所到之处给予食宿方便而出具的通行证明，不是通关关牒，几乎同过“关”无关。庄小霞《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名刺、名谒考》一文以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出现的名刺、名谒做为考察对象，结合考古已出的汉晋时期的名刺、名谒实物，对其名刺、名谒的释文、形制等方面进行了考察。马怡《读东牌楼汉简《侈与督邮书》——汉书信研究之一》一文对《侈与督邮书》的文字重作释读，加以考证；對其所涉及的汉代书信的格式（如称谓、平闕、敬辞、署名）和形制等进行了探讨。臧知非《“二年常限田”新释》认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草字头下加别）》券书中“二年常限田”之“二年”不是指二年期限，而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年份，“二年常限田”是某二年制定的农民耕种的标准良田数量和必须缴纳的田租数量。胡平生《南越宫署出土简牍释文辩正》一文认为这批简牍可能不是集簿文书。赵浴沛《孔家坡《日书》所见西汉早期的农业》一文考察了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日书》所见的西汉早期农业，认为《日书》中关于农业生产的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前期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刘华祝《额济纳汉简中的兵器买卖契约》认为《额简》中的兵器买卖简文未出现“贳买”二个关键字，因此只能视之为兵器买卖契约，不能把它理解为贳买债券。袁延胜《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一文认为《集簿》记载的“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郅支单于兵九”两项内容，蕴涵着可贵的西域历史信息。前者揭示了乌孙公主与故乡楚王国的密切联系；后者表明了汉朝诛灭郅支单于的重要历史影响，而后者的收藏与使西域骑都尉甘延寿有关。（韩）尹在硕《秦、汉初家长权和不孝罪》一文以秦汉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对秦至汉初家庭内部关系中的不孝罪和家长权做了探讨。
通过对考古资料的考察探讨秦汉时期社会生活、民间信仰、聚落形式乃至边防烽燧战术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卫星《继承与突破——论秦始皇陵葬制的形式与内涵》通过对秦始皇陵葬制中陵园制度、陵寝制度、随葬制度的分析,认为秦始皇陵所表现出的葬制特征既有对先秦以来高等级墓葬传统的继承，也有突破。继承的是先秦葬俗中的各种外在形式，但内涵上则突破了传统的约束。秦始皇陵葬制中所表现出的形式与内涵间的矛盾，正是秦代皇权迅速发展在丧葬制度中的体现。游振群《T形帛画的命名及其性质的研究》一文对学界关于T形帛画的命名的根据及其性质的见解做了介绍。宋艳萍《先秦秦汉丧葬习俗中的数术行为》一文以先秦秦汉时期丧葬习俗中的数术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先秦秦汉时期数术行为在丧葬习俗中的表现、地位，并对数术行为存在的社会原因、思想文化基础及社会意义进行了探究。郑先兴《汉画蟾蜍信仰的原型分析》一文对汉画蟾蜍图像的绘制，汉代蟾蜍信仰的形成、属性及演变做了考察。秦进才《群臣上醻刻石与西汉王国纪年》一文认为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朱山出土的群臣上醻刻石，不仅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西汉刻石，而且是西汉王国自有纪年的典型器物。它标志着西汉王国纪年继承了春秋战国的传统，而又有自己的特点，反映了人君有位号则有纪年的现实。（韩）金秉骏《汉代聚落分布的变化——以墓葬和县城的距离分析为线索》从县城和聚落之间的距离的角度，考察汉代聚落的分布形态，并利用GPS测量的经纬座标，计算出了县城和墓葬的距离，认为西汉时期聚落集中于县城附近，行政村的性质很强烈。东汉时期新的聚落形成于远离县城的地方，自然村的性质应该更多。李均明《汉代烽隧守御战术略考》认为根据现存的烽隧遗址及简牍所见有关守御器具的记载讨论了烽隧的守御战术。认为根据敌我对抗情势的不同阶段，烽隧守御通常采取远距示威，中距、近距射杀、投杀，击落傅城之敌，与登城之敌肉搏四种主要形式，而烽隧守御的宗旨是拖住敌人，等待后援而不主动出击。
在本次年会上，经民主选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子今先生为本会会长，选举张鹤泉、彭卫、孙家洲、李振宏等为本会副会长。此次年会研讨的内容较为广泛，其中不少论文对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此次年会为国内外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总之，此次年会中国秦汉史学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年会，对于未来中国秦汉史研究将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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