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秦汉-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

王子今
中国大陆的秦汉文化研究在21世纪的第一年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问世。以秦汉文化为主题或主题之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如长沙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长沙，8月16日至19日），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讨会（徐州，8月21至24日），秦文化学术研讨会（咸阳，10月27日至30日），长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11月28日至29日）的召开，对于秦汉文化的研究表现出推促作用。本年度发表的秦汉文化研究论著，多有学术新见提出。《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新的资料。本年度较为集中的秦汉文化研究成果，有《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简帛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等。
一
秦文化研究在2001年推出了较为集中的成果。
向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许多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研究对象。咸阳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也检阅了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研究的队伍，促进了新世纪研究的深入。
对秦史的总结，往往依然继承“过秦”的传统，着眼于回顾秦失败的教训。如史广全《秦朝法治失败原因的理性思考》（《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张弘、朱红《试论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工商业管理政策》（《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刘道胜、李勇《秦朝史事辨》（《芜湖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孙绍义《秦始皇“焚书”探》（《语文学刊》2001年第1期）等，都遵循这一思路而各陈新见。
黄留珠、富谷至的《秦刑法思想初探——秦汉刑法思想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是近年秦法制文化研究值得特别介绍的论文。作者指出，统一后的秦刑法思想，曾一度向“缓刑罚”方面变化，但总的趋势却是向极端化、绝对化的演变。这一论点，应当引起秦史和秦文化研究者重视。
秦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逐步强大起来的。而法家思想因所应用地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其特质和面貌也有差别。王仲修著文《齐与晋秦法家思想之差异》（《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指出，法家可以划分为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法家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秦晋法家，二者在“重德”与“重力”、“富民可教”与“愚民易治”、“一再则宥”与“有过不赦”、“务本饬末”与“强本禁末”、“令重则君尊”与“君尊则令行”、“稷下学风”与“晋徕楚材”以及“阳术”与“阴术”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于法家思想的国别和地缘的分析是有必要的，然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秦推行的法家思想与东方法家思想的不同，还有时代的差别，即前者可能较为成熟，并且因为经历了政治实践于是能够得以充实。乔健在《韩非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使韩非将政治的希望最终全部寄托在专制君王的专断和“圣明”之上，其法、术、势思想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苛酷专断及与之相一致的人的工具化、手段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韩非思想的现实结果。作者还指出，“将统治秩序的建立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完全寄托在臣民全体一致维护不受任何限制的君王的绝对统治之上，无疑是最具不确定性并往往必然导致最为可怕的后果的政治幻想。韩非思想中一些极具价值的内容，如《有度》篇中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法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君权绝对独尊条件下绝无实现之可能，而且在本质上与其主体思想也是矛盾的。”崔向东《论韩非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花艳芳《韩非的法治教育思想与秦代教育》均收入《秦文化论丛》第8辑，也总结了韩非思想的文化影响。
《吕氏春秋》一书的文化价值及其对秦史和秦文化的影响，历来受到重视。储道立、钟海在论文《〈吕氏春秋〉的军事情报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中指出，《吕氏春秋》中体现了相当系统的军事情报思想，并且对有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讨论《吕氏春秋》军事思想的论文，还有收入《秦文化论丛》第8辑的郭睿姬、郭淑珍的《〈吕氏春秋〉中的军事思想试析》。修建军《〈吕氏春秋〉之于名家评析》（《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写道，名家学说在《吕氏春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吕氏春秋》之于名家的意义，一是保存了先秦名家的部分相关资料，二是可以启发学术界对中国思辨哲学相对落后之原因等问题进行深层的思考。
关于秦始皇时代政治与文化的创制与建树，有的学者对于以往若干肯定的认识，如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的实际内容和真实意义等提出异议。韩复智在《对〈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的新评》（《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文中对于谭世保《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中的观点提出驳议。作者写道，“秦始皇君臣们，在开国之初，很有他们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诸刻石中虽然多为歌颂之辞，但也反映出秦始皇的政治理想，他为当时的需要和顺应历史潮流，而推行的‘车同轨、书同文’，就是统一全国车辆的轮距、统一文字，绝不是车辆的形制和命令的格式都要合符礼制法规。秦始皇不会舍弃重大的需要而拘泥小节。我们把他这种措施应该放在他的统一大业中去探讨，就可以获得正确的答案了。”
四川青川秦牍中的《为田律》，已经引起许多学者参与讨论。罗二虎在《四川青川秦律与稻作农业》（《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青川出土的《为田律》主要是针对南方稻作农业地区的具体情况所制定，并且适于巴蜀地区水田的农田规划和稻作农耕的农时月令，在当时这部法律的实施对象主要限于秦的移民。
秦史政治人物研究的论著，如卢鹰的《秦始皇嬴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以及张仲立的《关于秦始皇帝权力威势的思考》（《秦文化论丛》第8辑），汪高鑫的《秦始皇历史意识散论》（《人文杂志》2001年第5期），孟祥才的《秦皇汉武异同论》（《先秦秦汉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王绍东的《秦始皇执着求仙的原因探析》（《秦文化论丛》第8辑），王晖的《李斯心态个性及其人生喜剧》（《文史知识》2001年第1期）等，对于研究对象都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文化剖析。
蒋非非《试解秦末华阴平舒道玉璧之谜——对秦政治史的新认识》（《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文对秦史中的若干时间有所澄清。作者认为，“既往研究多认为秦廷内的‘分封’之争出于儒家与法家间治国理念不同，然而细细探究秦短暂的统治史便会发现：自统一初至始皇三十四年的这场长达九年的争论，实质是皇帝与功臣、皇子间的利益之争，若非李斯以‘焚书’及‘以古非今者族’的暴力手段打击政敌，这场争论将会继续进行。所谓‘军功地主’在统一后继续分化，功臣群体不仅被排挤，更遭镇压。‘焚书事件’后，目睹老年始皇之专横与贪婪，残存的功臣将希望寄托在与其父政治态度截然不同的未来统治者长子扶苏身上，他们精心制造了‘玉璧事件’恐吓始皇，目的不是推翻秦王朝只是希望‘祖龙’——始皇‘今年死’。然而，历史在这里与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祖龙’虽死，即位的却是更加昏庸残暴的胡亥，辉煌百年的秦王朝终于丧失了最后一个改弦更张的机会，淹没在民众起义的汹涌浪潮中。”作者从重视利益集团的动机的角度分析分封制和郡县制之争，其说有新意。但是具体论述，尚有可以商榷之处。例如所谓“秦汉长城多用版筑法建成，就地取材，施工中不必从内地大量运输砖瓦等建筑材料，从而不必加给民众过重的徭役负担”的说法，就不尽符合历史真实。夯筑技术的普遍应用，造成民众的徭役负担依然是十分沉重的。而实际上古代土木工程中的砖瓦一类建筑材料多是就地烧制，本来不必远程运输。
二
对秦汉社会状况的全面考察，近年引起诸多学者的重视。在2001年的成果中，多有学术史进程中可以留下深刻印迹的论著。
彭卫、杨振紅的《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是一篇可以综合体现出作者理论素养和考据功力的论文。作者分析了在秦汉这一历史阶段风俗的演变，不仅注意到风俗的动态演进，而且注意到风俗多元的区域构成，对于秦汉风俗的强烈的世俗化色彩，也有所论说。对于秦汉时期风俗观的特征，作者也有深刻的分析。论文指出，春秋以来逐渐形成的多种风俗观念，正是在秦汉时期才得以全面展开。这些观念表现出明显的思维同一性，即风俗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方面的关系贯穿于有关风俗的思想之中，这既是秦汉风俗观的中轴，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风俗观的一条基本脉络。
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指出学界对秦汉农业的成就估计过高的问题，认为当时先进耕作制度体现在农学理论中，远未普遍推广。就具体生产技术而言，秦汉时期仍为由锄耕向犁耕的过渡阶段。论者所提出的证据，对多数研究者来说，可能只是提出了问题，有益于启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文中所体现的对于经济水平的评价所持高度审慎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作者的论证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存在说服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对于犁和鍤、锄、铲等农具数量的比较，或许不能因前者数量少即断定牛耕未得普及。在机耕时代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农村，犁的数量少而鍤、锄、铲等农具的数量多，也是普遍的情形。而如《说文》中“耕，犁也”这样的材料，作者也未予涉及，似乎不妥。此文可能引起争议。而《历史研究》发表这样的文章，对于促进研究者进一步的思索和讨论，显然是有意义的。杨际平《试论秦汉铁农具的推广程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也通过对铁制农具使用的考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马新在《正确估价两汉农业生产水平》（《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中也指出，应当深入到当时的乡村社会，去把握其实际生产水平与生产状况。论者认为，两汉时期，铁犁和牛耕的普及程度是有限的，当时翻耕土地，还较多地使用着耒耜。汉代耕作技术的发展也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我们“不能以某些局部的先进来代替乡村中一般农家的普遍面貌”。对于两汉粮食产量的基本估价，论者提出，两汉时代粮食亩产的低限在一石左右，上限在四石左右，中田通常年景在三石左右。
张金光《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是近年不多见的好文章。作者不仅对于战国至西汉社会动荡时期的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认识，对于当时的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也发表了独特的见解。作者坚持的“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的观点，对传统的战国秦汉社会的理解形成冲击。这一观点，或许会刺激学界重新审视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使旧有的社会历史观有所更新。何兹全等先生近年强调社会史研究不应仅限于社会生活层面，更应当关注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张金光的《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或许可以看作响应这种意见的范文。
认识秦汉社会经济形式，不能回避田制和税制问题。臧知非、李恒全就汉代田税问题有所争论。自臧知非发表《汉代田税征收方式与农民田税负担新探》（《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后，李恒全有《也谈西汉田税征收方式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予以辩驳。本年度这一回合，见于臧知非《再谈汉代田税征收方式问题——兼答李恒全同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及李恒全《汉代田税百亩征收说确难成立——与臧知非先生再商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这种争论无疑是有益的，可惜没有更多的学者参加讨论。
对于秦汉时期不同社会阶层人的生活以及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分别有学者进行了研究。
何兹全发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指出战国秦汉是城市交换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是城市交换经济支配农村经济的时代。“奴隶、佃农、依附性佃农，都是交换经济发达、发展的产物；奴隶主地主、‘庶民地主’也是交换经济发达、发展的产物。奴隶、佃农、依附性佃农、奴隶主地主、‘庶民地主’，他们的兴衰、演化都是受交换经济、城市经济支配的。在整个社会和社会经济中，他们是被动的，被支配的。他们的命运盛和衰，操在城市交换经济手里。”“战国秦汉的农民，受交换经济的支配，走向两条路，一是奴隶，一是佃农、依附性佃农。奴隶是主要命运，佃农、依附性佃农是后起的命运，奴隶之路衰，佃农、依附性佃农之路兴。终在汉之世，小农的命运在这条路上转，没有超出这条路，没有跳出这条规律。”“改变这条道路规律的是汉魏之际的变化。”这些论点，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充分重视。
萧放的《〈四民月令〉与东汉贵族庄园生活》（《文史知识》2001年第5期），尹建东的《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关于汉代豪族，王彦辉除《汉代豪民研究论纲》（《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论汉代的豪民役使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等论文外，还出版了学术专著《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对于商人的经营方式和社会作用，张弘《战国秦汉时期私商类型叙论》（《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一文有所论述。
张政烺的《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写道，“刑徒是古代专制国家的官奴隶，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年来有的史学家怀疑这一点，实在是不必要的。刑徒虽然是自由人转化的，但既然转化成刑徒便已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生活很苦，劳役繁重繁重，从大量刑徒砖志的发现，说明执役期限虽短却很难熬过这一关。执役的刑徒过着苦难的日子，必然会有反抗的行动，这样会罪上加罪，永久不得恢复自由。”论者于是指出，“所以刑徒执役者大部分都成了终身的奴隶”。李振宏的《汉代屯戍生活中的古典人道精神》（《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使用汉简中人所熟知的资料，却能够以新的视角观察，得到了新的发现。作者有意洗刷“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认真进行汉代边塞军事机构中“特定社会群体生存环境的考察”，认为“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古典人道主义精神”。破除将一切都归结为“斗争”的观念，看到在历史的长时段间往往社会总体的和谐与稳定占主导地位，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然而作者尽管提出了人道主义是一个近代概念，但也有它的初始的表现形式的解释，但是全文使用“人道精神”作为论述主题，依然令人感觉略显生硬。
流民作为社会特殊群体，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李伟、雍际春的《两汉流民问题初探》（《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流民的构成和去向，对于流民问题的社会文化影响也有所总结。
对于汉代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特殊作用的巫，马新在《论汉代民间的巫与巫术》（《文史哲》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汉代民间社会中的巫祝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但是汉代的巫并没有转化成相对独立的宗教僧侣集团，而是一分为二，或成为朝中辅佐君王与天沟通的工具，或成为民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东汉时代，巫的功能进一步下移，成为纯民间的一个社会阶层。李建民的《〈汉书·江充传〉“桐木人”小考》（《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4期）说，江充通晓医术，并据医理解释巫蛊事，指出了汉代巫与医的特殊关系。
婚姻是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形式之一。婚姻形态规定着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总体面貌。在社会史受到普遍重视的今天，婚姻形态的历史演变更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断代婚姻史研究的成就，应当说以汉代较为突出。20世纪先后有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刘增贵的《汉代婚姻制度》（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和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问世。在新的世纪的开头，我们又看到可以推进汉代婚姻关系研究的新的论著。孟华《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是皇族构成研究的成果，也是婚姻形式研究的成果。贾丽英在《论汉代妇女的家庭地位》（《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一文中分析了汉代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单位家庭中的地位，对于从性别关系交付研究社会史，提出了有意义的新见。作者认为，汉代妇女不仅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还有对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权。
马新关于汉代乡村社会的研究已经有系列成果发表。《试论两汉乡村工商业与高利贷》（《东岳论丛》2001年第2期）从新的视角观察，再一次探及汉代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她的论文《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和《人生哲理谣谚与两汉世风》（《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也是汉代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
对于汉代城市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则有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一书出版。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第一部研究汉代城市的学术专著。周长山的论文《汉代城市人口试析》（《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应是该书中的一章。陈乃华《论汉代的市》（《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讨论了汉代市的管理形式。韩钊、魏军的论文《浅议“华市”瓦当》（《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认为有的学者释读为“华市”瓦当者，其实仍是图案瓦当，不宜断定为“雍城中某市署”的遗存。
三
对于秦汉政治文化的考察，一如既往，依然集聚了诸多研究者的学力。汉代是中国大一统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得以确立的时期，汉代政治形态对于后世有极为显著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学者，均不能不对汉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予以特别的关注。虽然汉史是早经历代史家反复耕耘的园地，多种汉史研究著作往往首先分析汉王朝的政体和政策，但是认真论述汉代政治制度和汉代政治思想的专门著作尚不多见，尤其缺乏科学研究汉代政治文化的质量上乘之作。从新的观察角度，用新的研究方法来总结汉代政治生活的形式和特质，是治汉史者面对的极有意义的课题。
2001年的有关成果，在学术思路和学术方法方面都多有新异之作。张小锋的《“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汉昭帝时代复杂的政治形势，指出戾太子刘据势力对政局的影响，而谶言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神奇魅力的社会背景也得以说明。
阎步克的《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孟祥才的《先秦秦汉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马植杰的《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版），都以秦汉政治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三部论文集的出版，为研究者参考与借鉴提供了方便。
陈苏镇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月版）是近年面世的研究汉代政治文化的力作。作者讨论了西汉二百余年间政治史的演进大势力，指出儒家《春秋》学在这一期间所表现的重要的历史文化作用。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的出版，在秦汉史学界引起了新的研究热潮。在北京，就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主持）和中国文物研究所（李均明主持）两个研读班在进行集体研读。参加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们。研读期间，又有甘肃、河南、台湾以及韩国和日本学者参与。研究者最为重视的，是题为《二年律令》的法律文书。在研究这些文书基础上，已经有若干以汉初法律、汉初政治和汉初社会为对象的学术论文完成。
汉代政治文化研究成果中，作为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之一的孙家洲著《两汉政治文化窺要》（泰山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一书，堪称上乘之作。作者就学术理念与政治实践，政局、政论、政策，以及神秘主义笼罩下的社会心态与行为进行论述，可以说，研究是多层次的，结论也多有新意。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和内涵，作者在前言中有透彻的论述。他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政治文化”，将汉代若干社会现象纳入“政治文化”的范畴加以解释，揭示了汉代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对文化风习的严格规范，许多见解，可以对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历史有所启示。这部书从结构设计来说，已经体现出作者进行新的探索和新的发掘的用心。全书三章，从三个层次总结了两汉时代政治演进的基本脉络及其背景和影响，所论每多新识。特别是对于“神秘主义笼罩下的社会心态与行为”的研究心得，可以给读者全新的认识。有些内容，如对于汉代“矫制”现象的分析等，作者曾经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以这样的阶段性成果为基础，自然是这本专著能够达到较高学术水准的保证。
晋文著《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2001年9月版）同样将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从以经治国的政治原则分析，采用多方位、多视角考察的方法，就这一政策对于广阔的社会层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作为“中国学术史系列”之一的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是一部有相当分量的总结思想学术史的成功论著，在其中有关西汉的今文经学、东汉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内容中，也讨论了经学对于汉代政治的作用以及有关政治文化现象对于汉代社会的影响。
汉武帝是汉代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有关汉武帝的生平事业以及政治作用的论著，已经发表多种。杨生民著《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是其中总结最为详尽、分析最为全面的一种。研究西汉帝王的论文，则有高敏《论汉文帝》（《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洪煜《评汉武帝》（《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等。
以汉代政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还有田旭东的《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政：读〈汉书〉札记》（《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宋艳萍的《阴阳五行与秦汉政治史观》（《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于振波的《汉代法律运行机制的现代启示》（《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孟祥才的《析戾太子之狱》（《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李新城的《论秦汉相权之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扆晓红的《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晋文的《略论汉代的“〈春秋〉大一统”理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张卫民在《汉代官吏的优抚制度》（《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汉代官吏的优抚制度是汉代官吏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包括致仕后的优待和逝世后的抚恤。前者主要有带俸致仕、遣使存问、奉朝请及赠赐财务等。后者则有天子临丧和素服、诏书褒奖、赠印绶、荫子、以沙书棺等政治性抚恤和赠赙、賜东园梓器、赠冢地等经济性抚恤。
安作璋的论文《汉代的官箴》（《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注意到汉代“官箴”作为从政者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意义。他还指出，官箴既是君王治吏的准绳，又是吏治的一面镜鉴，其中对各种官德、官纪的规定，形成了国家处理君臣关系、各级官吏之间关系、官吏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官吏个人操守、工作效率等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对于调整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保持长治久安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秦汉生态史的研究在新世纪之初即表现出新的进步。
陈业新《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秦汉时期生态思想逐渐成熟的背景，在于当时生态环境的质量较先秦而言大为下降。论文总结了秦汉时期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以及秦汉时期生态保护的主要措施，就生态思想史和生态保护政策的回顾而言，进行了必要的工作。遗憾的是，此文可能由于完稿较早，作者没有来得及利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所发现壁书汉平帝元始五年（5）《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这一重要资料。这一可以在一定角度体现西汉王朝生态保护政策的资料已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有所介绍。出版于本年度的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8月版）一书，又发表了更完备的整理和研究成果。
陈业新的另一篇论文《秦汉时期北方生态与民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1期），则从生态条件与民俗文化的关系切入，考察了生态条件对于区域文化面貌的作用。
刊于《秦文化论丛》第8辑的朱士光《秦国富强卒并诸侯之地理环境条件探析》和李秀珍《秦器物上的动物、植物纹饰研究》两篇论文，都对秦的自然生态条件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温乐平的《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救灾举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官德祥的《两汉时期蝗灾述论》（《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阎希娟、郭文毅的《汉唐长安城园林的绿化及其现代启示》（《唐都学刊》2001年第2期），赵夏竹的《汉末三国时代的疾疫、社会与文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王福昌的《汉代荆扬二州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论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王川的《试论秦汉三国时期岭南地区园艺业发展的原因》（《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张荣芳的《汉至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文化阐释》（《高敏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版），王子今的《两汉的沙尘暴记录》（《寻根》2001年第5期）以及《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犀的分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10月版）等，也就生态史的有关专题进行了讨论。
李并成的《汉唐冥水（籍端水）冥泽及其变迁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踏查，对于冥水冥泽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其说也涉及西北干旱地区的水系变迁和环境演变。
陕西户县发现的“禁圃”文字瓦当，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此前著录又有发现于周至者。张天恩著文《“禁圃”瓦当及禁圃有关的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指出通过“禁圃”瓦当的发现可以明确禁圃官署所在地和管辖范围。作者认为，禁圃之内除了作务菜蔬之外，还应满足宫廷皇室对于瓜果、花木的需要，对于苇圃、竹圃的养护，也应当是“禁圃”的职责。禁圃与锺官、均输等机构处于上林苑之内，扩大了上林苑的范围。其规模至于数百里，“也许并不能归咎于汉武帝追求享乐、耽于游猎了。”西汉上林苑是规模宏大的皇家自然保护区。对于上林苑规模和性质的认识，有助于了解当时长安附近地区的生态环境。王子今《东汉洛阳的上林》（《洛阳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则讨论了东汉上林苑的有关问题。
对于西汉后期渤海湾西岸是否发生过海浸，学界曾经有持续多年的争论。陈雍在《渤海湾西岸汉代遗存年代甄别——兼论渤海湾西岸西汉末年海浸》（《考古》2001年第11期）一文中指出，渤海湾西岸目前已经发现100余处西汉、东汉及汉魏时期的遗存，过去所说的渤海湾西岸古代遗存“年代断裂现象”并不存在，因此得出渤海湾西岸西汉末年没有发生过海浸的结论。
五
在秦汉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中，2001年推出的新成果，也有值得特别予以介绍的论著。
熊铁基著《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是在《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基础上完成的新著。全书分“历史篇”和“思想篇”，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于是读者对于当时有关道家的历史与文化，可以产生立体的印象。
列入“艺术与思想史丛书”之一的陈启云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一书中，有三篇以汉代思想文化为主题。即《后汉的儒·法·道家思想》、《荀爽易传中的革命思想》以及《荀悦与后汉思想》。都值得文化史研究者重视。
秦汉思想文化研究专著，还有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以及萧汉明、郭东升《〈周易参同契〉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版）等。通过后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到，《周易参同契》中，有源生于《易》学的自然哲学意蕴，有与炼丹术相结合的阴阳五行学说，其宇宙模型和人体生命结构理论，也都体现出理论架构的完整和成熟。廖名春著《〈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1年8月版）重视对出土汉代易学资料的研究，所论对于认识汉代思想文化多有助益。
庞天佑《汉初思想家的历史反思》（《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康清莲《司马迁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陈桐生《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汕头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龙延《学与术：两汉经学演进历程的一个视角》（《南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论文所讨论的是以往多有学者涉猎的论题，而方法或有更新，认识也有所推进。
张毅的《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审美理念》（《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从审美态度的角度讨论董仲舒思想的内涵。王玉华的《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齐鲁学刊》2001年第4期）则讨论了儒学占据独尊地位的历史过程对于史学的影响。董志广通过对司马迁思想的分析，分析了传统世风、时代精神以及司马迁本人的个性特征对于他的史学思想的文化作用（《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史记》中体现的象征主义意识也受到学者的重视（赵明正：《论〈史记〉的象征主义倾向》，《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吴怀祺的《汉〈易〉与〈汉书〉》（《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一文指出，汉《易》与今文经学是班固架构历史的理论依据。傅永聚、范学辉的《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也论述了从董仲舒到《白虎通义》所建构的正统儒学作为东汉史学指导思想的作用。
秦彦士《从〈淮南子〉到〈太平经〉中的墨学——异端浮沉与汉代学术政治变迁》（《南都学坛》2001年第5期）探讨了墨学这一汉代非主体学术流派的历史文化作用，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也就此揭示了汉代政治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儒学获得独尊的地位，是汉代文化形势发生剧变的重要标志。而士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有关研究成果有王保顶的《游士文化传统及其终结：西汉武帝以前士人阶层的演变》（《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以及《汉代士人阶层的演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于迎春的《汉代士人的仕事与谗嫉》（《晋阳学刊》2001年第1期），张峰屹的《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南开学报》2001年第2期），高新民的《东汉思潮与王符思想》（《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姚靜波的《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之成因》（《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孟祥才的《论孔融的悲剧》（《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
分析士人心态的论文，还有蒋方、张忠智的《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作者认为，从西汉到东汉，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他们阅读屈原，也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这一倾向又影响了后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方铭著《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是“历代文人心态史丛书”中的一种，进行了自秦至东汉不同历史阶段文人心态的分析。
张强的《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讨论了西汉时期从“以吏为师”到“以师为吏”的转变，指出汉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自汉昭帝之后，人主师为相成为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中期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思想文化发展进步的诸因素中，有政治形势的作用。沈骅的论文《论分封制与汉初学术繁荣》（《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从新的认识角度对于汉初的时代条件对于学术的影响进行了必要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杨天宇《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一文总结了汉代经学流变的脉络，突出强调其改造和融合，是必然的文化趋势。又特别指出，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
东汉郑玄的《论语注》唐以后亡佚，20世纪以来，发现了一些《论语》郑注的唐写本残卷，其中有与传本《论语》注疏不同的解释。单承彬《〈论语〉郑义举隅》（《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辑录了部分郑注条文，并与传本《论语》注疏比较参证，指出《论语》郑义学派更多体现了汉代古文经学派的风格与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秦汉区域文化的研究，又出现了逐步深化的可喜倾向。孙家洲的《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徐华的《洛、许名士与汉魏之际的学风演变》（《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宋超的《刘表与荆州》（《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刘玉堂、陈绍辉的《刘表与汉末荆州学术文化》（《江汉论坛》2001年第4期），王健的《道家与徐州考论：兼论汉初黄老政治与刘邦集团之文化地缘关系的背景》（《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等，都通过对思想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区域分析，为描绘秦汉时期的文化地图提供了新鲜色彩。
薛瑞泽的学术专著《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以及熊铁基《秦汉时期云南的大开发》（《秦汉史论丛》第8辑），黎小龙《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王文涛《西汉河北人口的分布与流徙》（《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李珍、蓝日勇《秦汉时期桂东北地区的交通开发与城市建设》（《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赵斌《秦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服装形制及特点初探》（《人文杂志》2001年第2期）等学术论文，也涉及秦汉时期不同区域社会文化的面貌。曹大为在长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滇东古长城之我见》在文献研究和考古勘察相结合的基础上，澄清了蒙被在石林、陆良、弥勒境内有关遗址的疑云。论者指出，破译“滇东古长城”千古之谜的钥匙，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的一段记载。该传述及新莽时期“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王莽派宁始将军廉丹率十余万人马镇压，因“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于是“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此后，“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所谓“修障塞”，所谓“固守拒险”，应当都和这段长城有关。于是，滇东地方的社会文化形势以及与中原的关系，也得以说明。
秦汉帝国与外域文化的关系，也是许多学者逐渐予以重视的研究方向。胡宏起的《汉代中国与中西亚诸国》（《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仲高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文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季羡林的《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道路和时间》（《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郑志清的《论匈奴冲击下的中西文明》（《衡水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梁旭达、邓兰的《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王子今的《海西幻人来路考》（《秦汉史论丛》第8辑）等，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时秦汉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系统的关系。
列入“东方文化集成·古代东方文化编”的王宗维著《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版）全面论述了河西地区以及河西交通对于中西文化交往的意义。作者特别指出，汉朝政府开辟了河西路，同时大力开展河西地区的建设，两者是同时进行的。“有的人研究古代中西交通，不考虑与交通密切相关的各种条件、因素，认为河西路是天然走廊，张骞通西域，霍去病开河西，道路就畅通了，行人就可以自由来往，而不研究在2000里长的的咽喉地段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治安问题，这至少是不全面的。”
六
张峰屹著《西汉文学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论证西汉时期文学思想依附于经学观念。作者指出，西汉文学观念的存在形态是文学的萌发态，是文学与非文学的混融态、过渡态。作者认为西汉没有专门的文艺理论著作，《毛诗大序》与《礼记·乐记》以往被许多学者视为文艺理论著作，但是其实是儒家的经典。而《新语》、《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法言》、《太玄》等子书和四家诗解等经解中涉及文学问题的论述，以往也被学者看作文艺理论，但是其实是政论、哲学或者经学著作。汉人对屈原的评论，主要是依经立论，并不是从文学的角度。书后附有《西汉主要作家年表》，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方便。
李珺平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也从比较新的角度开辟了认识秦汉文学的新路径。作者认为，李斯请求焚“文学”，而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书，“体现着强烈的‘致用’观念。”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赋，在汉人的观念中，主要是用来“讽谏”的。“从陆贾、贾谊、董仲舒、《诗大序》、扬雄等可以看出，要求文学‘致用’的观念，——如体道德、安性情、成人伦、助教化，一直是主旋律。”
对于汉赋的主要体式之一汉大赋的兴衰，高一农的论文《汉大赋衰变探微》（《文史哲》2001年第2期）进行了分析。论者认为，汉大赋由盛而衰，有多种原因，既与时代条件有关，也与帝王本人爱好有关，文学和经学的关系，也影响了汉大赋的命运。
张侃的论文《论汉代佚名文人五言诗的生命悲剧意识》（《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则从另一角度描绘了士人心理的时代特征。作者指出，刘勰、钟嵘所论和《文选》、《玉台新咏》所收的古诗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下层文人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对离别相思、人生苦短的咏叹，体现了作者的生命悲剧情感，其基调，是由两汉时代精神所决定的。汉代佚名文人五言诗的文化风格，又预示了魏晋时代精神的来临。
程勇在《简论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一文中，分析了儒家文化在汉代从一种民间文化立场转化为体制文化立场的过程以及这一意识形态化过程对于文学的影响。
总结秦汉文学研究的动态，不能不说到一些文学典籍整理的新成果。在李孝中《司马相如集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12月版）和郑文《扬雄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6月版）出版之后，又有林爱贞的《扬雄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问世。
巴蜀书社出版的“汉语史研究丛书”中，于2000年面世的张能甫《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雷汉卿《〈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管锡华《〈史记〉单音字研究》之后，本年度又推出宋永培的《〈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6月版）、刘兴均的《〈周礼〉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5月版）等。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中，也有俞理明的《〈太平经〉正读》（巴蜀书社2001年4月版）和李崇智的《〈人物志〉校笺》（巴蜀书社2001年11月版）问世。这些成果，都为推进秦汉文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语言文字研究往往可以打开观察历史文化的窗口。游修龄在《〈说文解字〉“禾、黍、来、麦”部的农业剖析》（《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禾、黍、来、麦等是《说文解字》的部首，由此而滋生大量与谷物生产有关的字使用至今，积累了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但是因历史发展，时过境迁，《说文解字》及其有关注释中有不少欠妥或失误之处，原因是《说文解字》著书时，未曾看到这些字的甲骨文原字，又由于当时植物学和农学知识的局限，产生了一些曲解和误会。有关研究成果，如尹彰浚的《〈说文解字〉中“先古籀后篆”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等，也值得一读。
《急就篇》作为汉代普及读物，兼有语文课本和常识课本的功用。丁毅华、陈国忠在《〈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此书包容当时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等多方面的内容，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应当受到重视。对于广义的社会文化史来说，《急就篇》也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林寒生《〈尔雅〉汉注的学术价值》（《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写道，汉时为《尔雅》作注者，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五家。《尔雅》汉注“无论从《尔雅》版本、古词古义保存、词义辨析、释义方法等方面来看，还是从语词角度考察古代文化内涵、探讨语源来看，或者从探求反切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三国志校笺》（赵幼文遗稿、赵振铎等整理，巴蜀书社2001年6月版）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其他成果，又有吴金华收入《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的《〈后汉书〉校笺》、《〈后汉书〉校读琐记》、《〈后汉书〉校读琐记（续）》、《〈后汉书〉校议》、《〈后汉书〉标点献疑（上）》、《〈后汉书〉标点献疑（下）》，以及《〈三国志〉四字格成语散记》、《〈三国志〉语词笺释》、《〈三国志辞典〉商兑》、《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修订刍议》等。
贺西林著《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11月版）作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可以看作汉墓壁画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汉代美术史的认识，也是进入新的阶段的标志。李荣有著《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京华出版社2001年5月版）作为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汉画与汉代音乐文化研究”的最终成果，也体现出汉代艺术史研究的新的进步。
七
2001年有关秦汉历史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和文物研究，多体现出重要的价值。
这一年度所发表秦早期文化的新资料较为集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晁峪东周秦墓发掘简报》和宝鸡市考古队、陇县博物馆《陕西陇县韦家庄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等，都值得重视。徐日辉的论文《甘肃东部秦早期文化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对于秦在甘肃东部早期活动的范围有所分析，同时又介绍了“甘肃张川、清水出土的秦早期高级别墓中钉在棺椁上的金箔饰片、牌”的形制。
秦始皇陵以石质甲胄为基本内容的陪葬坑的发掘，使我们对古代军事装备的形式得到了全新的认识（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K9801陪葬坑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
继秦封泥发现之后，又有秦文物的一项重要发现使得秦史和秦文化研究者为之振奋。这就是秦骃玉版的发现。“此物传出自陕西华山，现在私人手中。”先后有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研究》（《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李学勤《秦玉牍索隠》（《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连劭名《秦惠文王祷祠华山玉简文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1期）等研究论文发表。2001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则有曾宪通、杨泽生、肖毅《秦骃玉版文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以及李家浩《秦骃玉版铭文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4月版）等。据介绍，待刊论文又有周凤五《〈秦惠文王祷祠华山玉版〉新探》、王辉《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考释》等。释读与断代各家不同。对于玉版文字“又秦曾孙小子骃”的身份，理解也有所不同。
对于秦器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并且多有可以丰富我们对于秦史和秦文化之认识的新收获。李学勤的《秦怀后磬研究》（《文物》2001年第1期），申茂盛的《秦陵大鼎与秦鼎》（《文博》2001年第3期），王学理的《秦鼎石甲二论》（《秦文化论丛》第8辑）等，都是有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的《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是第一部就陕北画像石墓及相关城址进行综合勘察的田野考古报告。其中公布的资料，对于全面认识汉代北方地区的社会历史、民族关系及生态环境有重要的意义。从报告的内容看，有些专题的研究亟待推进，不宜只停留在提出问题的阶段。
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发现累年增进。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汉阳陵》（焦南峰主编，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版），提供了较新的资料。
西汉梁国王陵墓地是西汉王陵墓地中较为罕见的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形制结构复杂、开凿技术精湛、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型陵区。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阎根齐主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8月版）在认真的实地勘测和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将芒砀山各处曾经被盗掘的王陵墓和近年来开山采石新发现并进行抢救性清理与发掘的王陵墓的有关调查、清理和发掘资料加以整理。这一报告的出版，为深入探索西汉时期的王室葬制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郑清森的论文《芒砀山西汉梁王墓葬相关问题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等。
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一书《古代天文仪器》一章中有《秦汉日晷研究》一节。作者以秦汉实物和画象资料为基础，对于日晷这种古老的仪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作者指出，游表日晷的时代大约可以定在秦汉之际，比它更早的日晷目前还没有发现。
对于出土文献的研究，除了上文说到的张家山汉简的意义已经受到普遍重视而外，还有其他一些简帛资料也致使研究者瞩目。例如，陈松长教授整理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1月版）已经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品专刊之七”正式出版。书中公布的资料，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历年收购入藏的简牍共259枚，其中有战国简10枚（其中包括《缁衣》简1枚，《周易》简1枚），西汉简215枚（包括《日书》简109枚，遣策11枚，《奴婢廪食粟出入簿》简牍69枚，“河堤”简26枚），东汉“序宁”简14枚，东晋“松人”解除木牍1枚，以及残简8枚，空白简11枚。饶宗颐先生曾经就其中部分资料从事研究，在郭店楚简尚未公布时即指出《缁衣》零简为《公孙尼子》书，指出《易·睽》卦之九三爻辞残本为马王堆本以外之楚简，对于建兴廿八年之“松人”木牍和东汉“序宁”简等，也都有重要的论述发表。此次经过陈松长教授整理，研究又有新的推进，可知其中有关《日书》者，内容多可与九店楚墓、睡虎地、放马滩秦墓及孔家坡汉墓出土有关资料相互参证。“根山图”残文，就是睡虎地秦简之“艮山图”。尤其值得珍视的，是这批简中有“孝惠三年”的明确纪年。“河堤”简是首次发现。其内容对于认识当时的水利史、工程史、田制史、算学史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奴婢廪食粟出入簿》简牍也独具特有的价值，其中有关大石与小石换算关系的内容，有益于澄清学者对于大小石之制认识的疑云。总体来说，这批简牍的整理工作取得了成功，文字的释读和理解也不乏创见。虽然有些释文还可以商榷，但是这一成果推进简牍学进步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正如饶宗颐先生所指出，“陈君所释，援引翔实，明白晓暢”，可以“为简牍学增一重要新资料”（饶宗颐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虽出版不久，已经有学者就其内容发表论文，进行研讨，足见其价值的可贵。
简牍学的基础研究工作也有进展。陈松长编《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版）和骈宇骞编《银雀山汉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7月版）出版，都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简牍学已经举行了百年纪念的庆典。现今简牍学的学术队伍，已经相当雄壮。研究成果的推出，也层出不穷。不过，我们在乐观地展望简牍学前程时，还应当看到存在着可能不利于简牍学全面发展的值得注意的倾向。在2002年初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和辅仁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武汉大学陈伟教授指出，当前简牍研究有对于新发现特别关注，对于发现较早的材料则相对有所轻视的情形。就楚简研究而言，郭店楚简发现之后，一时研究掀起热潮，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发表，局面更为热烈，对于郭店楚简的关注，则显然有所降温。而包山楚简的研究，则更为冷落。如果学术评论不完全禁绝带有些许调侃意味的话语的话，这种倾向可以称之为“喜新厌旧”。简牍学的另一种倾向，可以同样借用人们对于伦理评判的熟语，称之为“嫌贫爱富”。就是对于数量集中、内容丰富的资料特别重视，对于数量较少、内容也较为单一的资料，则研究热情不足。其实，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材料的价值，并不能以发现先后之新与旧或者遗存数量之多与少而简单地判定，以这些材料作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之学术水准的高下，当然也并不能以此而简单地判定。其实，许多前辈学者的成就，都为我们提供了面对相对较为零散的看似“贫矿”的资料而深掘精炼，于是多所创获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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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秦汉-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