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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慈铭《汉书札记》研究
李慈铭《汉书札记》研究*
夏增民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200433)
［摘 要］李慈铭校读《汉书》，校勘、训诂、考据及推原史意，集成《汉书札记》一书。在此书中，既有对《汉书》本身的研究，也有对汉史的考察，不仅校正了《汉书》撰述及传写之讹，也对西汉一代的制度、地理沿革、史实、名物等进行详审的考证和钩稽，同时还对《汉书》诸注家的成果也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汉书札记》是汉史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对治汉史者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李慈铭 汉书札记 汉史 史学史 学术史
李慈铭(1830-1894)，字爱伯，号莼客，学者称越缦先生，浙江会稽人。为官之余，尚好诗文，于清末名倾东南。且好读史，王式通云：“先生于学无所不为，自谓平生致力莫如史，故凡诸史，经诵读者，丹黄戢孴，纷缀简耑，精训诂通假借，参引众说，摫釽豪芒，每举一谊，便辄理解，发隐疏滞，良云勤矣”[1]，越缦先生“精于典章制度，详于名物地理”，又“铅椠纷罗，昕夕无闲”[2]，终“承钱（大昕）洪（颐煊）之流而为有清一代之后殿者”[3]。越缦先生无专史之作，殁后手稿为北平图书馆所得，王重民氏“于本书眉批，外据《日记》，及《补注》增补干条，迻逮《十七史商榷》眉批一条，共数百十事，厘为七卷”，于是“先生之说《汉书》者尽于此矣”[4]，终成《汉书札记》七卷，付梓刊行。世人对李慈铭的研究，多限于其《越缦堂日记》，以其所记清末掌故有裨于清史，或径论其诗文；然对李慈铭之史学，条引者亦有之，然未有深入之探讨者。李慈铭“校勘、训诂、考据及推原史意”，有灿然可观者。余不揣浅陋，据越缦先生之意而发覆之，以求无“愧于钱（大昕）洪（颐煊）王（念孙）赵（翼）越缦诸先生殷殷稽考之功”[5]。
一 《汉书札记》的考证功夫
（一）校读《汉书札记》之方法
越缦先生读《汉书》，用心甚精，用力甚勤，其校《汉书》，乃取一底本，以不同方法对勘，以得其非是。
首为同书之不同版本之对勘，所据仍底本，乃明汲古阁本，然后参以北监本、南监本、宋监本，官本。
王式通《越缦堂读史札记》序云：“第其所校旧刊以为据依者，汉书宋书南北史用汲古阁本，梁书隋书用明北监本，止魏书为宋监本。”《汉书札记》卷三地理志第八上“般”条。韦昭曰音逋坦反。慈铭案：监本作逋垣一作连完。卷六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杨王孙”条。慈铭案：又按南监本注文断狱下衍也字，究尽上脱不字；卷四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虏代丞相冯梁守孙奋大将王黄将军大将一人”条。慈铭案：大将一人四字有误，《史记》汲古阁本无此四字，监本及今官本作太卜二字，亦疑有误。由此可证。
次为不同书间之对勘。以《汉书》为底本，考之与所载内容相关者如《史记》、《汉纪》及《资治通鉴》诸书，辩正《汉书》之得失。
卷一文帝纪第四“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条。慈铭案：《史记》作中民，此避唐讳改。是勘以《史记》。卷一哀帝纪第十一“元寿二年”条。慈铭案：《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八年。是勘以《后汉书》。卷二郊礼志第五上“少君者故深泽侯人主方”条。慈铭案：侯下《史记》有舍字，此误脱；《通鉴》亦有舍字。是勘以《史记》及《资治通鉴》。卷一“宣帝纪八元康三年三月诏”条。云荀悦《汉纪》作放面不诛，荀氏似误，诏既引舜之封象不当，又以封为放，顾氏炎武谓当从荀纪，非也。是证与《汉纪》对勘。卷一高祖纪第一上“元年或说沛公曰”条。慈铭案：《艺文类聚》引《楚汉春秋》说沛公者为解先生。是为勘以《艺文类聚》。
三为同书各传互勘。纪传体史书，内容多互见于各传表，以此互相参校，亦可得乎其实。
卷三地理志第八上“舂陵”条。慈铭案：《后书》城阳恭王传言戴侯子考侯仁上书求徙南阳，此注误作戴侯，而表又误作孝侯矣。是以《传》、《表》勘《志》。卷四张陈王周传第十“施屠浑都破绾军上兰”条。慈铭案：《史记》注徐广曰：浑都在上谷；《索隐》曰：施，名也，屠，灭之也。《地理志》上谷有浑都县。按：徐及小司马之说是也，上所举获者皆止称其名无并言姓名者。是以《志》勘《传》。卷四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降下临淄得相田光追齐相田横至赢博”条。慈铭案：《史记》作齐守相田光，是也，此脱守字；齐相为田横，光乃守相耳，《曹参传》作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守相许章，《田儋传》作守相田光。是以《传》勘《传》。
四为勘以自先秦以至有清一代学者家言。充分吸取前代学者之治学经验，考其异同，订正《汉书》之误。
卷一高祖纪第一上“二年夏四月羽虽闻汉东”条。引刘颁《刊误》、刘仁杰《刊误补遗》、全祖望《经史问答》和《鲒琦亭集外编》及洪颐煊书；又，“元朔三年三月诏”条引王应麟《困学纪闻》、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宋无名氏《南窗纪谈》；又，“天汉元年秋闭城门”条引司马光《通鉴考异》及王鸣盛书。以后诸卷引书者亦众，如《鲁诗》、《毛诗》、《说文》、《释名》、《水经注》，乃至纬书《春秋元命苞》等。以上为例，足见越缦先生观书之博。
对勘之余，尚有内证之法。以本书上下属文，以理推之，证其不合处，然求以合理之解释。卷四食货志第四上“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条。慈铭案：赦字涉下文赦自出者句而衍，《史记》亦误。越缦先生本无实据，但所论极是，是为内证。另，卷四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沛公为汉王赐商爵信成君”条。《刊误》刘奉世曰：商已先封信成君，此君当作侯。慈铭案：上文言赐爵封信成君者，盖误也。诸功臣先赐爵，皆不过大夫，商只从攻长社，先登，不应遽得封君，盖先亦赐大夫，爵至此，赐君爵也，史汉皆传写致误。此亦足见内证之法。
（二）校勘群书之收获
越缦先生对勘群书，纠引《汉书》本书及传抄、注释之误甚众。
一为校勘之得。
衍字。卷四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赐婴爵列侯号昌文侯食杜平乡”条。慈铭案：食杜平乡四字衍。
脱字。卷二郊礼志第五下“至如八神诸明年凡山它名祠”条。慈铭案：《史记》诸下有神字，是也。此误脱。
误字。卷一武帝纪第六“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条。慈铭案：续疑作给。
误倒。卷四张陈周王传第十“臣为韩王送沛公今有事急亡去不义”条。慈铭案：《史记》作事有急，是也，此为传写误倒。
二为训诂之得。
读音。卷四萧何曹参传第九“与窋胡治乎”条。慈铭案：《史记集解》如淳曰：犹言用窋为治：《索隐》曰：言参何为治窋也。案：与犹于也，言于窋，何治也？治即笞，同音为训，注家皆不解与之古义及治之古音。
字义。卷一元帝纪第九“绥和元年二月癸丑诏曰”条。慈铭案：为子者为子行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此云于朕为子，亦以见中山王之为弟也。
句读。卷二郊礼志第五上“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句。师古曰：善为甘美之言也。慈铭案：当以美字断句，言其人长而美也。
三为体例之得。
卷一百官公卿表七上“博士秦官”条。慈铭案：博士不当提行。另“仆射秦官”条。慈铭案：仆射亦不当提行。
（三）对《汉书》诸注之研究
越缦先生于在校注《汉书》之时，对《汉书》诸注亦关注尤著。其在充分吸收众注家对《汉书》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其谬误也颇的指正。先生于诸注变通而用之，引申己说，足见其考据功夫。
一为于注中自做结论。卷四高五王传“顾乃父知国耳”条。师古曰：乃，汝也；汝父谓高帝也。慈铭案：乃父《史记》作而父，皆谓章交悼惠王也。悼惠王为高帝庶长子，生于微时，故云知田。颜注谓指高帝，谬甚。
二为寓结论于注中。卷五张汤传“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挈令”条。洪氏颐煊曰：挈，古通作契字。挈令谓刻之于板著以为令。慈铭案：洪说是也。犹锲刻也。燕剌王旦传注亦引汉光禄挈令。
三为是一注而非他注。卷一文帝纪第四“母曰薄姬”条。臣瓒曰：汉秩禄令及茂陵书：姬，并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师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贵于众国之女，所以妇人美号皆称姬焉。慈铭案：颜注谬也。姬妾是一义，姬姜是一义，二义异音。瓒说本当时官书，岂容臆造？如云因周姓贵而为妇人美称，何以无称姜者乎？
四为开陈其端，不遽下定语。卷二食货志第四下“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条。臣瓒曰：茂陵中书有武功爵十级曰政戾庶长。慈铭案：瓒注政戾二字不可解。《史记集解》作左庶长，与旧爵之第十等同名，亦恐有误。王应麟《小学绀珠》引此志亦作政戾庶长。
二 李慈铭的史论
越缦先生承乾嘉之风，恶蹈空，喜征实，考据训诂之功夫已见前节。但先生为学不止于此，其在《汉书》眉批之间，间有议论，中有灿然可采者。
（一） 对《汉书》本身之评价
细审之，越缦先生论史，首为对《汉书》本身之评价，如书法、史法、史实诸项。
越缦先生于《史记》十分推崇，于《汉书》则较稍嫌次之，此从其行文中也可看出端倪，凡札记中提及太史公，皆以子长称之，而提及班固，则径称班氏，如此笔法，亲疏立判。
因喜癖《史记》，故视《史记》为标杆。王重民先生说：“先生以《史记》校是书，以晋宋隋等书校天文志，所发正独多，唯好依史记改字，则其弊也。如卫青霍去病传云，而适直青军出塞千余里，先生曰：按《史记》，作而适，大将军出塞千余里，叠一军字，文法方明，此处疑脱一军字，不意青即青即大将军，大将军军即谓青军也。史汉皆应作一句读。此为史汉文异而实同者，其他孟坚改迁书处甚多，不得尽以《史记》绳《汉书》也。”[1]是故，越缦先生以为《汉书》不足于《史记》处尤多。
一在句法方面。卷四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叔取其渠率二千人笞怒之曰”条。慈铭案：《史记》作“取其渠率二千人，各笞五十余，各搏二十，怒之曰”，文甚明白，此从节省，似未安。又，卷四张陈周王传第十“今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条。慈铭案：《史记》果下有有畔字，则义更明，句法亦较古。
二在撰述方面。卷四张陈周王传第十“良归至韩闻项羽以良从汉王故不遣韩王成之国与俱东至彭城杀之”条。慈铭案：《史记》与俱东下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而《项羽本纪》载，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羽书言汉王失职事，盖《史记》是也。良从韩王成俱随项羽东至彭城，及成被杀，乃亡归汉，若如班书，则良始在何地，从何处遣羽书，且既不随羽，何必间行归汉乎？
但《汉书》亦有长于史记处，为越缦先生所不隐。卷五李广苏建传第十二四“因抱儿鞭马南驰数十里”条。慈铭案：《史记》作因推堕儿，非也，下云取胡儿弓射杀追骑，安得先推堕儿乎？另“上书自陈谢罪”条。慈铭案：上书谢罪一段，《史记》所无。
是故越缦先生虽癖好《史记》，然不废《汉书》之功，于《汉书》之史法，亦细引申之。其一，撰述之巧。杂旨义于撰述之中，不待己言而喻意已为他人通晓。
卷四楚元王第六“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条。慈铭案：班氏此不载歆后事，盖深惜向为汉世大儒，歆亦有功经术甚钜，而污于王莽，致为世所诟病，故不著之，而附见于莽传，为歆讳，亦为向讳也。
卷五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赞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条。慈铭案：自李将军可以喻大,皆《史记》文。恂恂，《史记》作悛悛；案：《方言》：悛，改也，《说文》：悛，止也，恂信也。以李氏之灭归咎于三代之将，而于陵之降无贬辞，其微意可知矣。下却引用孔子语顺遞到苏武，又深惜陵之不能杀身成仁也，史文抑扬之妙如此。
卷六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以为安世本持槖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条。慈铭案：此事不见安世本传，盖以传述之语不敢指实也，故载于此以存其事，具见良史苦心。
其二，取材有法，不以己废人。于汉史之有极大关切之事，备说清明，不以一己之好恶隐讳以害史笔。
卷四萧何曹参传第九“初诸侯相与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条。慈铭案：自“初诸侯相与约到乃遂就国”一段《史记》所无，此事系汉之兴亡，何之谏功最大，班氏补之甚是。
卷五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二十八“上策诏诸儒制曰”条。慈铭案：《史记》平津侯中不载此策诏及所对策，子长盖深恶平津之为人，故使与主父偃同传，而薄其所言，不录。班氏则有取于平津之以儒术显，故全载其诏策对策，以与董仲舒传相配。盖汉儒术之盛，始于仲舒；而儒术之显，始于平津也。平津晚而进用，虽不免揣摩时旨，而表章经学，实有大功，其遇事亦多持大体，节俭爱士，有贤相之风，对策之言尤醇。孟坚取之是也。
卷七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条。慈铭案：此书《史记》不载，但以妄言二字括之，太史公为国讳耳，东汉初已斥吕后，不配高祖，故班氏不讳。
其三，置《传》洽安，编排得当，于史书之体例则更为完备，一《传》一《志》之编排，且见史家之褒贬，足见为史之匠心。
卷四蒯伍江息传第十五首条。顾氏炎武曰：《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载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班氏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全氏祖望曰：蒯伍只合附见淮阴淮南传中，要之蒯生尚可，伍则下矣，江则更下矣，息夫则亡赖耳，原不合作特传。慈铭案：以文论之，则举淮阴淮南传删去蒯伍事，固觉减色，若以蒯入之伍江息夫中为最冤，则未确也。四人中江最凶险，为奸人之尤，息夫次之，班氏特以四人，皆倾覆好乱，且皆有利口，故并传之，不必细覈其行事高下也。若在唐以后，则江息夫者所谓奸臣耳。班书无奸臣传，江息夫又与奸幸殊科，故区别于此，故全氏所谓高下亦未当也。
卷五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条。慈铭案：苏武惟画麒麟阁一事，足以仲眉身后，故班氏特以此事系之传后，以慰千载读史者心，用心之苦，非晋宋以后史家所知，又按如以后世史法，论图画麒麟阁功臣事，必当属之霍光传后矣，此知班氏犹得春秋微而显志而晦之旨者也。
卷五杜周传第三十“赞曰”条。慈铭案：班氏深恶汤周而其后贵盛，求其故而不可得，故于汤则疑其或及身蒙咎，以塞酷烈之报，而其推贤扬善，宜不至于绝世，幸生安世以善继之，又得贺阴德之助，故能累世宠贵，非由汤之一身也。于周则无益可解，只得归之唐杜苗裔，或以神明之胄故耳，而仍以为自言如是，非可凭信反复抑扬，此良史之用心也。后人乃讥班为无识，又以汤周不入酷吏为是势利之见，不知班书体例，子孙皆系其父祖之传，安世即累以定策功为昭宣时名臣，延寿延年名位俱盛，子夏又名士，可述自不得与宁成义纵漫无区别，且班于循吏酷吏诸传皆信史公结构，虽因人分传而首尾弗合之，仍如一篇目，张杜夹入则重坠不伦矣。读书不知细观全书，求其用意而妄生议论，乃真无识之尤耳。
卷六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辛武贤自羌军还后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到敦煌”条。慈铭案：班氏以赵辛同事西羌，故同卷，而深不满于武贤，故以其终始叙入充国传末，而特以其子庆忌提行另起自为一传，史裁之善，非后人所知。
其四，孟坚为传，不明言好恶习，而于行文间微含大义，不言褒贬而高下自明。
卷五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赞曰”条。慈铭案：此赞言外讥武帝荒略之非，故独举骞传中河原一事作论，以见河原之山尚不能确指，则骞之凿空广利之万里之伐，究何为乎？子长以天子虽强名河所出山曰昆仑，而其山实如禹本纪所言，其微辞用意与封禅书同，故班氏全袭之。
卷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赞曰所谓盐铁议者”条。慈铭案：班氏不为桑弘羊立传于是卷，车千秋传中略见之，而此赞突提盐铁发论，以见宏羊才不可没，更举车丞相相形，盖宏羊千秋同与霍光受遗辅政，而千秋以缄默独被褒赏，则宏羊之族灭，虽缘谋反，未始非，以才气为光所忌，故加以大戮也。此皆史家微意，读者不能得间以求耳，使班氏若意不在以宏羊反形田千秋蔡义诸人，则此卷中本以盐铁无涉，何为忽以此语起头，盖宏羊之反未有实迹而光诛灭之，则光恣横之罪可见，而田千秋杨敞蔡义之龌龊容身，俱有光之私意置相，此班氏所以为良史也。
（二） 对汉史的议论
内容较为广博，涵及人物、事件、制度甚至汉时诸种名物，细细考来，颇有精论，后人读之，随意俯拾，即有所得。或以此观越缦先生之史观、思想及心态，诚为研究思想史及学术史之资料。
其一，有论人物者。
卷五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条。慈铭案：观武帝此言，其意右魏其明甚。越缦先生指武帝偏袒，但意以为袒魏其，则恐非。
卷五景十三王传“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条。慈铭案：上云父老流涕，此云百姓怜之，以见栗太子之废，非其罪也，废而至于自杀，深著景帝之忍。越缦先生于武帝多有指责之意，于此亦见之。
卷六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档，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条。慈铭案：偃前上书言秦守北河之害，而此复劝筑北河所谓学长短纵横术者，故持论不要如此。越缦先生学儒术，于百家言有贱视之意，此亦见之。
卷六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赞曰”条。慈铭案：此赞义未深切，薛宣吏治醖藉可观，为汉第一，其相业不终，又为不肖子所累，皆可深惜，朱博虽非君子，亦是能臣，其气概大段可取者多，不得尽以行诈诋之。
其二，论学术者。
卷四楚元王第六“赞曰”条。慈铭案：观此赞可谓叹美之至矣，盖论其学，此数公者，固可继孔孟而起后世莫与京也。荀卿言性恶，子政铸黄金，君子之过皆不足为絫子云仁，莽则下矣，然自宋以前皆尊其学而恕其行，至南渡而始斥之为莽大夫，于是朱子之门五尺之童地，目不识一字者，皆羞道子云姓字，遂并轻诋孙卿子长子政为未闻性理之道，不足言学，不足称儒是欤？欲以语录文字绳束大贤也哀哉。越缦先生称赞汉儒，以其学术及为政，而于宋儒则多微辞。
卷五景十三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条。慈铭案；实事求是四字尽千古读书之法，好写与之四字尽千古借书之法，造次儒者四字尽千古修身之法，文约指明四字尽千古作文之法，西京儒者学行醇美，董江都而外，当推献王为第一，近儒全谢山谓当从祀文庙，洵不虚也。越缦先生以汉儒之治学，深有可嘉之处。
卷七货殖传第六十一“子贛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貯鬻财曹鲁之间”条。王氏鏊曰：夫子称赐货殖，若曰富贵在天，志道者所不必问，而赐犹未能忘情，则于进学有妨焉耳，岂若后世孜孜于利者比哉？而班氏遂列于货殖，谬矣。慈铭案：文恪之言本于程氏，然以货殖为商贾，汉时经师相孙旧说，韩诗外传子贡卫之机贾人，王充论衡子贡善居积，何氏注论语亦云惟财货是殖，盖舜为陶，胶鬲举于鱼盐，懋迁有无固非圣贤所讳，以子贡货殖为无其事，此宋儒之说，非夫子之旨，故不得以班氏为非也。此中可知越缦先生提供为学之余，亦主张不害事功，较宋儒思想更有切合实际之处。
其三，有论史事者。
卷四郦滕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为里监门然吏县中贤豪不敢役”条。师古曰：吏及贤豪不敢使役食其。慈铭案：《史记》作里监门吏，是也。里监门乃吏之贱者，故县中贤豪多役之。汉书传写误倒，颜注附会曲说，而宋人刘辰翁乃谓县吏不敢役何足道？县吏中之贤豪者不敢役一监门，意象可想，转一字大别，所解更谬而不通，宋人评论可笑往往如是。王氏念孙说与予同。后世评郦生，略显夸张，多有小说家言之意，越缦先生于此稍涉疑意。
卷五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陵字少卿”条。慈铭案：《史记》书陵事甚略，又不知其后事，孟坚盖深惜少卿故叙其战功特详，又撮举子长救陵语，以见陵降之非由得已了。越缦先生亦对李氏持深切之同情，与子长略同。
卷六宣元六王传第五十“赞曰”条。慈铭案：后书章帝八王传论云：章帝长者，事从敦厚，继祀汉室咸其苗裔，然考章帝八子一和帝传一至殤帝而绝，为帝之孙一，清河孝王传子安帝、孙顺帝、曾孙冲帝三世而绝，为帝之元孙一，千椉贞王传三世至曾孙质帝嗣统而绝，为帝之元孙一，河间孝王传二世至孙桓帝嗣统而绝，为帝之曾孙，孝王又传三世至曾孙灵帝、元孙献帝而国亡，为帝之元孙之子虽较元帝为永，要皆不足以称长世，然为章帝长者之报则亦已矣，元帝虽暗弱，然于西汉诸帝中最为长厚，故以此报之其绝，则皆天也。越缦先生考述东汉帝系甚详，然陷于天意，则未必为良史之法。
三 李慈铭对汉史的考证与钩稽
清人的史学研究，工于考据，考据又重在音韵训诂，然于史事，其钩稽之功，亦不可没。杨树达先生说：“往者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元郑渔仲章实斋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张天如王船山之流是也。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洪筠轩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王西庄之所为是也。批评史籍，其途差狭，自刘郑章外，殆不数见。自宋至清初，则批评史实最大盛之时期也。”［1］观乎《汉书札记》，越缦先生考证史实之功，在制度、地理、史事三方面，其考述甚众，下择二三条为例，说明先生考史之功。
（一）对汉代制度的发覆
越缦先生考据汉史，于汉代制度发覆较多，大凡涉及官制、历法、祭制、丧制诸方面。
卷一武帝纪第六“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条。师古谓以建寅之月为正也，未正历之前谓建亥之月为正，今此言以正月为岁首者，史追正其月名。慈铭案：此古今一大关键也。孔子所谓行夏之时者，至此始验，遂行之万世矣。小颜此注极明。前此每年之首所云科十月者，皆当作冬正月，其下即以二三为次，数至十二月，今仍以十月起者，盖武帝正朔之后，必下诏书追改以前国史所纪月日，故得尽正之也。越缦先生以为，汉武之世，历法改易，以建寅之月为正，武帝前所记史均加以改正，治史不得不细察。
卷二郊礼志第五上“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条。慈铭案：水德之时，当依《封禅书》作之始，此汉以秦为闰位不足称水德，至汉方为水德之始也。汉初，继秦水德之后，行土德，至是改为水德，以示继周之正统，此亦汉代中期政治思想一变局。
卷一元帝纪第九“初元五年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条。慈铭案：博士弟子毋置员者，谓不必以员限之，令学者皆得廪食也，至下永光三年，以用度不足，复博士弟子员，则复设员额矣。汉武置博士，设弟子员，均有员额，至元帝，崇儒学，不置员额，足可重视。另“永光元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郞从官”条。慈铭案：此即举光禄四行之始。此又儒学参与建构汉代政治一例证，汉代政治制度沿革受儒学影响可见。
卷二食货四下“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到乐卿”条。师古曰：五大夫，旧二十等爵之第九级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选以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则先除为吏比于五大夫也。乐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买爵唯得至第八也。慈铭案：官首者，武功爵之第五级也，此谓爵至官首者得试补吏先除，上疑当有秉铎二字，武功之第六级盖买至秉铎者得先除为吏也。《史记索隐》亦读先除为句，谓官首位稍高，故得试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者千夫武功之第七级，得比于旧爵之五大夫也。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者谓民之有罪者买爵皆减二等，如每级十七万，其出至五十一万者，当得第三级之良士，因有罪故授第一级之造士，由此递上而差，其当得第十一级之军卫者授第八级之乐卿，而执戎以上有罪者不得与故云爵得到乐卿也，师古注皆误，下云民多买复及千夫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足见民之复徭役者优于为吏矣。秦以至汉，爵制因革多变，而史又缺载者多，此处于爵级梳理甚详，并得出免役除吏之级及复徭役优于为吏，足可珍贵。
卷四张陈周王传第十“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太尉”条。慈铭案：上已云勃为太尉矣，此云置太尉官者，盖高帝时行军所置之太尉及左丞相右丞相相国等皆非真官，特假其号以尊宠之，非治其职者也。至此始真为太尉耳。此研究汉代政治制度者不可不详察，习惯称谓与制度设置均有差距。
卷二郊礼志第五“礼凡六祠皆大祝领之”条。慈铭案：三一即上所谓古天子三年一祠之三一，其中有太一者，非云阳所立之太一也，赤星者《史记索隐》谓即上灵星祠是也。五床宽舒，《史记》孝武纪封禅书皆无床字，五床疑当作五帝宽舒之祠，即上令宽舒所具之五帝坛也。去宽舒者，以别于雍之五帝畤，犹云亳忌太一也。盖三一虽祠于薄忌，太一去上而别领于祠官，故别数之。《索隐》解武纪五宽舒，谓并上薄忌太一至赤星数之为五，固误。解《封禅书》谓指宽舒所立之后土五坛不知下文，明言汾阴后土三年新祀，非太祝所领也。至五床祠，宣帝时始立。下凡两言之，甚明。此言武帝时安得有五床乎？另“天地用牲一燔尞瘞薶用牲一”条。慈铭案：此谓天地合用牲一，又燔尞瘞埋，分用牲一，以牲之左体燔尞于郊，以牲之右体瘞于北郊也。此考汉代祭祀甚祥，钩稽史实，于后学多有益焉。
（二）对地理的考释
越缦先生读《汉书》，于地理方面亦多考释，备说《汉书》有关诸志所记地名的考证、沿革以及方位订正、上下隶属，甚或水名变化及河道变迁。
卷二食货志第四下“沾大黾谷清漳水所出东北至邑成入大河”条。王氏鸣盛曰：邑成当作昌成，后汉改阜成，故郑注《禹贡》作阜成，《诗·邶风鄘卫谱正义》引此志作阜成者，非。慈铭案：本志超勃海郡有阜成县。王氏谓后汉改者，据续志安平国下云阜成故昌城耳。指出清漳水于阜成入河，并述阜成及昌成的源流，使后学一目了然。
卷三地理志第八上“九江郡合肥”条。应劭曰：夏水出父城东南，至此与淮合，故曰合肥。慈铭案：与淮合肥字当作肥水。《水经注》引应劭曰：夏水出城父东南，至此与肥合，故曰合肥。阚駰亦言，出沛国城父东，至此合为肥，按川流派别无沿注之理，应阚二说非实证也。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非谓夏水自城父东迳合肥县也。订正合肥为名之由。
又，“济阴郡乘氏泗水东南至睢陵入淮”条。慈铭案：《水经》荷水分济于定陶东北，东南迳乘氏故城南，《地理志》、《郡国志》并云乘氏县有泗水，此乃菏泽也。《尚书》有导菏泽之说，自陶邱北东到于渮无泗水之文，胡氏渭曰：泗水不经是县，此乃菏济也。《志》以其下流合泗，而于乘氏即谓之泗，是犹以泗之下流合菏，而于卞县即谓之菏也。订正了菏水、泗水在不同地段的不同名称，前人混为一谈，令后人莫衷一是，至此方得得明晰。
又，“束州”条。汪氏远孙曰：束州，《水经·易水篇》及《巨马水篇》注俱作泉州。慈铭案：泉州自属渔阳郡，泉束字形近，故俗本《水经》于易水及巨马水注皆伪。泉作事，戴东原始校注正之，乃指渔阳之泉州非指此也。自当作束，隋于此置束城县即本束州为名。订正传本《水经注》之讹，并考隋时设置以佐证。
又，“会稽郡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四年属江都属扬州”条。《刊误》刘氏敞曰：景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鄣郡而不得吴，然则会稽不得云江都。全氏祖望曰：秦置，以下当云：楚汉之际属楚国，分置吴郡。高帝五年属汉，六年属荆国，二十年属吴国。景帝四年复故。武帝时省吴郡，属扬州。慈铭案：汉初诸侯王各有属郡，其太守皆属诸王国，擅其贡赋而郡未尝废，故本书外戚传文帝母薄太后父死，山阴因葬焉。文帝尊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園邑三百家，奉守寝庙。《越绝书》云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障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阴，前十六年，太守治吴郡，都尉治钱唐。文帝之世，会稽正属吴王濞，而太守都尉仍置不改，是为郡如故矣。全氏云景帝四年复故，盖谓复属汉耳。《三国志》注引朱育云：景帝四年濞反诛乃复为郡，治于吴。盖亦误也。金氏榜以武帝建元中严助朱买臣相继为会稽太守，正当江都王时，谓此志景帝四年属江都七字为衍文，亦由未知属王国者郡本不废耳。关于会稽郡之初设及归属，参引前贤各种研究，然越缦先生似亦无所赞议，故开陈诸端，以备资料，使读者自判。
又，“上虞柯水东入海”条。慈铭案：余暨萧山云潘水所出，东入海，上虞下云：柯水东入海。《水经注》以萧山之潘水即浦阳江之别名，上虞之柯水即上虞江。全氏祖望用其说，谓潘水即钱清江，柯水即曹娥江。吴氏卓信、汪氏士铎皆因之。案：柯水盖即上虞江也，道元未到东南，亦必确稽其地，知尔时永兴上虞实已无此两水，故指两江以为疑辞，浦阳江宋以后谓之钱清江，今俗谓之西小江也。上虞江宋以后谓之曹娥江，今俗谓之东小江也。然二江皆源出乌伤山中，由诸暨至萧山之义桥，并汇钱唐江水，而其流始大，曹娥江亦即所分之东流，汉以后皆谓之浦阳江，非两水也。萧山即在今萧山县治城内，安得谓浦阳江出此乎、使班氏果以潘水当浦阳江，则何不系之于乌伤诸暨下乎？盖古水多湮不可考矣。征引诸说，考证上虞江、柯水名称变迁，辨证上虞江即柯水，宋以后谓曹娥江，即清末之东小江，浦阳江即清末之西小江，二流并流入钱塘江。汉代，二流同名，即浦阳江。
又，“巴郡朐忍”条。慈铭按：吴氏卓信以为朐忍忍字当作月旬月忍，音蠢闰，即曲蟺虫，不在此本以朐忍山得名，本志续志晋志皆作忍，说文亦作朐忍。自阚骃《十三州志》误音朐为春，又云《地理志》下湿多朐忍虫，因以名县，于是后人遂有蠢润闰蠢等音，改其字为月旬月忍，而《说文新附》及《广韻》、《集韻》等书皆有此两字矣。然即谓是曲蟺则正朐忍两字之音转古所云丘蚓，丘音如区，而朐音劬，与区叠韻，兼双声也。以音正地名，纠前世之讹。
卷三地理志第八下“武都郡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条。全氏祖望曰：《志》于东汉水，不正其大川之名，而反以沮水当荆州川，不知沮水即东汉之支流耳。钱氏坫曰：沮水乃东汉水之别源，东狼谷在今略阳县东北云真周到地沙羡，入江者即汉水耳。《郡国志》云：沔水出东狼谷，不言沮水，是沮汉互称之证。慈铭案：汉水不当有沮水之名，沮水出汉中房陵即今湖北郧阳府房县，是别为一水甚明，沮，《左传》作睢，故楚昭王曰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续汉书·郡国志》武都沮县下云：沔水出东狼谷，可知班志沮县下沮水字乃沔水之误，此是县名沮，非水名沮，传写者因涉上文沮字而误耳，到阚骃《十三州记》，遂因此误文附会其说云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郦道元注水经，从而实之，云沔水一名沮水，不知班氏于陇氐道下明云养水，至武都为汉武都下又云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皆未尝言为沮也。《汉书》传写之讹，引诸家学者解释纷纭，至越缦先生始正其源。先前诸家之论，亦为先生提供佐证耳。
卷五贾谊传第十八“胡马进窥于邯郸越水长沙还舟青阳”句。全氏祖望曰：《刊误》刘促冯以青阳为吴地，非也。青阳即长沙。始皇所云荆王请献青阳以西是也。慈铭案：越水八字，诸家多作两句读，然语不可解，疑本当作越水长沿还于青阳，与上胡马一例，谓三越之水长，回还于青阳，言将为越所侵也。故下云胡亦益进越亦益深，沿还即沿洄也。还读曰旋，因隶书沿作氵公，与沙相似，遂误为沙，既误以长沙，连读作地名乃改于为舟矣。越缦先生以“沿”代“沙”，千古之疑案焕然冰释，至此获得能释。
(三) 对史事的考证
越缦先生读《汉书》，随手札记，考证史实，蠡述史事本末，今人读之，多有可采信者。以其学风之正，考据之严，可以据以为史料；然而，亦有所臆断者在焉，略条陈以下，逐条以评论之。
卷四楚元王第六“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条。慈铭案：元帝特下韦元成、贡禹杂考者，以二人皆为儒学，冀其以同类宽更生也，而二人所奏如是则元成与禹之为人可知矣。洪氏迈曰如韦贡所劾以汉法论之，更生死有余罪，幸元帝不杀之耳。史称元帝柔弱，且于萧望之案观之，此为刘向开脱，诚可讶也。
卷四张陈周王传第十“上怪问曰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其姓名”条。慈铭案：《史记》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班氏去之不知何意。其以四人为在真伪之间，名姓未据耶？疑《史记》亦本无此四人名，后人取他书妄附入之，观上文不能致者四人下颜注：四人之名不出《史记》，且此下《王贡两龚传》序云：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颜注：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是知小颜所见《史记·留侯世家》本无此称号也。且东园公等亦非姓名克是《史记》为后人附益之证。后人多以为刘盈断位为“四皓”之力，且将“四皓”作为汉初黄老政治的佐证，以是观之，竟为无根之谈。
卷五李广苏建传第十二四“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条。师古曰：之，往也。莫府，卫青行军府。慈铭案：封书与广之幕府者，谓广自所立之幕府也，上云广行军幕府省文书，则将军之出各有幕府明矣。卫青以广不肯行，故令长史封书与其莫府之吏下长史急责广之莫府上簿，亦谓责广莫府之吏上簿也，广以九卿为前将军，不应自对簿，故下云吾今自上簿也。其下至莫府谓其麾下乃至大将军之莫府矣，观广云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则责广之莫府上簿者为责其军吏诸校尉明矣。颜注皆非也。大将自设幕府，李广羞于对薄自家幕府，以故自杀。与常人以为其气节相关颇不同。
卷六武五子传第三十三“春戾太子生”条。《刊误》刘奉世曰：按武帝纪建元六年长星见，更元元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始生，赞殊为乖误。梁氏玉绳曰其春盖其时之误。建元六年至元朔元年，想去几八载，而朔方郡开于元朔二年，又在戾太子生后。慈铭案：此等大事班氏不宜错误，读者不得其解耳。此赞盖谓自建元六年长星见，遂有征胡之事，至置朔方之年，而其春，戾太子生，史家省文连属言之耳，考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以孟春为岁首，其前皆建亥以冬十月为岁首，建朔方郡在元朔二年春二月，以后戾太子兽生于是年岁首至太初用夏正以后，以前时月皆追正之故，以戾太子为元朔元年生，班氏志志其实，遂以为其春生矣，盖无朔二年之三四月间夏正之十二月间也。汉武改历法，越缦先生前已谈及，以此正太子生年，正得其法。
卷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下有司案验贺究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条。慈铭案：表贺以太初二年闰正月拜相至征和二年四月下狱死，计在相位十三年，当武帝世为最久，盖以旧故思也。又案贺之下狱纪作正月，而表作四月壬申，又云五月丁巳，刘屈氂为左丞相，纪表年月互异，据下屈氂传有云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故丞相贺则当是表误也。又“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条。慈铭案此武帝有意欲复惠帝高后时之旧，而本纪及表叙俱未表。越缦先生以公孙贺为相最久，是以武帝有故旧之思，然观武帝之性情及做事之法，则恐未也。至于公孙贺下狱之纪月，先生以纪传证表之误，可谓深得史法，另，其述武帝欲复惠帝高后之旧，其故亦未知。
卷七儒林传第五十八“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条。师古曰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颖顾得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慈铭案：卫宏所云不能正言及错以意属读者，盖指其章句非本无书也，读此足证隋志谓伏生口授晁错之误。晁错是否得授伏生，此为关涉到汉代经学甚或中国学术史的一大关键，若晁氏果真以己意改《尚书》，则今文纪经典更有商確之处。越缦先生以此否认此节，以为隋志之误，盖为《尚书》为隐乎？
又，“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条。师古曰马肝有毒，食之喜杀人，幸得无食，言汤武为杀，是背经义，故以为喻也。慈铭案，言学犹论学也，与食肉对（自注：食肉者不必以食马肝为知味，犹学古者不必以言汤武为知学，遇谓不知学也），言此事非所宜言可不论，此注与文义背，大谬。此句自古殊难理解，至越缦先生一解，则大通透。
卷七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条。慈铭案：《西京杂记》云，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京师画工，于是稀差。慈铭案王昭君毛延寿事后世盛传，而班氏不载，延寿事范书南匈奴传云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乃请掖廷令求行临时大会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悚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其事亦可，互证班氏亦云单于欢喜则其美固已众著当时，西京杂记为小颜所不取，然如此段必非后人所能伪造也。此条似小说家言，故为正史所不载，而《西京杂记》引之，并言之凿凿，大致为东晋南朝放诞之言，而越缦先生信以为真，不知其确证有实据否。
综上所述，李慈铭校读《汉书》，校勘、训诂、考据及推原史意，既有对《汉书》本身的研究，也有对汉史的考察，不仅校正了《汉书》撰述及传写之讹，也对西汉一代的制度、地理沿革、史实、名物等进行详审的考证和钩稽，同时还对《汉书》诸注家的成果也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中有灿然可观者。该书是汉史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对治汉史者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在清代学术史上也应具有重要地位。
（夏增民，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
* 本文所引《汉书札记》诸条，均见于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聚为《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影印出版，以下引文不再详注，特以楷体标示。
[1] 王式通：《越缦堂读史札记》序，见《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 高步瀛：《越缦堂读史札记》序，见《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 杨树达：《越缦堂读史札记》序，见《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 王重民：《汉书札记》跋，见《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5] 杨树达：《越缦堂读史札记》序，见《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 王重民：《汉书札记》跋，见《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1］杨树达：《越缦堂读史札记》序，见《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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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李慈铭-李慈铭《汉书札记》研究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