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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简评安作璋等著《汉武帝大传》
安作璋、刘德增新著《汉武帝大传》，由中华书局2005年7月出版。正如封底简介文字所说，这是“汉武帝刘彻的最新传记”。
汉武帝享年70岁，在位56年。汉武帝时代的学术进步、经济发育、政治建构等，都有创造性的成就。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辉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为东方的骄傲。汉武帝时代的国家形态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应劭《风俗通义·皇霸》赞美汉武帝“制度文章，冠于百王”。曹植《汉武帝赞》也有“文武是攘”，“功越百王”的评价。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写道，“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者极多。”因此汉武帝“古今称雄主”。他说，汉高祖不过“为汉一朝之皇帝”，而汉武帝则“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对于汉武帝的历史评价和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总结，已经多有论著问世。近50年来出版的人们熟知的汉武帝传，就有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金惠《创造历史的汉武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林剑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罗义俊《汉武帝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杨生民《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不过，就对汉武帝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汉武帝时代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而言，要进行全面的历史观察和深刻的历史分析，尚有宽阔的学术空间。对于汉武帝的评价，自西汉以来已经有颇多的争议。准确地评价汉武帝的政治作为、文化性格和历史影响，是有一定学术难度，又富于学术意义和学术兴味的课题。安作璋等著《汉武帝大传》的推出，使相关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汉武帝大传》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在全面回顾汉武帝生平事业的同时，用白描的笔调，真切地写绘出了这位古代政治家的文化肖像。作者告诉我们，汉武帝是一位雄健的帝王，也是一位迷信的帝王；是一位残厉的帝王，也是一位多情的帝王。作者注重对历史细节的描述，如西汉宫廷的“斗兽”、“俳优”、“游艺”等具体的生活形式，并不因其似与大政无关而置于学术视野之外。事实上，正是通过类似的诸多生活场景的历史记忆，我们可以据以恢复和整理许多重要的文化信息。比如通过李禹刺虎的故事，可以看到汉武帝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倾向，而当时社会尚武好勇的风习，也有所透露。至于汉武帝上林行猎与远征匈奴的军事行动的关系，歌舞私好与乐府采诗等文化建设的关系，也通过事实有所说明。而汉武帝的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风尚的文化现象。他晚年常自叹：“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对“向时愚惑”的觉醒，也显现出汉武帝个人性格的倾向。
汉武帝政治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善于用人。班固说，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儿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了当时许多身分低下者受到识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灿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 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士，“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胜纪。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总结，是符合当时人才队伍最为雄壮的历史事实的。当时不仅有卫青、霍去病、李广这样杰出的军事人才，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张骞、司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贡献，也使得他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声名响亮。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练的“群士”“异人”能够焕发精神，多所创建，这一历史时期于是“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对于当时人才辈出的形势，《汉武帝大传》的作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有些个案研究，如对“李广何以难封”的讨论，是有值得肯定的学术深度的。论者引录了《汉武故事》中记录的颜驷事迹：汉武帝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郎”。汉武帝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回答说：“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以文帝时为郎。”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郎”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何其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安作璋、刘德增先生说，“这个故事的真伪已难以分辨，但武帝喜欢任用年轻有为之人，却是事实，像卫青、霍去病、终军、桑弘羊等人，都很年轻。”原因之一，是“内兴功利、外事‘四夷’亟需勇于开拓进取的年轻有为之人来担当。”（234至235页）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在“巫蛊之祸”政治悲剧发生之后，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武帝又正式颁布了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部分朝臣主张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最要紧的应当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分析汉武帝挽回危局的措施时，曾经写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所谓“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不仅反映出西汉政治体制的进步，与秦王朝僵冷而毫无弹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的重大政治缺误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修补，同时也反映出汉武帝个人的性格特征。《汉武帝大传》专列一章“晚年的转变”分析了相关历史事实，对于汉武帝对政策的扭转，称之为“是武帝一朝也是西汉一代的历史的转折”（408页）。指出正是因为实现了这样的“转折”，“残破的经济又得以恢复”，“从而出现‘昭宣中兴’的局面。”（435页）对于晚年汉武帝由“狂悖”转而清醒开明对历史进程的意义，《汉武帝大传》的分析是比较到位的。
《汉武帝大传》对于汉武帝时代许多历史事实的考论，都是精当的。如说均输法实行首先使得“政府控制了运输”（343页）及辩司马迁“谤书”事（436至441页）等，都值得学界重视。不过，论述中也有个别并不十分准确的地方。如说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466页）。容易使人误解为这是董仲舒的话。其实，这里不讨论西汉实际政策是否令儒学“独尊”，仅就字面而言，从现有资料看，“独尊儒术”既不是董仲舒的话，也不是汉武帝的话，其说出现较晚。不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已通行于许多论著中。《汉武帝大传》取“约定俗成”之说，也只是白璧微瑕。
金惠《创造历史的汉武帝》并有劳榦序和许倬云序。劳序称金著“可以表精忱，贻后世”，许序也肯定该书作者“对历史的感受”“特别强烈，发为文字，也就格外的亲切”。其实，在这些方面，《汉武帝大传》更可以承当这样的赞誉。《汉武帝传》封底文字说，此书是“汉武帝刘彻的最新传记”，也是“著名史学家的权威成果”。这样的评价，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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