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寓意于脚注——评《脚注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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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寓意于脚注——评《脚注趣史》


文学-寓意于脚注——评《脚注趣史》
文学-寓意于脚注——评《脚注趣史》
《脚注趣史》,[美]安东尼·格拉夫敦著,张弢、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48.00元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4月16日 作者:赖国栋
随着新文化史的流行,史学家近十几年来逐渐将关注点转向了热奈特所说的“副文本”(paratext),也就是与正文文本相关的附带信息,其中包括标题、副标题、序言、题记、致谢语、宣传广告,构成了“一个过渡与交流的区域”。脚注作为一种“副文本”,同样得到了某些学者的关注,例如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1941年)中谈到“历史的考证”时就指出,“有关脚注的大论争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因为实证主义的兴起,它在19世纪尤其有市场。布洛赫对脚注的认识是在反思历史写作之后得出的,侧重于说明脚注标明资料来源这一点,饱含对实证主义史家的敬重。
同样作为欧洲近代早期的研究者,格拉夫敦的《脚注趣史》(以下简称《脚注》)用幽默的笔调系统地考察了脚注作为现代历史学术基础的演变过程,甚至不乏对当代史学思潮和实践的反思。
《脚注》考察了史学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不同结构,叙述了历史学家处理资料的诸多方法。对于现代史学工作者来说,脚注成为了这个行当里的家法,是学科规范的重要标识。17世纪,脚注成为了戏仿的对象。18世纪,它是对正文的反讽,或者表明资料来源的真实性。皮埃尔·培尔以历史学家和评注者两种身份写作,以评注的模式“增强了他考证错误的力量”,运用这种模式当然也蕴含了躲避审查的动机,展现了“寓意于物”的志趣。当时的反面例子是像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歇尔那样,大量使用脚注却不对资料加以批判性检查,更加相信古代人的证据,“隔着一层文字证言观看视觉证据”。19世纪,叙事和注释之间的张力达到高峰。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兰克的“一手资料”观念及其对档案的重视,显示出兰克在使用脚注上的不情愿。作者的结论之一在于叙事史学与分析史学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但首创之功劳并非归于兰克,而应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中去寻找,且将脚注标准化的时间定在1740年左右。
近代西方学术史的写法有许多种,例如按时间顺序编排,或按国别分述,或以革命为专题形式来统串。《脚注》独辟蹊径,分析了评注、引证、旁批、补遗等在近代的发展,认为它们勾勒了现代脚注的基本轮廓,开启了一种新的学术史写作。《脚注》甚至引导了泽比(ChuckZerby)撰写《魔鬼的细节》(TheDevil’sDetails,2002),后者将考察的范畴延伸到了文学领域,但没有像《脚注》那样展示出“博学而古怪”的方面。
罗兰·巴特有多篇文章谈到历史写作的“现实效果”,认为19、20世纪的史学使用了脚注,为真实性奠定了必要前提,因而更有利于达到这种“效果”。当代法国史家普罗斯特在《历史学十二讲》中同样将参考注释与权威性结合起来,认为脚注有些二律背反的意味:它既确证文本所说的,因而免于论证权威,“又是科学性以及作者将知识展现出来的显眼标志”,像是在论证权威。《脚注》的结论与巴特、普罗斯特的看法相反,认为除了陈述可识别的史料,“脚注自身什么都不能保证”。这样,格拉夫敦又像是在和柯林武德对话:《历史的观念》就否认可以将脚注、索引等看做是科学史学中的证据。
有些批评者认为,格拉夫敦没有回答脚注对学院之外的读者的影响。这种批评有失偏颇。《脚注》在多个层面上回应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就是试图帮助读者在感受过去的同时又理解“现在”。作者对兰克的认识发生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流行的年代,回应了将历史著作看做是文学产品的看法,认为不应将作为艺术的历史和作为科学的历史区分开来;历史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脚注是这种混合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格拉夫敦在谈到历史修辞时就认为,历史学不仅仅要像微观史家那样讲故事,而且要进行博学的研究,“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以两种相异的节奏”讲述故事。其次,作者以兰克强调的目击证人为例,侧面回答了如何重审大屠杀时期见证者的证词这一问题: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写作者也并非绝对可靠。可以看出,如果说《历史学家的技艺》反映了布洛赫试图挑战传统史学的实在论,倡导理解历史,那么《脚注》就是新时代里对客观性问题的回答:目击者的报告都是“试图说服读者相信某种个人理论”,“旁征博引并不带来严格的客观性”。脚注还教导我们“影响的焦虑”(哈罗德·布鲁姆语)何以可能:历史学家的文本是“现代学者、他们的先辈以及他们的研究对象一起参与对话”的结果,而非个人独白。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脚注反映了“这个行当的意识形态以及技术实践”。倘若将作者(author)定义为介入社会,那么史学工作者就不应该止于成为时代的脚注,而应该积极地回应时代,揭露、改变社会。
哲学家将脚注视为一种世俗的迷信,格拉夫敦举了黑格尔反对脚注的例子为之论争。实际上,《脚注》中提到的詹姆士一世还处理了一场圣经翻译是否需要脚注的争论,最终以否定的答案告终。1603年的新版圣经译本就没有旁注,只有少许用十字架符号标示的注释,用以参考与文本类似的段落。而且,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注释中使用星号。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也反对脚注,例如米什莱。米什莱在写《法国革命史》时就不注明他参考的文献,认为这种注释会打断叙事的节奏,影响叙事的效果:“大革命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灵魂深处:之外,她没有别的纪念碑。”他认为自己所写的《法国革命史》比先前的其他版本更清晰。米什莱的做法与同样写革命的托洛茨基区别开来:《俄国革命史》(1930年)使用了大量脚注。这些例子提示我们,考虑否定脚注的那些意见将别有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脚注》尤其关注兰克。格拉夫敦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跟随莫米利亚诺在伦敦瓦尔堡研究所学习时的情景仍然“为之动容”,他的老师教他们读“中国年代记到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再到当代历史理论”,兰克是其中的重要章节。莫米氏在1981年谈到海登·怀特《元史学》时就认为,史学实践者和史学理论家对待兰克分属两种态度,怀特将兰克看成是修辞学家有很大的误导性,低估了兰克寻求“新颖且可靠证据”的重要性。格拉夫敦在了解、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就兰克问题有着与他的老师不同的着力点,认为兰克的研究“不是对史学的发展史作全面而详实的描述”,很好地诠释了“影响的焦虑”。
回到《脚注》的“副文本”上来。按照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的理论,文化生产场域中,每个作者、每种生产和产品形式都对应了一个地点,因此选择作品的出版地点非常重要。《脚注》在“其生产完全面向知识分子”的法国瑟伊出版社出版,保证了它“获得学术的成功”。其次,法文版的标题是《博学的悲剧起源:脚注的历史》,与英文版标题Footnote:ACuriousHistory有异。古希腊歌队(chorus)与悲剧的紧张关系一如正文与脚注的关联:悲剧从歌队中产生,歌队赋予悲剧内容,“内容和形式相互匹配”。且英文中的curious一词也不止于展现历史的“趣味”或娱乐功能,它更多地与权威、权力等相连,且有“异化”的涵义。再次,作者提到《脚注:从德图到兰克》“原文的稿本”是本书的基础。读者细心对比之后可以发现,除了论证结构不一致外,原文的结论是认为脚注是集体推动和个人努力的结果,以给历史写作提供明显的批评方式,与《脚注》的结论区别开来。最后是“脚注”。作者的注释囊括了丰富的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甚至还涉及中文文献,值得我们为之做脚注。例如,作者只提没有脚注的《弗雷德里希二世》,而不提坎托罗维奇充满脚注的另外一部名著《国王的两个身体》。《脚注》还较多地提到了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脚注。有意思的是,吉本著作的初版一如中文版《脚注》,用的也是尾注。吉本在大卫·休谟等人的鼓动下,才在第五卷中将注释移到页面底端,休谟则在1758年为自己之前出版的《英国史》没有旁注出参考文献这些“副文本”而表示抱歉。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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