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鲁涛：李达对史学理论的探索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历史学-鲁涛：李达对史学理论的探索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鲁涛：李达对史学理论的探索

【内容提要】李达虽未提出系统的史学理论，但他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史学理论，并散见其论文、专著、报告和言谈中。李达积极探讨了一系列有关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如历史学研究对象、定义、特性与内涵，历史学研究的任务，历史学的地位，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方法、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等，揭示了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从历史学的概念、范畴、性质、定位、基础等方面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
【关 键 词】李达/史学理论/历史学/探索
李达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宣传家、教育家和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多方面的学者，在法学、经济学、货币学、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中也有很高的造诣。然而，在他的哲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理论研究的巨大成就的掩荫下，他在史学领域的辛勤探索和重大贡献，长期以来却一直隐而不彰。
其实，李达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之一。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分期、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等诸多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并由此直接促成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形成，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新命题。特别是他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世界史，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所撰写的《社会进化史》被称为“我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1]值得注意的是，“李达治史，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他立足于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其研究路径是由经济史而社会史”，[2](P213)“李达的(这种)治史思路，直接影响了吕振羽、吴泽等人，从而形成了我国史学界一个注重经济史、社会史的有特色的学派。”[2](P215)
李达的史学理论是李达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的论述，即狭义的史学理论。李达并未提出系统的史学理论，也无相关的史学理论专著。但是，他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史学理论，并散见其论文、专著、报告和言谈中。李达积极探讨了一系列有关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如历史学研究对象、定义、特性与内涵，历史学研究的任务，历史学的地位，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方法、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等，揭示了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从历史学的概念、范畴、性质、定位、基础等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
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定义、特性与内涵
近代以来，历史学是否是科学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李达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其自己的规律的，因而社会历史的研究，已成为一种科学。”[3](P18)那么，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与特征是什么呢？
李达首先对一般科学的研究对象有深入的阐述。他认为规定各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各门科学的区别所在，是相当重要的。他说：“一种科学，是与别种科学有区别的。各种科学所以相互区别，由于它们的研究客体即对象各不相同。各种科学，都各自研究一定种类的对象，研究现实世界的特定一方面。所以科学的对象的规定，在开始研究那种科学时，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因为，第一我们如不把所要研究的科学的对象加以规定，就不能确定这一科学与别种科学的差别，当进行研究之时，就会不知不觉侵入别种科学研究的领域，陷入于反科学的混乱。”[4](P3-4)而“任何一种科学的对象，都和其他各种科学的对象不同。各种科学对象所以互不相同，是由于各个对象中各具有其特殊的矛盾。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所以，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所研究的基本矛盾，是攻击和防御的矛盾。至于哲学，则是唯心论与唯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斗争的领域。现代的唯心论哲学和形而上学观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向各种流派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进行斗争。这一切，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的研究对象。”[3](I225)
根据上述原则，历史学具有独特的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对象、特性和任务，有自己专门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李达是怎样规定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呢？他首先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大工业的出现，阶级与阶级斗争(最初是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其后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于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3](P51)在这里，李达侧面地说明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现象”。基于前面李达所谓的各门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社会现象”并不能完全规定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过，我们可以从李达对历史学的定义中进一步确定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他说：“历史学依年代之顺序，研究过去社会之事实，为记述的科学”。[5](P9)显然，李达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过去社会之事实”，也就是过去的“社会现象”。
应该说，李达对历史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的确定和阐述，准确地抓住了历史学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第一，历史的发展既非命定也非任意，而是受着社会规律支配的，而作为研究历史的历史学无疑也是一门寻找规律的科学，故历史学完全是一门科学；第二，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社会之事实”，这就表明历史学注重过去，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问。正像李大钊所说：历史学是研究“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6](P407)换句话说，历史学不是以物质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而是一门旨在探讨过去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第三，廓清历史学与历史记录的关系。历史学是一门记述的科学，这就是表明历史学是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历史记录绝非是历史学，历史记录只是“记”，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而历史学还有“述”的程序，这一程序是对历史记录的升华。而这种“述”就是诠释与分析，就是要对历史事实研究而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说：历史的主旨在于“陈述过去发生的事”。[7]兰克的话表明历史学须臾脱离不了诠释——追述。第四，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李达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主要是叙述帝王将相兴衰的历史，他说：中国古代“在历史学的领域中，有不少史学方法论和史论的著作，但大部分是说明如何叙述帝王卿相等封建阶级剥削与统治的事实。在这一类的知识中，虽然也有过一些积极的东西，但也只是对于社会历史的片面了解。这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民的眼界。”[3](P50)李达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确定为“过去社会之事实”、过去的“社会现象”，在内容上大大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将历史学研究的空间拓展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过去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构成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李达的这一提法无疑与由“君史”转向“民史”的“新史学”遥相呼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达还对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两者本质属性进行了辨析，显示出李达力求让史学理论研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从而让它具有相当强的科学性和学术性。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受到“左”的影响和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导致以唯物史观代替史学理论，严重束缚了史学理论的全面发展，并对历史研究产生不利的影响。李达主张将“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和其他各种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等取得密切联系，互相配合，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更趋于丰富和发展”。[3](P550)也就是说，在李达看来，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的学科属性不同，前者属于哲学范畴，后者属于历史学范畴。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是客观的、抽象的，只能为史学研究提供科学的指导。而这种指导作用只能通过史学理论转化为运用于史学研究各领域的具体方法、手段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精髓，但不是全部，它不能代替历史科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最终，唯物史观只有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本身的理论。
二、历史学研究的任务
李达在《社会进化史》中说道：“由上述种种科学所得到的材料之总体，使我们能推定劳动工具的发达及其变迁中的一定顺序、生活手段获得方法的变化中的一定顺序，以及(以此为基础)原始人社会生活的发展的一定顺序。”他进而认为：“设定人类社会发展之顺次的阶段，阐明其发展的原因，这是历史科学的任务。”[8(P5)李达在这里赋予了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设定人类社会发展之顺次的阶段，阐明其发展的原因。”李达之前在《现代社会学》中也早已申明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欲解释历史事实之因果关系”。[5](9)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收集材料，厘清事实。为此，李达在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时，用“种种科学所得的材料”即考据的方法来确定原始人使用劳动工具的事实，用实证的手段来还原原始社会的历史。但原始社会的历史就是这些事实吗？就是这些材料吗？回答是否定的。历史不等于事实，尤其不等于材料。也就是说，“历史记载只有作为进入一个人、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的路标时才是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和实物当然都是那个已经消逝的心灵世界的象征与符号，但它们标志着什么或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一望便知的。更不是能用‘科学方法’可以归纳起来的。它们必须被作为密码和暗号加以破译，这就是解释学的任务。”[9](P246)正因为如此，把史料收集考辨等同于历史学，就是把手段等同于目的，把前提等同于派生物，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按照历史学的本质属性来分，历史学可分为两个层面：史实认知层面和史实阐释层面。前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史料收集、还原历史事实的客观实证阶段；后一层面就是李达所说的“解释历史事实之因果关系”，属于解释、理解的主观人文阶段，也就是李大钊所说的“解喻”阶段。李大钊说：“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6](P403)正是在此意义上，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全有待于解释给以活的生命。故此，李达所谓的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设定人类社会发展之顺次的阶段，阐明其发展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历史学的地位
作为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一直重视历史学的基础地位，亦注重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探讨各门科学。“在他的各类著述中几乎都有历史方面的论述，这既说明他注重从多种角度研究历史问题，也体现了他对历史研究的价值的重视。”[10]显然，李达对待历史学的态度不一般。他告诫他的学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说：“历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11]这是一句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着前瞻性眼光的科学论断。李达在这个论断中明确指明了历史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析：
第一，“历史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李达这里所谓的“历史”指的是历史学科，也即历史学。为何历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呢？我们知道，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社会，其研究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它与研究人类社会某种现象或某一方面的其他学科在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上必然有重叠的地方，也必然发生着某些联系。换句话说，就是“史学几乎跟任何其他学科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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