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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袁剑：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及其阐释路径：以拉策尔、寇松为例
摘要：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对中国近现代的对外决策与国家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继续影响着中国现有的知识范式。本文将以拉策尔和寇松的边疆话语和边疆概念出发，从个案分析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及其阐释路径，从而更好地揭示西方边疆话语的内在逻辑及其在近代的具体政治和军事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回顾与反思。
关键词：近代西方；边疆概念；拉策尔；寇松
一. 权力结构下的“边疆”知识
空间是一种人类与政治军事力量存在的场域。空间的表现形式往往会随着对象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则表现为领土、疆域等问题，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则蕴含着一种深层次的权力关系。
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力量的扩张，在西方中心论建构和确立的大背景下，西方的元地理学（Mategeography）叙事逐渐成为地理叙述的主流模式，并在大陆、民族国家以及区域划分等层面被固化为“常识”，而世界格局则往往被看成是“拼图游戏”，是服从于这种“常识”的一种有意识布局。在这种游戏当中，“那些毫无关联的部分被描述为完全具有可比拟性，而且为了对它们作出分析，可以将其抽离出原来的语境；世界秩序于是被描述为本质上是稳定的。由于以大陆的神话为基础，民族-国家的神话、世界区域的过度泛化以及其他的相关错误都采纳了一种基本上处于静态的全球地理观念。从而，制图被视为纯粹的技术活儿，一种简单的涂抹；而分界线或许就需要得到更精确的定位，世界（从这一视角看）地图仍然能够通过根据先在的计量单位，运用简单的线条就能绘制出来。”[2]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到现在，这种元地理学的大陆、国家与区域叙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与判断，并往往被我们当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分析框架与论证逻辑。
由于处在西方元地理学的总体语境当中，“边疆”知识也在这种更宏大的分类结构下被编织进大陆观念和民族国家体系当中，成为服务于大陆与民族国家结构的一种解释路径。在这种状态下，“边疆”知识所展现的是一种基于权利配置的中心与边陲间的内在结构性关系，而这种关系反过来又维系和支撑着既有的分层与分区结构。[3]对此，正如张世明先生所指出的，边疆话语本身在范式层面上就存在着巨大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具有偶然性和离散性，而“边疆”这一词汇本身所存在的约定俗成局面并不代表其意义的明晰与确定。“从纵向历时性而言，‘领土’这一概念并不具有较诸‘疆域’、‘版图’等概念因新旧而呈现的优越性，不具有强势的话语霸权地位；从横向共时性而言，中国学术界许多人惯常性地将‘领土’视为国际法上的法律术语而认为‘疆域’和‘版图’仅具日常用语的性质，这也属于析之甚晰而言之未谛”。[4]而在“边疆”与“疆界”本身的意义方面，杜赞奇曾这样评述：“正如巴利巴（1991）及其他人士所指出的那样，领土界线本身即可获得一种显赫的地位并为其公民带来强大的归属感，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就是这些领土性的认同也不能不建立在某种虽有争议但却是传承不来的对诸如‘中原’或亚利安国之类的故乡认同的叙述结构之上。”[5]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对“边疆”概念本身做出新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能够用具有比较性和反思性的视角进行梳理与分析。“研究‘边疆’、‘边界’的概念问题只有不断扩展我们头脑中的文化背景的边界线，尽可能突破‘地方性知识’的局限，具有一种‘地球村’的眼光，用吉尔兹例示的‘深度描写方法’切入情景化（contextualize）地表现聚合性的资料，理解他人的见解，叙说对象的言说（Saying Something of something）。因为‘边疆’和‘边界’的概念作为一种表述本质上乃牵连、编织、嵌陷于大量其他事物之中的”，[6]只有我们注意到边疆知识与边疆概念本身时刻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并进而在特定的时代和地缘背景下去认识和观察边疆概念，才能将边疆概念的意义与流变加以清晰探析与梳理。
二.近代西方“边疆”概念背后的国家-法系底色
在近代西方语境中，边疆（英文：frontier，德文：Grenzland）的性质与边界（英文：boundary，德文：Grenze）的性质有很多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边疆是基本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特征，是由逆反性（rebelliousness）、无序性（lawlessness）以及法律的缺失所标示出的一种关系，而边界则是指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成熟度、有序性以及法治层次的政治共同体的标志。而在另一个方面，边疆和边界都是社会-政治力量的表现，是一种主体性的而非客体性的东西。[7]因此，在这种总体语境下的近代西方“边疆”语境下，边疆概念本身的意义流变与指向就深受当时政治与文化本身的影响，进而形成跟法律体系具有密切内在关联的社会-政治表述形式。[8]
在近代西方边疆概念的具体发展中，由于边疆本身处在西方国家自身的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当中，因此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而尽管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为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西方国家之间确立起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各国边界也逐渐明晰，但在这当中，各国对于自身边疆仍存在着具有自身主体性的认识。拿破仑战争彻底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随后，在击败拿破仑帝国之后重新构建欧洲内部关系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诸强确立了关于国家边界划分的总原则及其相关规定，对后来的国家间边疆问题处理产生巨大影响。而如果说地理因素在这种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话，[9]那么，边疆问题就是这种地理因素中的关键所在，边疆问题又反过来影响到所在的具体国家的国家性格与国家政策走向。因此，综观近代西方“边疆”概念的分疏走向，我们将更为清晰地发现“边疆”概念与所在国家内在结构的某种内在适应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服务于国家整体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在这当中，拉策尔、寇松及其背后的德国、英国力量就是其中的鲜明例证。
三．拉策尔与寇松：德、英的近代国家边疆理念
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作为德国地理学的重要思想家，被公认为是地理学的“第一代大师”，尽管其本人并没有首倡“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概念，但仍然被视作是“地缘政治学”的实际开创者。他的地缘政治学巨著《政治地理学，或国家、贸易和战争地理学》（Politische Geopolitik oder die Geographie der Staaten, des Verkehrs, und des Krieges, 1897）对后世地理学的影响深远。
拉策尔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走向统一并进一步崛起的时代。当时的德国在经历了数次与周边大国的战争之后，于1871年最终统一。这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地缘力量对比，从而确立起欧洲大陆俄、法、德、奥四大力量中心的基本格局。而在德意志帝国实现统一之后，其对于边疆问题的关注就还是向周边转向。对此，拉策尔曾这样写道：“伟大的政治家从来都不缺乏对地理的感觉……当我们说到健康的政治本能时，我们通常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作出正确的评价。”[10]德国政治和军事能力的迅猛发展，使得其指导性的边疆理论具有一种向外的扩张性，而在这过程中，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及其边疆理论就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
总的来说，拉策尔的边疆理论是建立在（由国家所占据的）空间与位置两大主要观念之上的，而空间与位置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区域的历史命运。[11]他认为国家机体的发展，往往会经历几个过程，在这当中，国家的空间随着人口的膨胀而得到生长，而边界则是国家边缘有机体的一部分，是国家实力的展现。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区域，其方位不发生变动的话，就经常会向国家与民族传递相同的刺激，就像是汇入湍流的溪流一样，并最终再次恢复平静。[12]他认为，“面积与疆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组具有可比性的现象，因为两者都具有政治意义，并皆为政治手段”而“疆界的长度是衡量一国对边缘地区的兴趣总和的一个尺度。国家变得越小，在这方面的兴趣越大，小国往往拥有更多边疆，超过它们的需求，尤其是它们捍卫边疆的能力。那些没有用的边疆对它们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战争中它们通常不会去考虑保卫那些边疆，而是……准允大量外来居民涌入其疆界，并在败退之时试图求得大国的庇护”。[13]而政治体与边疆的关系也随着政治活动的变动而出现变化，“小的政治地域通过结盟而暂时变大，其边界因此也基本上通过合并而形成一条唯一的新界线，一旦这些结盟国家分崩离析，这一联盟的分界就即刻显现。外部边界与境内边界的对立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时常因为结盟国家之间的边境交通大为减少而被激化。相对于地表面积而言，新政治体的边境范围变小了”。[14]而“国家越小，其边疆越不重要。器官通过机体获得意义，小型国家通常会放弃边疆防御以及独立的边疆警备。其边疆沦为走廊边疆（Flurgrenzen）。对大国而言，其边境走向是不可能随意的。……那些巨大强国有着相对较短边界的优势，与国家心脏地带与边疆相距遥远的优势相辅相成。边界自身恶劣的自然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其不利之处”。[15]在拉策尔看来，“在大民族或者大国的边疆地区，不论是直接接触还是通过小领土的分割，都表现出高度的重要性，都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并在遥远的历史时刻努力追求，甚至不惜为之而战的。边疆的生成首先与能够显出政治优势的自然条件有关，但在边疆分隔的交通线路和总的来说在彼此边疆重要据点的联系线路方向的边疆地段上，具有重大意义”。[16]
在拉策尔看来，边疆是国家、经济以及民族领域的边缘区域，各类物资在这一地区交流互通，维系着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生存。而在这个过程中，边疆地区的贸易活动与军事防卫功能交织到了一起，这就像植物与动物中的共生（Epidermoidalgebilden）一样，两者结合为非常奇特的边缘机体（peripherische Organen），例如贸易城市与要塞城市、桥体与桥头堡的结合，这种边缘机体与国家核心地带紧密地融合到一起，成为国家机体不可获取的组成部分。[17]拉策尔认为一个国家的特征受到领土性质及其所在区位的影响，而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就，需要看它是否适应这些环境条件。拉策尔所关注的是空间结构中的演变过程，而这种演变过程是有意识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选择性的有机体。[18]作为空间有机体的国家总是希望能够达到其自然边界，而如果没有周边强国加以制约的话，就会越出这些界线。[19]而跟生命的斗争类似，人类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获得空间，人类的斗争几乎总是为了争取空间这种同一目标而进行的。在近代史上，胜利的回报或者意义就是领土的获得。[20]
拉策尔的思想深深影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思想界，并为之后地缘政治学的崛起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拉策尔边疆理论最核心的部分是其将一个国家看成是有机体，在这一有机体当中，土地与民众是维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国家的核心物质要素是土地，而国家与族群之间又存在着精神上的维系纽带。在此基础上，国家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既可以在其现有的疆界范围内发展壮大，也能够成为在空间生得以进一步扩展的基础，而这两种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德国在当时世界和欧洲地缘战略格局下的使命观，即要么在其历史边界内部加以发展，要么进行一场征服战争。历史的发展使我们最终看到，德国后来的历史轨迹贯穿了这两种可能，最终不但未能为自身赢得新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更使自身的疆界进一步往后退缩。
作为与拉策尔基本同时期的人物，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则是英国视野下的近代边疆理论的重要代言人。寇松本人出身于贵族家庭，早年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求学，1886年进入英国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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