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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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
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国与民族》。他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渐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民国)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
看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与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夷夏东西说》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十月”。就是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作为书名好些。尤足以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东北史纲》一书中的一段话:“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注:本文系笔者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拟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写的前言。)。
1931年至1932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听傅先生的课,课堂上他常说要写一本“From Tribe to Empire”(从部落到帝国)的书。《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夷夏东西说》的“总结上文”部分中他又说:“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结局。”我倒觉得“从部落到帝国”更能准确地反映书的内容,因此,我就在书名《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之下,加了一个副题“从部落到帝国”作为书的全名。
《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一书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傅斯年自己已说《夷夏东西说》是他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他“所著《中国古代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
另外,《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的一部分。三篇所谈,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问题,都发表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说明“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写于北平”,其他两篇没有注明写于何时,但肯定都写于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傅斯年所说“与其他数章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的“其他数章”,极可能包含《姜原》、《大东小东说》和《论所谓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还常常说见某某篇。如他在《夷夏东西说》中说:“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大约此所谓某某篇者,或属尚未完稿,但看来肯定都属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书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训辨证》(注: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是他的专著,但不是史学著作。《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和别人合著的,虽然他亲手写了第一卷,书的主要论点也是傅斯年的观点,但究竟是和别人合著的书,不能作为傅斯年的史学代表著作。能作为他的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但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的荣誉。

创始性、突破性的史识
中国古代先秦时代,是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的对峙时期。傅斯年看到了这种东西对峙的形势,提出“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根据《左传》、《国语》、《诗》、《史记》各书所记夏地说:“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
夏在西方兴起强大的时候,东方却是夷人的天下。
傅斯年说,所谓“夷”,“实包括若干族类,其中是否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评考”。孔子曰:“吾欲居九夷”,也是说“夷”之多。
他把夷人分作两大族类:一太皡之族,二少皞之族。太皞与太昊为一词,古经籍中多作伏羲氏,或作包羲氏。太皞氏主要有风姓,古代传说中的华胥、女娲、大庭氏、葛天氏等都属于太皞这一系统。傅斯年引证了经籍中关于太皞之记载后,归纳出两条:一、太皞族姓之国部(按:指国家或部落。傅斯年对中国古代的族姓是国家还是部落概念并不十分清楚。从他的书名“从部落到帝国”来看,他大概认为这些古族姓还是部落)之分配(按:分配指“分布”),西至秦,东括鲁,北临济水,大致当今河南东隅,山东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峄山境,空桑在其中,雷泽在其域。古代共认太皞为东方之部族,乃分配(布)于淮济间之族姓。二、太皞继燧人而有此土。在古代之礼乐系统上,颇有相当之贡献;在生活状态上,颇能作一大进步。当是已进于较高文化之民族,其后世并不为世所贱。在周代虽居卫而为“小寡”,世人犹以为“明祀”也。
少皞一系,据傅斯年所述:“其地望大致与太皞同,而位于空桑之野之曲阜,尤为少皞之本邑。……太少二字,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数众寡论,如大月氏小月氏。然亦可以先后论,如太康、少康。今观太皞、少皞,既同处一地,当是先后有别。太皞之后今可得而考见者,只风姓三四小国;而少皞之后今可考见者,竟有嬴、已、偃、允四著姓。……种姓蕃衍……比起太皞来,真是有后福了。”
傅斯年从《左传》、《史记》、《世本》佚文、《左氏杜注》中所录出的嬴姓所建国有:郯、莒、奄、徐、江、黄、赵、秦、梁、葛、菟裘、费。秦、赵后来成为战国时大国,秦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另有群舒、六、蓼、英氏,为偃姓国家。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大人物,很多是属于夷族的,如:伯益、皋陶。
夷族所居住的区域,“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这个分布在东南一大片部族名为夷者,和分布在偏于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诸夏者,恰恰成对峙的形势。”
在夷夏东西对峙的时代,夷夏之间曾有矛盾和斗争。传说中反映夷夏间大的斗争有三次。一、是启与伯益争统。关于这件事,战国的传说有两种,一谓启、益相让,二谓启、益相争。《孟子》说相让,古本《竹书》说相争,“益干启位,杀之”。傅斯年说伯翳(傅斯年考证伯翳和伯益是一人)是秦、赵公认之祖,即是赢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盈族之祖。“然则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东夷之祖,更无疑义。”益、启之争,即是夷夏之争。二是后羿与夏争国。后羿逐太康而代夏政。传说中后羿亦称帝羿或羿帝,又说是“帝降夷羿”,“革孽夏氏”,“阻穷西征”,“夷羿作弓”等。傅斯年认为,后羿、帝羿、夷羿,是东方夷人之主,是“奉天帝之命降于下土者,为夷之君”。三是夏商之争。汤放桀,等于夷灭夏。“商人虽非夷,然曾抚东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
夷族的文化,在远古时代是很高的。“如太皞,则有制八卦之传说,有制嫁用火食之传说。如少皞,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
傅斯年说:中国夏商周或虞夏商周古史,“乃周人之正统史观,不免偏重西方,忽略东方。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所谓‘裔(疑即“殷”字)不谋夏,夷不乱华’者,当是西方人的话。夏朝在文化上的贡献若何,今尚未有踪迹可寻,然诸夷姓之贡献都实在不少。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赓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姓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廷中。‘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成一个大系。”傅斯年这段话非常精辟。本非一家人的古代各族传说中的祖先,却被编排在一起成了君臣、父子关系。
商和夏、周,仍是东西对峙。傅斯年从神话传说,地望所在及其迁移活动诸多方面,分析考证商是兴起于东方的一族。商和东北,渤海沿岸各族以及淮夷,都有祖先是由卵生的神话传说。他引证了古籍中有关东北各族、商及淮夷的祖先来源于卵生神话传说的记载。他说:“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
商建立基业之地早期是在河济之间的古兖州地。傅斯年说:殷之地望,在河济之间古兖州,即今河北省南部安阳、大名、汲县、滑县一带。上古时期,活动在这一带的有:殷、衣、韋、郼、衛、沇、兖。据他考证,这“殷、衣、韋、郼、衛、沇、兖,尽由一原,只缘古今异时,成为殊名”。郼,读如衣,汉代兖州人谓殷氏为衣。郼,殷,都读作衣。韋、郼、衛三字,当是一字之异体。《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杜注说:“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域。”晋朝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河济之间为兖州,衛也。韋、衛之地望如此,殷之原来所在,由此可知。
《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海,最近之海为渤海。相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而所谓海外,最有可能的是辽东半岛或朝鲜之西北境。纣殁后,
殷人箕子仍得以亡国之余退保朝鲜,则殷与朝鲜之关系必甚密切。傅斯年说,箕子之东,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相土之后,殷之世系中有王亥、王恒、上甲微,皆与有易氏有斗争;王亥且为有易掳去作奴隶,“牧夫牛羊”。有易之活动地区,必在今河北易水流域。傅斯年说:“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本文另一地方又说中部南部)。”
总结以上的考证和论证,傅斯年说:“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考,均指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
历史传说,汤兴起于亳。亳有多处。“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傅斯年认为:薄姑、博、薄、亳等地,“实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大凡一切荒古时代的都邑,……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给,二因交通的便利。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商之先世或者竞逆济水而向上拓地。”薄姑旧址去海滨必不远。“然则薄姑地望正合于当年济水之入海口,是当时之河海大港无疑。”“至于‘肃慎燕亳’之亳,既与肃慎燕并举,或即为其比邻。若然,则此之一亳正当今河北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内。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于此之一亳,然后入济水流域,逆济水而西止,沿途所迁,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名之,于是有如许多之亳。”
殷商兴起之后,夏商仍是东西对立。夏在西,商在东,最后商灭掉夏。
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极为称赞,他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
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傅先生也没想到的,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夷夏东西说》之外,他的其他几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符合中国古史实际的独行见解,也是篇篇掷地有声的。如《周东封与殷遗民》对于三年丧和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的解释都极精辟。
《论语·阳货》:“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是通丧也。”
《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也。滕国的卿大夫却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这怎么解释?“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句话也是向来不得其解者。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
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对此作出唯一无二的精辟透彻的解释。《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殷是大国,周灭殷后并没有把殷民都杀掉,而是把他们大批迁到洛邑或分给姬姓、姜姓贵族带到外地去建立新邦。如分给伯禽带到鲁国去的有殷民六族,分给康叔的有殷民七族,分给唐叔的是怀姓九宗。“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并引证材料说明三年丧是殷民的风俗习惯。这就清楚了: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指的是殷人。殷人是行三年之丧的。殷人是一国之人民,故可以称“天下”。滕国的卿大夫说三年之丧“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指的是周人,一国的统治阶层。周人不行三年之丧。“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也就清楚了。开化早的文明人是住在城外的“野”的人(殷人),开化比较晚的住在“国”里的是君子(统治阶层,周人)。
《周东封与殷遗民》,进而论宋、鲁、齐诸国,都是以殷民而建立的邦国。后代齐地的民间故事、民间信仰,仍多来自殷民。荀子“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所由来久远”。这由来久远的五行说可能与殷人有关。傅斯年说:“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商朝本在东方,西周到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而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
无论傅斯年这段话正确到如何程度,它都是非常有启迪作用的,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正统,周乎?商乎?应有更深入的考量。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而后乃东迁》、《姜原》和《论所谓五等爵》也都各有新意,读者可以自己体会。
对学术事业的贡献
傅斯年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书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史语所的所长职务是一直担任到底的。
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一时想到的如:陈寅恪、徐仲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幹、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 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 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说:“(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金石学家王懿荣看到这种甲骨片,认识它的价值,便多方购求,此后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贻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等。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名作。
这一来,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他们一面搜购,一面聚众私掘。外国“代表团”、“考古家”,也都进来高价购买甲骨。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
傅斯年对此听在耳里,看在眼里,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开始困难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义、利己主义、风头主义一时俱来,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傅斯年亲到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
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13次,时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我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
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
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綵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家世和才性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生于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
傅家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明末清初,傅家出了一个傅以渐,1646年(顺治三年)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开国第一名状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以渐以后,傅家举人、进士辈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县者更有多人。书香门第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
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时,家境出现衰落。傅淦,幼负才名,博通经史,1861年(咸丰十一年),他17岁时即被选拔为贡生。他似乎淡泊名利,既没有参加朝考,也没有出仕。傅淦的父亲(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多年在安徽做官,官至布政使。李鸿章是他的门生。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时,曾请傅淦到天津去,大约意在给他安排个官职。傅淦到天津时,可能正赶上李鸿章政务忙迫,未能即时召见。他认为李鸿章有意慢待,便于次日不辞而去。自此靠在家乡教私塾和卖字画餬口。傅淦的妻子陈梅是江西巡抚陈阡(山东潍县人)之女,结婚时陪嫁甚丰。傅淦生活困难时,就靠变卖妻室陪嫁度日。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1894年(光绪二十年)顺天举人,有文名,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1904年(光绪三十年),殁于任所,时年39岁,当时傅斯年先生9岁,其弟斯巌7个月。上有老(傅斯年的祖父母)下有小(傅斯年兄弟二人),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李太夫人操持。幸赖父亲傅旭安的众门生,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
傅斯年虽然出生在世代官宦书香家族,但他幼年时期,却是过的清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闲谈中,我曾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情世故。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从6岁到9岁,傅斯年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私塾读书。10岁到13岁,在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这七八年里,都是白天去学校,晚上由祖父在家课读。祖父、母亲对傅斯年读书都是严格要求,加之傅斯年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在11岁时就通读了《十三经》。
1908年的冬天,13岁的傅斯年跟随父亲的学生中了进士的侯延塽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校4年,1913 年(民国二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
在北大的几年,是傅斯年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界有权威、有影响的大师是章太炎。他的大弟子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教书。他们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继承章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读的是古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毛子水)。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先后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到校任教。蔡元培的思想是新的,他出过国,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所谓“兼容并包”,实际是为新派在北大挤个落脚点。当时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国学派的天下,“兼容并包”,实质是支持新反对旧。傅斯年接受胡适的思想教育,尽弃旧学,接受新说。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他参与了五四运动,他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出国留学,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学习的学科有心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1923年由英国去德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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