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黄朴民:楚庄王的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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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朴民:楚庄王的雄才大略


在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中,有的实至名归,有的徒有虚名,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但是若论功业之巨,霸权之盛,楚庄王当属首屈一指。他在位23年,大刀阔斧平息内乱,锐意进取拓疆开土,伐郑服宋号令天下,大破晋师执掌霸权,陈兵周疆问鼎轻重,俨然是货真价实的旷世霸主。其实,早在即位之初,他与大臣伍举打哑谜时,就发出了令所有对手都心惊肉颤的誓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历史的进程证明,这不是他心血来潮时的梦呓,而是雄才大略驱动下的心声。春秋历史上,齐桓公的称霸时间比他要长,可是霸业的规模却远不相逮;晋文公的霸业规模也许不亚于他,然而其称霸的时间却要短暂得多。至于秦穆公、宋襄公之流,似乎更是上不得台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楚庄王才是春秋期间大大小小霸主中的第一人。
楚庄王能成为春秋霸主第一人,最重要的条件是他具备了雄才大略,而“雄才大略”则正是衡量历史人物成败得失的主要标志。在诸多春秋霸主中,齐桓公是有大略而无雄才,秦穆公是有雄才而无大略;晋文公倒是两者兼有了,只可惜天不假年,城濮之战杀声甫定,践土之会钟鼓才歇,他便追随晋献公、晋惠公去黄泉路饮孟婆茶了,还远远来不及最充分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尽情地施展自己的天才。惟独楚庄王摆脱了任何的羁绊,能够在历史舞台上作出最淋漓尽致的表演。
楚庄王的雄才大略,首先表现为战略目标的选择始终如一,战略手段的运用文武并举。战略目标选择得当与否,是霸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在诸侯列国争霸无已,多种势力此消彼长的背景下,作为战略决策者,最主要的任务,是清醒分析形势,透过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现象,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区别主要对手与次要对手,决定根本的进攻方向,确立最终的战略目标。这方面,楚庄王的选择可谓高度明智、十分清醒:他上台后,始终把重振楚国雄风、角逐中原霸权作为其毕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要达成这一目标将遇上的最大障碍来自于晋国,必须尽全国之力,一举击败晋国才能真正号令天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楚庄王才有针对性地展开全方位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活动,使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围绕最终战胜晋国这个目标旋转,从而更加合理地配置各种战略资源,一步一个脚印走近既定的战略目标。
在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战略手段的运用也就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单纯用军事暴力推进事业;还是文武并用,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综合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战略规划,这必须做出明智的抉择。楚庄王的高明,正在于他既注重武力的主导作用,但又不单纯迷信武力,而是特别重视用政治、外交等手段配合策应军事行动,“伐谋”、“伐交”与“伐兵”、“攻城”多管齐下。如在平定国内的若敖氏叛乱过程中,注意以政治攻心的方法,瓦解叛军的意志、分化敌人的营垒。又如在邲地会战前夕,用外交手段分化、拆散晋国的同盟,将郑、蔡、陈、曹、卫、鲁等中小诸侯国拉拢在楚国的周围,使晋国处于孤立无援状态,从而为楚军一战而胜创造了条件。
楚庄王的雄才大略,其次表现为战略准备工作的充分扎实,战略谋划酝酿的细致全面。要实现理想的战略目标,必须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即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楚庄王当然是深谙这层道理的。为了最终击败宿敌晋国,他脚踏实地、有条不紊地从事各方面的准备:一是选拔与任用各类人才,将孙叔敖、沈令尹、伍举等贤能置放到重要岗位,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致力于教育军民、统一思想、为即将到来的晋楚决战凝聚士气,鼓舞斗志:“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三是健全各种制度,改良政治,发展经济,为战略决战提供物质与政治上的保证:“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左传·宣公十二年》)在做好战争准备的基础上,楚庄王能注意使战略谋划的酝酿尽可能细密成熟,避免具体决策上犯轻敌冒进、顾此失彼的过错。具体做法是广泛听取谋臣的意见,择善而从。如邲之战前夕,孙叔敖反对与晋国全面交锋,楚庄王本人对是否立即与晋决战也心存疑虑。此时是近侍伍参对双方军情的分析使得楚庄王豁然开朗,遂纳其言而与晋军在邲地展开决战,并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楚庄王的雄才大略,其三表现为战略步骤的实施循序渐进,战略时机的把握恰到火候。有正确的战略方向与充分的战略准备,只意味着战略成功的可能性,并不等于战略成功的必然性。要圆满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是否合理,战略时机是否恰当实是其中不可忽略的环节。楚庄王在这方面的作为,也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战略步骤的实施上,他坚持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稳妥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先内后外,先周边后中原,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率先平定内部,安顿后方;接着廓清周边,灭亡群夷小国,拓展楚国战略纵深;再打击郑、宋等国。一切就绪之后,才同晋国进行决定性的会战。在战略时机的把握上,楚庄王善于利用晋国全面树敌、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抓住晋国“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左传·宣公十五年》)的无奈处境,步步进逼、将对手压迫到死角,使晋国君臣“不竞于楚”的忧虑与恐惧最终转变成为现实。
楚庄王的雄才大略,其四表现为战略善后的做法有利有节,战略头脑的清醒无可挑剔。楚庄王最让人肃然起敬的,还不是他的功业显赫,而是他对待煌煌霸业时所反映出来的谦和心态和节制立场。作为成就一代大业的君主,最容易滋生的毛病是忘乎所以,骄傲自大。即所谓在逆境中奋进固然颇不容易,而在顺境中发展更加困难。历史上夫差、唐玄宗、后唐庄宗李存勖等人的沉浮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诗经·大雅·荡》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便成了永具警示意义的宝训。而楚庄王却很好地摆脱了这种宿命的怪圈。他在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有利有节的原则,力求战争善后做到平和顺当,尽可能消除各种矛盾与隐患,化解来自敌方的反抗,使自己的军事胜利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这一理念,在楚庄王的具体军事行动中有着不止一次的体现。如当郑国表示屈服的时候,他主动撤围,同意对方的请和要求;当宋国顽固抵抗最终不支、愿意媾和时,能非常大度地宽恕宋国的所作所为,放其一马;当陈国灭亡后,能根据“兴灭国,继绝世”的礼乐文明精神,同意其恢复国家,再造社稷。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教人佩服的是,邲之战楚国大获全胜,许多楚国将领主张将晋军尸身叠垒为京观,向晋国炫耀楚军的神勇,并报城濮之战惨败之仇,“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然而,楚庄王坚决制止了这种耀武扬威、穷兵黩武的举动,并就战争提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见解:“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强调战争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为实现和平而迫不得已动用的手段。这一见识的确是超越一般古人而长领历史风骚的。由此可见,楚庄王不仅是一位大战略家,更是一位不世出的政治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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