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雷颐:愚昧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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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雷颐:愚昧与开放


1840年6月,英国船舰40余艘和4千余名士兵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于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万7千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
此时已古稀之年的杨芳是湖南提督,距广州最近,所以在3月初率先带领大批湖南兵勇进入广州。他是贵州松桃县人,行伍出身,曾是林则徐部下,早年从军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升守备。嘉庆年间,随军清剿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军,又参与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升甘肃提督。道光初年,历任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张格尔之役,用计生擒张格尔,战功卓著,被封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一等果勇侯。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任广西、湖南提督。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关天培牺牲,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在英军的炮火威胁下。这时,琦善已被革职,即将押解去京,关天培战死,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主持了一个短时期的广东军务。杨芳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所以他一到前线广州,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据说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当地官员也认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长城”,甚至已被解职、但仍居广州的林则徐还特地出面为这位老部下祭旗。
但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鰓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处是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术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但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
在杨芳一个多月的主持军务期间,实际与英军没有进行过什么较大的战斗,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奕山等实际也“不知兵”,仍依靠杨芳出主意。几仗之后,清军大败,奕山等于5月末与侵略者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在求和谈判中,杨芳很是积极,曾亲至城上与英方讲和,对英方要求悉数答应,按期交付了他们索取的“赎城费”——洋元六百万元。所以《粤东纪事》说,自杨芳到广州之后,“未打胜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临城下,开库求和,欺君辱国,贻害无穷,此杨芳之大罪也。”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功。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广东巡抚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联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以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
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崇祯八年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站在城墙破之。
清乾隆39年,山东王伦白莲教之乱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战事中也有类似做法。由于其来有自,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年义和团时,团民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归因于教堂内许多妇女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和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但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传统对妇女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而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而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世道人心。据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
“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种种遭遇,也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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