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抗日战争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黄道炫:抗日战争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黄道炫:抗日战争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黄道炫:抗日战争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蒋保信:我最近看了一个学者的文章,他说侵略中国是日本当时的基本国策。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签了国共合作协议,日本为了不让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增强实力,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黄道炫: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虽然也关注,但不是我的研究重点,也许中日关系的研究者会谈得更加深入。对于抗日战争,我们的视角不宜仅仅停留在中日两个国家之间,如果这样,很多问题恐怕就会被放大。当时,中日国力不对等,中国人觉得日本很重要,但日本未必会觉得中国有那么重要。就像1930年代,共产党觉得蒋介石的国民党很重要,但蒋介石未必会觉得共产党有那么重要。考察中日关系时,我们通常会觉得日本也把中国看得很重要,否则它为什么要侵略我们呢?实际上,日本未必真的把中国当做一个首要对手。从1880年代以来,俄国是他们的首要敌人,英国和美国也是日本很重要的假想敌,中国和印度只能排在第三层次,是日本所谓需要去改变的对象。这种地位的排序,直接就体现在日本的国策和国防计划里。
1930年代中期尤其是西安事变后,随着中国政治统一的加强,以及蒋介石备战举措的展开,日本很可能会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走向统一、实力壮大的趋势保持警惕,但这种警惕会不会导致日本改变他们的战略计划,很难做明确的判断,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我看得不是很多。但就对相关研究的了解而言,我觉得在下这个判断时,还是要有所保留。日本确实是中日战争的挑起者,它想不断地从中国获取利益和资源,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中国的退让,日本的野心会膨胀得越来越大,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日本有没有一个计划,从"七七事变"开始,对中国发起全面的侵略战争?就我看到的材料而言,还不一定能坐实这样的判断。
蒋保信:在我们中学的历史书上,都是把"七七事变"当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
黄道炫:这是中日两国互动的结果。为什么呢?日本误判了中国人的忍耐限度,以及蒋介石的抵抗情绪,它以为还能通过压迫的方式在中国获取利益。"西安事变"这一个突发性事件,造成了国共关系的解冻,在某种程度上给蒋介石施加了一种承诺上的压力。诸多因素使得中国在"七七事变"的时候,已经难以忍让了。其实,蒋介石当时仍然有想退的意思,但日本误判了局势,没给他退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只好跟日本开战。
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双方不断磨合,有时甚至是误打误撞的结果,战争因为是双盲的互动,尤其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中日战争应该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蒋保信:假如日本侵略的动作不那么大,再给蒋介石一些空间,他可能还是会继续打压共产党。
黄道炫:他很可能还会退让。但退让后,采取什么手段对待共产党,倒很难说。从"九一八事件"以后,我对蒋介石的概括是,"一以贯之的抵抗和一以贯之的妥协的相反相成"。至于到底选择抵抗还是妥协,要看日本侵华的强度。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选择权不在蒋介石手里。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全方位落后于日本
蒋保信:我们现在一提到抗战,就都认为它指的是1937-1945这8年,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但另一说,认为抗战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的。
黄道炫:我不太愿意去讨论这样的话题。因为分期的事很难说清,常常是自然形成的。在使用抗战这个名词时,我想95%的中国人所想到的开端,大概都是1937年。70年来,我们的历史教育就是这样,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
有一点很重要,我们既然用战争去界定一个时期,那战争在这个时期当然应该是压倒性的主导事件。在1931-37年之间,主导性的事件是国共的内战,并非抗日战争,所以我们一般把它界定为十年内战时期。当然,即使说十年内战也未必准确,但是起码比抗日战争准确。
对于历史分期,我觉得还是应该由历史学科来界定,不应过于强调其他的考虑。我们不能为了现实的要求,就把历史的基本判断给抛弃掉,如果这样的话,要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干吗?
蒋保信:抗战初期,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分别是怎样的?
黄道炫:中国全方位落后于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层面,我们都不如日本。就拿钢产量来说,日本有一百多万吨,而中国只有几万吨。在20世纪前半期,流行的词是船坚炮利,而造这些东西靠的是钢铁。钢产量是衡量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中日的差距至少是十几倍的。其他方面的差距,也都一样。
从社会层面来说,明治以后,日本的社会组织就比中国的社会组织要更加严密,一旦政治需要,它随时可以发挥作用。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组织是松散的。从民国开始,虽然做了一些权力下探的工作,逐渐完善基层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架构,但很多构想都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也很难付诸实施。当时中国的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确实跟孙中山说的那样,一盘散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征兵都没办法征。国民政府想把募兵制变成义务兵制,准备了十年,从1928年提议要搞,1930年代开始做,但做到1937年以后,效果都很有限。户籍制度就没法建立起来,乡村的控制基本上要靠代理人,国家权力没能直接掌控。如果这个乡村代理人有道德感、为人也清正,这个乡村的秩序可能就比较好。如果那个乡村的代理人是一个贪婪的人,那个乡村可能就很糟糕。这对于建立一个应付现代战争的组织,会带来很大的难题。
另外,从军人受的训练来说,中国也远远不如日本。日本经历了长期的对外战争,经过对俄战争、对清战争、武力征服台湾等战事的历练,战斗力非常高。在这方面,中国是没办法跟日本比拟的,国民政府也就通过黄埔军校几个月的训练,培养了一些将领。士兵很多是临时招募的,他们多是为军饷而来,年龄也不受限制,中国的军队里经常有一些三、四十岁的老兵。
蒋保信: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华的兵力是多少?
黄道炫:常备兵是36万人。但日本有个强大的征召制度,有大批的后备役,这些后备役也分几等,第一等的后备役随时可以集合,变成常备兵。你可以看看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征兵的宣传画。它的兵都是以地域单位征召的,很快就可以集合,开赴前线。
蒋保信: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兵力要比日本高很多。
黄道炫:的确如此。但是,日本的那套体系非常有效率,这种效率不光来自于它的组织,也来自于日本人服从的国民性。换在中国,即使有这样的组织,也未必能像日本人做得那么好。在谈中日两国差距时,这话是很伤人的,但你又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日本军人的服从精神和奋斗献身精神,在战场上确实能体现出来。
蒋保信:假如抗战时期,中国有像曾国藩的湘军那样的部队,战斗力应该也不差。
黄道炫: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并不能说湘军有多厉害,它对抗太平军还可以,因为太平军是乌合之众。即便如此,其实湘军一开始是打不过太平军的,只是后来慢慢经过历练,实力才壮大起来。并且,太平军后来也未必完全是湘军击败的,而是它自己垮掉的。
必须得承认,日本人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人学习,到现在为止仍然如此。如果我们不看到这样的差距,而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民族悲情或者民族自大上面,对我们国家不是好事。
蒋保信:特别是中国现在国力看起来很强大了,表现得很自信了。
黄道炫:但自信应该来自于对自身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自信。

蒋保信:抗战初期,国民党作为正面战场主力军,屡战屡败。国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黄道炫:其实整个战争也没有赢过。至于原因,我想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中日之间有全方位的差距。过去我们谈鸦片战争时,总是给中国找一些失败的理由,什么战术使用不当等等。后来茅海建那本《天朝的崩溃》出来,用翔实的资料告诉我们,不管清朝怎么打,注定是要失败的。找那么多失败的理由,没有意义。中日战争也是这样的,中国面对日本在战场上注定很难取胜,怎么打都是败。我们当然也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国民党自身有问题,但这只是隔靴搔痒,并不是问题的核心。
蒋保信:所以,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如果中国不能持久抵抗,那可能就是亡国了。
黄道炫:中国跟日本打,能打成持久战,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们现在认为持久战这个战略很高明,各种各样的人还在争持久战的发明权。其实那个时候,大家能够想到持久战,一点都不稀奇,这是最乐观的想法,也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思维。所以,所谓持久战的发明权,并不是一个要害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去打持久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方针,这才是他的厉害之处。
蒋保信:这么说起来,由于中日实力悬殊,假如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介入抗日,中国很可能会被日本灭了。
黄道炫:这个我倒还真不这么认为。必须得说,由于蒋介石坚韧而持久的抵抗,以及毛泽东敌后战场的开辟,确实给日本人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使得日本想要在中国迅速结束战争的目标无法实现。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也不可能只停留在全力以赴地消灭中国,因为中国战场只是他们的一个战略方向而已。假如没有太平洋战争,美国不会那么早地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怎么吊诡地延续下去,确实也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但是最后的结果,肯定还会是日本战败。因为德国最后一定会完蛋,而德国完蛋以后,即使日本不去打美国,美国也会加入到对日战争中来。美国只要能在欧洲战场中腾出手来,它一定会对日本开战。20世纪太平洋的对峙中,日本是美国的一个持久的敌人。我曾经在一次讲演当中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真是疯了。但现在回头一想,日本不疯也没办法,他们大概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与其等着最后被打,不如破釜沉舟先发制人。当然,现在看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仍然是很愚蠢的,如果不这样,也许还有其他可能性。但历史很难假设,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蒋保信: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界讲中国抗战时,都有一种所谓的"史迪威悲情":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中国的帮助也付诸东流。您怎么评价这种"史迪威悲情"?
黄道炫:我觉得美国政府很明智,它从来没奢望中国在战场上对日本上形成太大的威胁,这不现实。中国能够拖住日本,就已经是很不简单的贡献了。史迪威是个军人,他的判断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判断,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判断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观感。
史迪威的这个判断肯定是有问题的,尽管他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比如说腐败,比如说有些该做的事情没做到,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并不会优先考虑为国际战争做什么事情。如果把当时的国际战争比作一盘棋局,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枚棋子,中国做了它这枚棋子可以做和应该做的事,就已经尽了它的职责和努力,不能给它太多的批评和苛责。史迪威的使命感很强,他看到国民党政府有很多不足,

希望中国做得更好,我完全理解他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一点也不排斥甚至很同情他的想法。如果拿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比较,中国政府的表现确实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但这是我们的现实,没办法。我很赞成黄仁宇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做的一个评判,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只能做他们那一段可以做的事,无法对他们提过高的期望。

蒋保信:经过8年抗战,国民党似乎被拖垮了。我去年采访了两位八十多岁的老同志,他们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他们的腐败作为完全不得人心。
黄道炫:我们不是亲历者,确实没有像他们那么明显的感触。有时候,亲历者和非亲历者在面对一个历史事实时,会有不同感受。
蒋保信:亲历者有可能因为一件小事情,一个局部的小问题,而做出带有偏颇的判断。
黄道炫:我有一个感触,我现在快五十岁了,也是一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而你才二十多岁,你通过史料去解读我们当年经历的事情,你和我的感受肯定不一样。但我很难说,到底你的感受对,还是我的感受对,很难判断。
蒋保信:抗日战争对国民党后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黄道炫:抗日战争对国民党来说,到底是利还是不利,也很难说。但我们起码可以说,抗战使得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呈现上升态势,而这正是它从1930年代就一直追求的。
蒋保信:就是说抗日战争帮助了国民政府实现中央集权。
黄道炫:这是国民政府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也不认为这个目标就一定是错的。因为在此之前,从满清以后,地方势力坐大所带来的后果,到北伐战争胜利后都没有消除掉。地方割据对于国家的发展有阻碍,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在当时确实需要一个有效率、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当时追求权威和效率,这是一个有担当的政府必须要做的。因为在当时,你很难想象面对财政、外交、经济独立的地方政府,中央能够放手做一些事情。
抗战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如果之前的中国是一盘散沙,那抗战确实把中国各民族空前的凝聚起来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然后逐步扩散到民间。在之前,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很难渗入到民众中去,但抗战是一个催化剂,当然也不能过高估计它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它既表现了极权的一面,又表现了开放的一面,对其他政治力量,甚至异己的政治力量,也表现出了包容的态度,建立了国民参政会。抗战使得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权威都空前高涨,政令军令空前统一,民族空前凝聚,中国政治也空前开放,这对国民党来说是有利的一面。
问题是,国民党本身经不起战争的消耗。在战争这种非常态状态下,权力缺乏制约,腐败很容易滋生。比如军队,最高长官说了算,你无法想象不会发生克扣军饷的情况,人性的复杂一定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我看过一些材料,不仅仅中国军队有走私活动,日本军队也一样有走私,只是日本军队在走私的同时,一旦战争需要,他们可以马上就集合起来打仗,但中国军队走私就散掉了,这是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的腐化、军队的腐化,使人们看不到希望,民心逐渐衰退,这是执政党不得不承担的后果。
蒋保信:但这也有可能是国民党自身的问题,即便没有抗战,它也可能会衰朽。
黄道炫:但战争会加剧它自身的问题,使问题凸显。如果没有战争,它也许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控制。如果一些问题能得到控制,也许就会走上另外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英国在二战中通货膨胀不会比中国低,经济困难可能也不亚于中国,但是它的政治稳定,政治权威被民众接受的程度是中国无法比拟的。当然,即便如此,战争一结束,丘吉尔也马上被赶下台。也许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马上下台就是最好的结果。当然,在中国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蒋保信:最近《人民日报》发文章说,共产党在抗战中是中流砥柱。那在您看来,共产党都有哪些贡献?
黄道炫:现在很多人一谈共产党的抗战,就谈它打了什么仗,在战场上做了些什么事。其实,共产党的敌后战场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承担的功能就不一样,敌后战场承担的是牵制、消耗日军的作用,正面战场承担的是正面抵抗日军的作用。既然分出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我们就要知道它们的性质是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去谈。
蒋保信: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歼敌多少,共产党只要完成了它该做的事情,就是对抗战最大的贡献?
黄道炫:对,这其实是常识。但常识常常不被大家接受,常识常常不能成为常识。
共产党最大的贡献,是开辟了敌后战场,并使它长久地存在,坚持打击敌人。前面说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提出了持久战,而在于怎么去打持久战,这确确实实只有共产党这样一个政党才能做得到。有人说共产党在敌后其实就是混日子,如果是混日子,日本人就愿意让你在他的眼皮底下待着?什么都不干,就可以在日本人底下生存下去了吗?有那么容易吗?日本有这么脓包吗?这样的看法,其实是另一种"抗日神剧",事实不是那么简单。所谓的"混日子"是怎样的状况呢?是在共产党展现出它的力量以后,日本受到了其他战场的牵制,在华北的力量越来越小,所以日本后来很忌惮共产党,它也知道没办法对付共产党,对共产党的策略是你不来惹我,我也未必非得去惹你。战争双方在这样的状态下,常常会有一种奇妙的对峙。毛泽东经常在报告里讲"有理有利有节",就是说要有节制,对日斗争也要有节制,这是一个战略。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讲共产党打持久战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这三点是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持久抗战的要害,带有一点总体战的味道。其中,平原游击战这个节点非常关键。我大概考察了一下平原游击战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毛泽东知己知彼,他知道以中共的力量,正面对抗日本未必有利,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中共的长处是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能够发动群众。所以,一开始毛泽东就希望中共向这方面走,组织打游击战。他最早主张跟国民党正规军配合,当时的国民党在山西还有正规军,共产党在侧翼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后来太原失陷,毛就提出在山西进行山地游击战,坚持要留在山地,而且一定要给八路军留后路,万一山西被日军占领,八路军要能够回到陕甘宁。从1937年一直到1938年3月底,毛给彭德怀、朱德他们的电报中都在反复强调后路问题,要留住回老家的路,否则就被人家给包饺子包掉了。当然,毛很灵活,尽管坚持山地游击,却又试探性地向平原发展,既窥察形势,也给山地根据地建立前哨阵地。令人意外的是,这种试探性的出击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冀南派了陈再道500人部队过去,几个月后,这五百个人就发展到了三四万人。在华北,1938年4月,彭德怀报告说已经有12万人了。这让毛泽东看到了希望,以前没想到会有这种可能性,这时才发现原来在敌后的平原地区,还有那么大的空间。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就发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5月份开始拿出《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个文本,这两个文本基本上奠定了中共敌后游击战的思路。
中共就是用游击战的方式,发动民众,发展正规军,打总体战。我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总体战是个很现代的事物,其实不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在德国已经成型了。1930年代初,鲁登道夫写了《总体战》,1937年1月张君劢把它翻译成中文,12月份毛泽东就指示郭化若购买这本书。总体战在3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毛在中国比较早地利用了这样一个现代战争的战术,持久战、游击战就是总体战的样板。

蒋保信:共产党在抗战初期是三万多人,到抗战结束之后有多少兵力?
黄道炫:号称120万,实际上应该也差不多。
蒋保信:怎么壮大的?
黄道炫:1938年4月,已经有12万人了,到了1938年底,其实已经有二三十万人。再经过两年的继续发展,1940年,大概有四五十万人。后来有个回落时期,日军在1940-1942年间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扫荡,这是敌后根据地最艰难的时期,人员大幅度萎缩,根据地也大幅度萎缩。那时候真是苦熬。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准备发动"一号作战",大批兵源被抽调。稍晚一点,滇缅战场也开辟了,这对日本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影响。这两个变化使得日军在后方的兵源大幅度减少,几乎减少一半以上,所以这又给共产党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国军也有着同样的机会,但国民党的敌后战场就没有发展起来,而且兵力一直在萎缩。
蒋保信: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抓住机会壮大自己?
黄道炫:我想这是因为共产党是一个高度有效率的组织,党政军民一体化。共产党有一个发展模式,它到任何一个地方,首先追求的是量的发展,先膨胀起来,先把区块做大,再做精简追求质。并且,共产党培养的中层干部,具有很高的忠诚度,我看中共文件的时候,对这点感受很深。在国民党,很难找到这样一批为了革命事业,真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牺牲自己利益的人,但共产党却有一大批。一个强大的政党离不开这样的人,否则再好的主张也不会有人去贯彻和实施。所以,共产党的这批人太重要了,抗战时期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干部。他们大多是城市知识分子,是在抗战大潮里面投身到民族革命中来的。他们加入中共的体系里,是要为民族生存而献身的,毛把这批人培养成了民族革命干部。中共当时办了很多学校,抗大、延安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等,延安就办了十几个学校,各个根据地也都办有军政大学分校。光是1937-38年之间,军政大学就培养了一万多人。
蒋保信:当时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吸收到这样优质的干部呢?
黄道炫:两个条件让它容易吸收到。第一,共产党是在华北地区活动,而这些人很多都来自平津地区,离得很近。很多人刚开始是没有目标的,走到哪儿算哪儿,有些走到了西安,有些到了武汉。当时国共的统一战线也很重要,因为它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在西安和武汉招学生。当然,战前共产党在平津地区的活动也培养了一批支持者。第二,国民政府当时还是正规办学,上学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到开学季才能进学校。而共产党的学校,可以随时来随时进,这比国民党灵活得多。很多人在大后方没有学校上,而共产党又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大批人就通过各种渠道涌到延安去了。一个小小的延安,办了十几个学校,吸纳了几万知识分子。这几万知识分子对于整个共产党素质的提高非常大,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的初步熏陶,再加上民族主义的基础,在共产党潜移默化的教育中,很多人就在转化成了共产党的忠诚干部。而共产党是很强调献身的,很多人把对共产党事业的忠诚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工作动力比较强。当然,共产党还有一整套的考核、清洗、淘汰、改造措施,保证党的精神由外在强制内化为自觉接受。
"三八式"干部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干部里最具贯彻力和行动力的一批人。他们的作用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因为他们普遍出生在1920年代前后,改革开放初期正好退休。1949年以后,中共很多中层干部都是这批人,有技术官僚的特征。
蒋保信:毛泽东在1944年时写的文章中说"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其实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毛泽东一直特别注意壮大自身的实力。
黄道炫:非常注意,包括对这些干部的培训,他很强调政治优先的。因为对于毛泽东这些人来说,首先是共产党自身的生存,这很重要;其次他们也对自己很自信,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救国。自信和自利是结合在一起的。
蒋保信:您刚才说到的这些"三八式"干部这么厉害,我们现在的党建能从中吸取一些什么经验吗?
黄道炫:时移世易,时代不同了。那个时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不光中国如此,全球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大家都有信仰,信仰才能发挥作用。但在六七十年代之后,全球都经历了一个信仰崩解的过程,中国后来也一样。
蒋保信:现在可能只有少数人会受到信仰感召而去做些事情,多数人都是世俗的和功利的。
黄道炫:很多事情一旦消解掉,就很难再恢复了,这也是人类思想流变的过程,起码,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之中。

蒋保信:抗日战争虽然是一场对日本的战争,但它对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的走向,应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黄道炫:我认为是。抗战前夕,共产党一度奄奄一息,但国民党未必就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到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已经有了那么军队和地盘,还有那么多装备,我们这时可以明确地判断,国民党已经无法消灭共产党了。在抗战初期,我们说国民党未必能消灭共产党,那是从共产党的生命力角度去说,那时国民党实力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已经不具备绝对优势了,想消灭共产党基本上是痴人说梦。
其实,蒋介石对这种局势也不是完全没有了解,但人是很复杂的动物,尽管感觉到了危机,未必就能做出正确的举动。举个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股市涨到5100多点,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危机,但同时又想着后面也许还有机会。即使感觉到危机,但不知道危机会是什么样子,更不会料到它会是一个崩溃性的结果。我记得蒋在1945年底的日记里曾经说,以这样奄奄一息的经济状况,要承担战争,怎么可能?他在日记里,大概表达了这个意思。所以,蒋介石也不是不知道国民党的虚弱,但他完全想象不到这种虚弱,最后会给国民党带来那样的崩溃式的失败。
另一方面,毛泽东可能也不知道共产党最后的胜利会那么顺利,来得那么快。但是我觉得毛对自己的力量是相当有把握的,他对最后的结果肯定有一个期许。

蒋保信:如果概括一下的话,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抗日战争为什么会让共产党实力上升如此之快?
黄道炫:我想还是共产党自身努力的结果。首先是1938年初,在华北抓住了机会。
蒋保信:抗战给共产党一个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黄道炫:长征使得共产党从东南地区走到西北地区,意外地使中共在抗战初期处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如果没有长征,共产党一直待在华南地区,它想到敌后去很困难,会受到很多限制。因为长征,共产党到了华北,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控制不了的地区。
蒋保信:华北可以说是国民党和日军留下的真空地带。
黄道炫:对。山西战场就有三支力量,中央军、共军、晋绥军。山东和河北,中央军力量更微弱。所以,共产党长征进入西北,再面向华北的时候,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对共产党挑战和机会并存的局面。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长征虽然使得中共必须直接面对日本,但是这种面对,既是挑战,又是机会,总的来说是机会大于挑战。黄河是日苏势力的分界线,而共产党的大本营在黄河以西,这又是一个意外。历史有时候是很奇特的。共产党用游击战的方式挺进华北,然后获取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它抓住了机会,把山地游击战转变为平原游击战,然后在华北迅速地壮大,建设十几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发展了几十万的军队。这使得共产党跟日本人有了对峙的基础。造就了这样的事实,然后再来跟日本人对抗,底气就不一样了。有件事情很有意思,1938年底,1939年初,周恩来跟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谈判的时候,周恩来就说得很明确,他说河北是我们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拿过来的,你现在想我们手中拿回去,不可能了,底气十足。当然,中共在华北坚持,是艰苦奋斗的结果。聂荣臻谈到敌后游击战时,曾坦率指出:“所谓由整化零等游击战术实并不易(由零可化为无),如甚易,则八路已不值钱了。敌人把我游击战术作研究而谋歼灭我之对策,但是机械的。游击战术实不易把握。”聂荣臻此语,道出了抗战时期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关键,游击战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轻松,需要中共一整套政治、军事和社会运作机制支撑。
蒋保信:这么说起来,是否可以假设,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即便不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也不对日作战,但日本到最后也还是会被中国人打败的?
黄道炫:打败倒也未必。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的时候,共产党会遭遇日军更猛烈的蚕食,坚持也是比较难的。当然,就像我不认为国民党能够消灭掉共产党,我也不认为日本人真的能够把共产党消灭掉。但是共产党要想把日本人赶走,这个希望实现起来也太困难了。所以,还会是更加长久的持久战。

蒋保信:从国际上来说,日本侵华战争和法西斯战争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都把抗日战争视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是后来构建的,还是本来就是它的一部分?
黄道炫:日本和德意的关系,是在战争中逐渐形成的。当时国与国之间,合纵连横,世界上真正持续的盟友,大概只有英美。两百多年来,英美是持续的盟友,没有互相背叛过。其他国家,像德国、法国、俄国等,阵营不断变化。二战之前,英日曾经是长期的盟友,后来主要因为日美矛盾不断加深,英日才慢慢脱钩。但是英日之间还是有一个亲缘关系,在中国政策上,可以明显看到英国和美国是有区别的,这跟英日之间长期同盟是有关系的。俄国和日本的关系很复杂,德国和日本的关系也很复杂,日、德、俄曾经有过三国同盟的动议。所以,你很难说,在抗日战争刚爆发时,就存在明确对抗的两大阵营。那是后来随着苏德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苏联、美国被迫卷入和德国、日本的战争,所谓的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才真正成型。
蒋保信:很多日本人都不承认说日本是被中国打败的,只承认是被美国打败的。很多中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黄道炫:这是一场国际战争,参战的每一方都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努力和牺牲,我想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只不过由于参战者的能力不同,各自扮演了各自的角色。我认为中国扮演的角色是拖住日本,日本人本来是要在中国获取战略资源,但最后反而被消耗了很大的实力,这就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最大贡献。这个贡献对二战的意义是,美国可以腾出手来消灭德国,然后再回过头来打日本。在抗战中,中国确实没有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这不是当年的中国所能做到的,我想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自我吹嘘。
蒋保信:对中国的抗战而言,哪一场战争比较重要、比较关键?
黄道炫:我觉得哪场战争都不关键。就像我们讲共产党对抗战的作用时,不能只说共产党打死多少日军,我们在讲中国的抗战时,同样也不宜以某一场战争的胜负来谈它的贡献,而应谈从其对整个战场的贡献看,从战略上谈。

蒋保信: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中国要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日本那边安倍也还会发表一个讲话。作为一名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您觉得我们中国人该怎样面对抗战这段历史?日本方面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反省?
黄道炫:解铃仍须系铃人,日本的反省应该是最重要的。日本面对自己国家历史上做出的事情,不能保持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不能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这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如果不反省自己,这个人肯定不会有进步。一个民族国家如果不能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做出深切反省,也很难相信这个民族真的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也许现在可以很乐观地估计日本难以出现军国主义的复辟,但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对自己的历史作出必要的反省,我对它还是保持一种静观的态度。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应有宽大的胸怀。1980年代,日本社会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全民族反省的舆论态势,但这三十多年来,我们不断地提醒他们要反省,结果反而是颠倒过来了,现在真正反省的人反而少了,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蒋保信:安倍内阁今年想通过一个新安保法案,前段时间有一个民意调查,安倍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三十几,安倍就急了,赶紧上电视解释说不是为了发动战争。从这民调结果来看,还是主张和平的人多,日本是个民主国家,民意还是能起点作用的。
黄道炫:但他们内心的潜台词,还是支持安倍的。人们内心暗藏的东西,在民意调查里可能是看不到的,但在选举出来的结果却能看得到。从理性角度,他们可能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从感性角度,他们的行动未必遵从理性的判断。所以,做调查的时候会这样划圈,选举的时候又那样投票,这中间的变化很有意思。
我们还是需要思考,中日之间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当然,无论如何,日本要负决定性的责任。
蒋保信:我们督促日本反省、道歉,可能加剧人家的自尊感,加剧中日民族的对立情绪。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连这个压力也不给他们,他们可能更加不会反省了。
黄道炫:对,所以一切都很复杂。
蒋保信: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希望看到日本承认侵略,日本国家领导人最好能像德国总理一样,下跪道歉。如果他们能这么做,我会对他们有一种敬意。
黄道炫:如果能够这样,中日之间的坚冰大概就化解了。可惜,事情往往难遂人愿。
(注:本文删节版载于《同舟共进》杂志2015年第9期,此为原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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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黄道炫:抗日战争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