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柏文蔚与蒋介石

国民政府-柏文蔚与蒋介石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国民政府-柏文蔚与蒋介石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柏文蔚与蒋介石


【作者简介】孙彩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正 文】
柏文蔚与蒋介石的关系,复杂曲折。柏曾亲自拟电要蒋介石下野,又电请蒋复职;一度参加改组派、扩大会议,和蒋介石公开决裂;最后又回到蒋介石的麾下,但与蒋貌合神离。本文拟着重从柏文蔚方面,就柏、蒋关系作简略考察。
 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10月攻克武昌,11 月再克南昌,不到半年时间,革命势力从粤穗—隅推进到半个中国,革命中心从中国的南部转移到内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移武汉。这时,寓居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六国饭店的柏文蔚,决定乘时局之变化,冲出北洋军阀的封锁,参加北伐。柏文蔚是北京政变时奉孙中山命,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赴北方河南等省,指导党务,组织国民党党部,并秘密策反军队工作,为北伐张本。后因形势变化,被迫寓居六国饭店。柏文蔚决定参加北伐,便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有了直接交往。
12月3日,柏文蔚抵江西九江, 受到蒋介石及先期北迁的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随后,柏文蔚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离开九江到达武昌。时柏文蔚的旧部淮上军在武汉成立三十三军,欲推柏为军长。柏言之于蒋介石,蒋于1927年1月8日正式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据第三十三军第一师副师长程华亭等人回忆,柏文蔚晤蒋回来对大家说:以前在广东与蒋介石没有共过事,并不很熟悉,蒋的为人如何,本领如何,很不清楚。但蒋介石以后生的姿态对柏这位革命老前辈极表推崇,因而给柏留下的印象是“认为尚可合作”(注:《安徽文史资料》,第20辑,第114页。)。这是柏文蔚、蒋介石初次直接交往。
自从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便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迁到此地,并坚持要广州国民政府迁南昌,反对迁都武汉,反共面目公开暴露。柏文蔚对此是有所察觉的。他在《五十年大事记》中写道:他决定参加北伐,由天津搭轮抵沪,曾就蒋介石旨在打击中共,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进行两次磋商,但陈均表现“束手无策”。抵九江后,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联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柏文蔚又就此问题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进行讨论,不料鲍“不置可否”;加伦则谓“中共毫无问题,责柏多心”,进而斥柏“神经过敏”(注:柏文蔚:《五十年大事记》,影印件。)。这使柏文蔚感到扫兴。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谭延闿、丁惟汾、李烈钧、何香凝、张静江和柏文蔚等人在南昌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赴汉出席全会。蒋介石以孙中山灵柩尚未奉安,廖仲恺“亦未安葬”,企图阻止赴汉出席会议。柏文蔚建议:“出席会议为至要之事,吾人不可不与奋斗,以贯彻总理容共本旨”。并针对每每开会,共产党员往往“垄断”会议,国民党的提案不能顺利通过,提出以驻武汉总司令行营为预备会公所,凡是第二天要提请大会议决的案件,必先一日经总司令行营详细讨论,然后才拿出来在大会发言,“以达通过成立目的”。除蒋介石外,其他委员均表赞同,决定赴汉出席会议。由此可见,在蒋介石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国共分裂暗潮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柏文蔚并不是追随蒋介石,而是主张维护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并尽力设法从中调和。因而在维护国共合作、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二届三中全会上,柏文蔚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继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柏文蔚相继被任为国府委员、军事委员、安徽省清党委员会委员和安徽省政府委员。柏文蔚虽然参加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但他并不是这个政权的决策人物,在当时反共清党浓厚的氛围下,他不仅没有做过严重损害共产党的事,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中共党员,继续同共产党合作。例如,在柏文蔚统辖的三十三军中,继续任用中共党员黄铁民、宋伟年等为党代表;在三十三军驻扎的六安地区,共产党成立了六安特别区委员会和六安县临时县党部。又如,当时任职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的柯庆施,在三十三军驻沪办事处,以替该军办报的名义作掩护,进行中共地下活动,并经常直接到柏文蔚的家里(法租界马浪路),向柏领取办报经费(注:柏心瀚:《缅怀先父柏烈武将军》,见《淮南文史资料》第3辑。)。再如, 共产党员王更生(解放后曾任北京农机学院党委书记)、李云鹤(解放初期任皖北行署副主任及安徽省委统战部长),被国民党逮捕而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经柏文蔚营救出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柏文蔚被蒋介石剥夺军权后,为了与蒋抗衡,他和中共合作,创办了寿县学兵团。他把学兵团的筹备工作(注:据胡允恭《忆孙一中同志》,时柏文蔚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坊养病。),完全交由中共党员孙一中和廖运泽(注:孙一中,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时任25师75团团长,1930 年任红六军军长, 1931年任红三军参谋长,1932年在湘鄂西肃反中被错误杀害。廖运泽是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安徽临时省委的派遣,协助柏文蔚创办学兵团。)负责。学兵团成立后,从团长到中队长、区队长,大部分由中共党员担任,学兵团基本上控制在中共手中。这些都足以表明柏文蔚虽然任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但他并不坚决拥蒋反共。
事实上,柏文蔚常常和蒋介石的命令相左。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后,继续抓住“北伐”这面旗帜,决定先击破津浦路南段的直鲁军及江北的孙传芳残余部队。根据新的作战计划,柏文蔚的第三十三军属第三路军,在总指挥李宗仁、前敌总指挥王天培的指挥下,攻打徐州。柏部与北路军两路夹击,于6月2日攻克徐州,津浦路南段军事告一段落。时武汉政府军进驻郑州、开封,准备东征南京。蒋介石调第七军回师防守南京,命令柏文蔚的第二师配合王天培部,固守徐州。结果徐州失守。第二师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先在韩庄与张宗昌部相持5昼夜, 计阵亡营长两名,旅团营连排长受重伤25人,士兵伤亡300 余名(注:《北伐阵中日记》,1927年7月15日,见《近代稗海》第14辑。); 继又遭受由兖州南来的孙传芳精锐部队包围,第三团官兵全部牺牲,其余人员突围至蚌埠。柏文蔚对此非常气愤,认为蒋介石这样做,是有意牺牲该部,是分割建制,是拆他的台,并向第二师官兵表示要亲自到南京问蒋介石,“看他怎样表示,再看薪饷怎样解决,如果他再置诸不理,我这个军长无能,真不愿再干下去了。”(注:《安徽文史资料》第20辑,第 127页。)
守江必须守淮,为确守南京,8月5日,蒋介石在蚌埠召集三十三军将官会议。蒋介石请柏文蔚担任淮河防御总指挥。如上所述,柏文蔚因第二师的惨重损失已对蒋十分不满,再加上此时各路军都已南撤,淮河防御总指挥指挥谁呢?因此,对于蒋的任命,柏文蔚以打瞌睡装着没听见,弄得蒋非常尴尬。柏蒋从此互存戒心。
柏文蔚为敷衍蒋介石,派一个团担任蚌埠方面的警戒,命第二师驻蚌埠至怀远一线沿河边警戒。9日,孙传芳部4个师抵达淮河北岸,蚌埠形势紧张,柏文蔚下令向合肥退却。在合肥期间,柏文蔚亲自拟定要求蒋介石下野电,并领衔以三十三军名义发出。自此,蒋“忌柏、畏柏、防柏”。蒋介石下野出洋期间,仍授意何应钦、李宗仁等以军委会名义免去柏的三十三军军长职,任命为北路宣慰使。柏文蔚从此结束了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
但是,当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后,柏文蔚又加入了促蒋复职的行列。柏由蚌埠转道来沪,就蒋介石复职一事,与在沪各执监委员往返联络,“甚形忙碌”,并赴蒋介石新居拉都路311 号“晤谈甚洽”(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日。)。12月25日, 柏文蔚以北路宣慰使名义,率三十三军全体官兵,致电蒋介石,陈述蒋下野,原希“捐除异见,并力杀贼”,但下野4个月来,“不惟所期待者不能实现,而纠纷反日在潜滋暗长之中”。“万恳毅然决然速复原职,整我师徒,歼灭残寇”。并表示“愿为前驱,直捣幽燕,成败利钝,在所不惜。”(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28日。)把蒋介石复职,视为解决国民党党务、政治、军事重要问题和“完成国民革命”的标志。在柏文蔚等一片拥戴声中,1928年1月7日,蒋介石通电复国民军总司令职。
综上所述,柏文蔚虽然和蒋介石走到了一起,但他并不盲目追随,并不完全拥护、支持蒋的反共政策,即使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下,他仍然拥护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当然,这期间也曾有过徬徨、犹豫。但总的来看,柏文蔚和蒋介石的结合,是为了拥蒋完成北伐,完成国民革命。由此考察,就不难理解柏文蔚为什么既请蒋下野又促蒋复职了。
 二
1928年6月,蒋介石“北伐军”占领京津, 与北洋军阀的战争宣告结束。7月,柏文蔚北路宣慰使署职奉命撤销。随后, 柏文蔚继在二届四中全会被推举为国府委员和军事委员,又在二届五中全会被推为政治会议委员。但这些都是挂名职衔,不负实际责任。柏文蔚便常和一些挂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看法者如柳亚子、何香凝、陈树人、于右任等,聚会晤谈,饮酒共餐,赋诗抒怀。
蒋介石则大权独揽,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军事上,通过编遣会议消灭异己势力;政治上,通过召开三全大会,排斥国民党内的一切非蒋系。面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自己被冷遇,柏文蔚大失所望。柏认为,南京中央党部虽然金碧辉煌地悬着一块国民党招牌,但实际上是“蒋家的御用机关”,“国民党的冒牌假货”;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变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于是柏文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加入改组派。
柏文蔚参加改组派期间,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名义,与汪精卫、陈公博、王法勤、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陈璧君、潘云超、郭春涛、恩克巴图共同发表了“反蒋宣言”、“讨伐蒋介石令”、“对时局之漾电”等,揭露蒋介石实行个人独裁专制的罪行,说明蒋介石“一日不去,党国之难一日未已”,表示“当不屈不挠,务求完成倒蒋的工作”(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汪兆铭等对时局之漾电》,见《中央汇刊》第4期。)。 柏文蔚还署名烈武发表了《法统问题与国民革命之前途》和《目前党的厄运及其救济办法》(注:两篇文章分别载于《中央汇刊》第1期和第4期。)两篇文章。前者,柏对蒋进行了一定的揭露,称他“违反总理遗教”,“代表封建势力”,是“党内的腐化集团”。指出“总理遗教及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一切纲领(容共除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主张,实现这种主张的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系统,是中国唯一的革命系统”。强调“党的法统,唯有在反抗蒋系及腐恶势力中才能树立起来,蒋系及腐恶势力,也唯有在党及法统之下才能镇压下去。”在第二篇文章中,柏文蔚从国民党的主张、国民党的政策、民众运动方针以及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改组原则和方法。这两篇文章,不仅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要求。尤其是柏文蔚认识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诸如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以及国民党自身迅猛异常的发展。但是也应指出,柏文蔚在提出恢复国民党一、二大所决定的纲领的同时,将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排除在外,并确立国民党在此时期仍是革命党,这显然是错误的。柏文蔚一方面呼吁恢复1924年改组精神,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又排除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并且不反对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主张上的自相矛盾,割裂和曲解了孙中山的改组精神,其结果只能成为官僚政客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中央权力的招牌而已。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中原大战爆发。阎冯军事倒蒋的同时,联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召开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组织反蒋联合阵线。柏文蔚参加扩大会议,任扩大会议常务委员,参加讨论和制订扩大会议反蒋的各种文件。同年9月, 东北军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带兵入关。柏文蔚看清反蒋军必定失败,不等扩大会议彻底坍台,便悄然去了天津。
柏文蔚参加反蒋阵线,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遭到蒋介石的镇压。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改组国民政府, 撤销了柏文蔚的国民政府委员职。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撤销了柏的中央执行委员。10月7日,国民党中执会以柏文蔚等人“勾结军阀余孽,假窃名义,肆行煽惑,阴图破坏编遣,颠覆党国,甘心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等罪名,交国民政府“明令缉拿”(注:《中央党务月刊》,第15期。)。1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下达通缉令,“着京内外各机关一体按名协缉,务获归案严办”(注:《国民政府公报》,1929年10月,第292号。)。 11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柏文蔚等9 人党籍(注:《中国国民党年鉴》(1929年),第1191—1192页。)。不久,南京国民党中央印发了肃清改组派文件,将柏文蔚公开列为“有名的军阀”(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改组派之真面目》,1929年11月。)。
总之,这一时期,柏文蔚参加改组派,任职扩大会议常务委员,公开亮出反对蒋介石的旗帜;蒋介石采取行动对柏文蔚进行打击、镇压,柏、蒋处于公开对立的阶段。
 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下,国民党内各对立派别通过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结束国民党内的一切纠纷,完成统一。这样,柏文蔚又回到蒋介石的治下。然而,柏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终有格格不入之感”。
先是在宁方召开的四全大会上,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恢复了汪精卫、陈公博、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柏文蔚等人的党籍。蒋介石称,那些被开除党籍者,“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注:《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蒋介石假惺惺的大包大揽,把国民党的分崩离析,日军的进逼责任都承担起来。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柏文蔚重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面对日军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柏文蔚奋然为挽救民族危亡呼号奔走。1932年1月,在淞沪抗战中, 柏文蔚积极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活动,函电纷驰,要求政府增援十九路军。后十九路军因抗旨的罪名被排斥入闽,柏文蔚义愤填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中国已到危急存亡之秋,应该停止一切内战,和衷共济,一致对外。铮铮数语,发自肺腑。
此后,柏文蔚愈发大声疾呼,一次次向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出抗日的呼吁。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建立后,柏文蔚与程潜、李烈钧等致电国民党中央,质问究竟“对日承认伪国持何对策?收复失地有无切实准备”,并要求政府“速以事实昭示全国”(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1932年9月。)。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柏文蔚与冯玉祥、李烈钧等联名发表通电,强烈抨击该报告书之谬误,要求国民政府“于政策上须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且“郑重声明”,“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否则,“实为民族自杀”(注: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柏文蔚与其他中委联名提出多案,其中有关抗日者计有:《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主旨为“集中民族力量,彻底抵抗外患挽救危亡”(注:《中央党务月刊》,第53期。)。《援助义勇军以武力收复失地案》,提出:“1、统一各路义勇军;2、实行以饷械援助;3、派国军策应,选拔精锐,出关作战;4、厚恤义勇军之死难烈士及伤残者”(注: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33年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日旗帜,并于6 月22日收复了康保城。27日,柏文蔚与李烈钧等致电冯玉祥说:“我公当城下求和之后,为亡羊补牢之谋,其心良苦,其境弥难。然民族国家之存亡,胥系于此举矣。北望塞云,逖听捷报。”(注:赵谨三编:《察哈尔抗日实录》。)高度赞扬冯玉祥率先高举抗日旗帜,祝贺抗日同盟军首战告捷,同时也表达了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蒋依然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这使柏文蔚极为愤慨,他曾明确表示对蒋介石的政治“深致不满”,严厉批评蒋的外交政策“虽不至卖国,但当局眼光太短,即如(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亦认为满意”(注:《国闻周报》,第9卷第 49期。)。
呼吁、批评、抗争无效,而柏自己虽有抗日的宏愿,却苦于毫无实力,无能为力,为此,常常良心上“实觉难安”。柏文蔚对蒋介石愈益不满,蒋介石对柏文蔚更不放心,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据柏文蔚回忆,他重新回到蒋介石的麾下,一年之间,在安徽桐城“松柏山房”和江苏昆山寓宅居住9个月与10个月之久,在南京仅一两个月而已。 柏文蔚身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府委员,却很少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常常和李烈钧、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往来,与冯玉祥、方振武等人商谈抗日救国问题,也常与一些旅居江苏的安徽青年聚会玄武湖“柏园”家中。对于蒋介石则避之远之。一次,蒋介石亲到“柏园”访柏,柏以“我家地方小,无法招待”,让家人挡驾谢绝了。后蒋介石派人转达准备给柏换大一点的房子时,柏又以“我住得很好,不想搬家”(注:柏心瀚:《缅怀先父柏烈武将军》。),干脆地谢绝了。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快和猜疑。国民党中央密令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严密监视柏文蔚在桐城的行动。在玄武湖柏园,当局派特务在后湖设警察所,早晚监视柏寓,甚至将柏的侄儿心鉴逮捕关押。在昆山寓所,柏获悉,特务奉到“上峰”命令,要对他采取直接手段,生命处于危险境地。后经于右任、李烈钧从中调解,才免遭毒手。
此外,柏文蔚自民初督皖以来,即有导淮夙愿和宏伟抱负,曾发表洋洋6000余字的《导淮说明书》,就导淮理由、导淮后的收益以及导淮办法,提出具体方案,并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愿意专心导淮工作。但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首先,蒋表面上同意柏的导淮计划,实际上只是为了安抚柏,让他在导淮方面挂个名,不必负实际工作。柏则认为这是让他“花老百姓的钱不做事,无疑等于出卖人格”,坚决反对。其次,蒋介石顾忌柏文蔚掌握导淮大权,既有武力又有经济实力,对己不利。再其次,蒋不同意柏的导淮入海方法,主张分流入江,将现有河道挖渠,加高堤岸,在洪泽湖内修一水库,储存洪水,防止水患。柏认为这不是根治之法。柏、蒋在导淮一系列问题上互不相让,形成僵局。最后蒋介石自兼导淮委员长,陈果夫副之。柏文蔚的导淮抱负及计划被蒋介石打破。
由于柏文蔚和蒋介石长期面和心不和,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柏文蔚没有随去,携家人先至安徽宣城,后又迁至湖南省沅陵县,直至抗战胜利复员。期间,柏文蔚除偶尔至重庆参加国民党会议外,很少与蒋介石往来。
1947年4月26日,柏文蔚逝世于上海南洋医院。逝世前,曾写有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两职的声明(注:据柏文蔚的儿子柏心瀚回忆。),表示与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决裂。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到,柏文蔚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同于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重要人物的关系。柏文蔚与蒋介石自始至终处于矛盾状态,这是柏、蒋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一点,无论对深入研究柏文蔚还是蒋介石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
【原刊期号】199902
【责任编辑】汪谦干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0383.html

以上是关于国民政府-柏文蔚与蒋介石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