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基本矛盾-16至18世纪史研究的学派述评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16至18世纪史研究的学派述评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16至18世纪史研究的学派述评

1500年前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欧洲西北部地区加速发展，世界均势被打破，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到1783年，标志着人类社会迈向工业社会。这样，1500年前后至1783年成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长期以来，各派学者对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他们的解释大相径庭，即使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也很难有一致意见。根据研究方法、研究侧重点以及得出来的结论的差别，大致说来，可以分为文化学派、文明学派、商业学派、人口学派、社会形态学派、全球学派、原工业化学派、产权学派几类，其研究要旨概述如次。
文化学派
这个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人们精神和观念的变化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表现为文化。对文化的具体研究该派内部人言人殊。
1902年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每一种社会都有与其他社会相区别的心态或一整套对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看法，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技术组织形式，它还具有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他的结论是，“我们对于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一个统一的心态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注：桑巴特，1980，第 215页。）韦伯在稍后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研究，从世界范围展开讨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精神”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一术语“所适用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概念整体的”。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注：韦伯，1996，第32页、第49页。）。贝尔认为，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新式运转模式涉及到一种独特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按照主观意愿‘造就’自我”。（注：贝尔，1989，第25页。）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影响生存的物质、社会、家庭甚至精神基础的文化。在肯定“资本主义精神”时，他们都承认其他因素的作用。
在历史分析中，有人往往认为文化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角度：其一强调客观力量——即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其二强调文化和思想因素的主导作用。尽管一部分历史著作强调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我们也不能否认文化之类对经济、对历史的作用，但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单靠精神文化来说明。而且，“资本主义与文化的关系更加难以捉摸，因为反差十分明显：文化同时是支撑和挑战，传统和反抗。……文化几乎每次都转而保护现存秩序，资本主义的安全可以说部分地有赖于文化”。（注：布罗代尔，1996，第726-727页、722页、733页。）这样的论述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由此看来，文化学派的解释尽管深奥，但显得过于单薄。尽管如此，“韦伯不只是深化了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他提出的问题并不局限于西欧，宗教文化问题不仅是一个欧洲史的难题，而且是世界史的难题，由此韦伯对严肃的学者提出桃战。”（注：Green,1993,pp.123-124.）
文明学派
布罗代尔对15至18世纪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把这期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最基层，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通过低级和高级的“交换齿轮”沟通生产与消费，调节供求关系，把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纳入经济活动之中，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必不可少的交换，竞争是其最基本的特征；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资本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的结构，但这不等于说是一种绝对静止不动的实在。所谓长时段，就是一系列的反复运动，其中包括变异、回归、衰变、整治和停滞，或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构成、解构、重构……。资本主义从变化中吸取养料，随时准备根据外界的条件而扩大或缩小自己命定的活动范围。”（注：Green,1993,pp.54-55。）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分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形形色色的交换》和《世界的时代》三卷，这样构成一部历史。在地理区位上，布罗代尔将全世界划分为4个“经济世界”，它们同时并存，相互进行有限的交往，各个“经济世界”的地理范围可以扩大或缩小。与此同时，布罗代尔认为，城市和乡村两个经济活动领域的关系极为重要，经济活动表现为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最后重新整合的过程。
作者承认，尽管这套书的基线“原则上偏重历史的一个门类：物质和经济的历史”（注：Green,1993,p.161。），经济和物质这两本帐其实是千百年演变的结果。15至18世纪之间的物质生活是以往社会和经济的延伸。文明学派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整体性，“我采用的方法，是在描述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描述经济文明（姑且这么称呼）。后者与前者相辅而行，既干扰它，又在对立中说明它”。（注：布罗代尔，1996，第一卷，第26页。）布罗代尔从熊彼特等人那里给自己寻找依据，如，经济史不能只谈经济；经济学家如果不走出经济的圈子，就不能充分掌握经济事实；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割裂，这对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不允许的；历史研究的领域应包括整个社会体系，它涉及到社会的一切。这样，布罗代尔把文明和成千上万乍看起来互不相关、五花八门的文化之间建立起联系。但正如有些批评者所言，文明学派的研究属于“印象派”，缺乏完整的社会理论体系，过分关注具体事物，不善于驾驶非物质现象，忽略了事件的作用等。（注：杜比，1994。）
商业学派
商业学派认为市场的力量决定农奴制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商业是欧洲生活变迁的引擎，……欧洲文化基本上是商业的产儿。”（注：皮朗，1986，第41页。）商业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皮朗，其代表作是《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和《中世纪的城市》。他提出，“商业和工业最初从没有土地的人们中间获得发展。这些人在以土地为唯一生存基础的社会里，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生活的”（注：皮朗，1986，第43-44页。）。对社会发展来说，“远程贸易是推动的力量”。斯威齐为皮朗的旧说披上新装，他说，封建庄园经济是为“使用而生产”的体系，城市经济是为商品而生产的体系，商品生产和封建制度是互相排斥的概念。
这一派强调城市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把城市看作经济进步、文明开化的动力，而把乡村看作传统保守势力的地盘，认为城市在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居于主动地位，而乡村则处于被动地位。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服务：乡村向城市供应粮食，反过来城市向乡村供应商品和产品。20世纪的许多学者指出，城市并不是一种独立自存的社会实体，它与城市之外的世界、与周围乡村、与更大的国家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更大范围的体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是某一特定社会的城市”，城市并不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分离的实体，而是与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应从联结城乡于一体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上加以认识。由“城市论”向城乡一体论的转变，反映了对历史认识的逐步深化。（注：马克尧，1997，第225页、230页、245页。）马克思强调，商业“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72，第371页。）商业学派所提出来的市场的力量决定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人口学派
人是组成生产力的一个要素，人口的增长当然也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但人口的增长又提出许多新需求，形成人口压力。在社会经济的变化中，人口因素是任何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都不能忽视的。从人口角度对16世纪到18世纪进行解释的代表人物是拉杜里，他的理论是波斯坦模式的翻版。波斯坦的人口理论通常被称为“波斯坦模式”，在波斯坦所研究的发展诸因素中有土地、人口、工资、物价、地租等，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波斯坦建立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人口，是人口决定论，人口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被人称之为新马尔萨斯主义。但是波斯坦对此予以否认，他强调自己的研究更广泛、更开放。
拉杜里所研究的16至18世纪的历史则重复了波斯坦的“两个阶段的模式”，即第一阶段是16世纪的人口增加与租金上升、工资下降和农民持有地的分解；第二阶段是急剧下降的生产力导致17世纪人口的大灾祸。拉杜里认为他的“两个阶段的模式”适用于16和17世纪。他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指1450至1650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人口和地租上升，一度增加的中等“自耕农”持有地到16和17世纪上半叶趋于减少，大地产增加。第二阶段（约1650至1720年）则是人口和地租的减少与生产力的下降。（注：张去鹤，1980。）另外，有人认为，诺思也过分强调人口的作用，诺思起初是认为人口增加及其对市场需求的刺激对经济增长起了中心作用，后来又着眼于必须有国家中介作用保证向资本主义过渡。（注：马克尧，1994。）实际上，人口运动与物价、工资和地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存在一种平衡机制。（注：Habbakuk,1972,pp.17-20.）
人口学派是在对商业学派的批评中产生的，波斯坦和拉杜里主要以人口分析来代替对商业变化作用的过分强调，赋予人口因素以太多的重要性。人口增长的确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认为人口增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未免言过其实。“单因素的解释过于狭窄，不会有多大作用，例如，一味强调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注：Coleman,1984,p.3.）人口因素是解释历史的一个因素，它是否适用于对前工业社会的研究还值得讨论。
社会形态学派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几部研究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著作中，提出社会发展的形态问题，许多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剖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并提出自己的论点。
多布把“封建主义”定义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司法关系。诺思把它视作一个具有财政性质的契约关系。封建主义危机最初则是布洛赫于1929年至1931年之间提出来的。多布认为“资本主义”反映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交换关系。还有人把它定义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产方式以及一种文明。斯威齐则侧重从交换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马克思精辟地总结出：“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72，第373页、第374页。）“对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研究范围不可避免地要由对农业的研究扩大到对经济各领域以及对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领域的研究。研究领域和视角的选择其实是由研究者对那个主题的理解和把握决定的。”（注：沈汉，王建娥，1993，第17页，第5-6页。）例如，有人强调经济结构是制约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速度与方向的力量。布伦纳关注的是阶级结构，正是农村阶级结构的转变使英国农业生产力增加，从而免除了过去的危机重现，英国变成经历工业化的第一个国家。（注：布伦纳，1980。）社会历史是随着劳动者的自主活动能力的发展而发展，这必然要相应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结构。
诺思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挑战，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17世纪是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封建主义似乎到1500年已经灭亡，而在传统上与工业革命有关的资本主义，在几乎近三个世纪中并没有出现。……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有三个世纪的空白。”但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所以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恰好是因为它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全部要素包括在内：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之强调的所有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存所有权体系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紧张关系在发展的观点，堪称是一项重大的贡献”。（注：诺思，1993，第144页。）现有讨论未能建立前资本主义和过渡生产关系的直接模式，这值得引起注意。
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历史学的贡献怎么说也不为过分，很多分析都被专业人士广为接受，这是任何其他理论都无可匹敌的。“社会形态学派研究的重点仍然是经济领域而且局限在农业中，……对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问题更没有触及，表现出一种脱离和忽视政治研究的倾向。这种研究视野上表现出的倾向具有片面性。”（注：诺思，1993，第61页。）这一评述是比较中肯的。这一学派的研究常常是建筑在已有概念的基础上的，那些已有概念的陈旧化使这一研究在目前阶段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全球学派
在西方学术界，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学派，他们的共同点是把整个世界而不是把单个国家作为研究单位，其中成绩卓著的是沃勒斯坦，他的代表作是《现代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中指出，该书讲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与历史发展。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历史体系，16世纪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地域上已扩展到整个世界。”（注：沃勒斯坦，1998，第6页。）沃勒斯坦主要是从交换关系来研究，认为外部力量起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资本主义不是在单个国家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自成网络，不同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不同的经济角色。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三种角色缺一不可，不断变化是这个体系的根本特征。建立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三个因素是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劳动力管理方法的发展变化、某些地区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建立。“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发展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72，第51页。）人们承认《现代世界体系》是一部不能忽视的名著，提出了一系列宏阔而锐敏的独特观点，但对于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研究单位的方法也不能偏废。
近年来西方兴起的环境史学也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环境史学把气候、人口疾病、食物、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因素综合起来研究。传统史学只关注与人有关的活动，认为自然环境是一成不变的，环境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稳定而巨大的舞台。环境史学家提出，事实并非如此，自然环境始终在不断变化，人和自然是相互作用的。早期的人类是环境的囚徒，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是由环境决定的。（注：Worster,1988,p.4.）环境史学无所不包，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精通这一学科的所有方面。它把我们的视野提升到另一个层次——超越了商业、阶级、人口分析。它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全球性的。
这一学派虽然对历史研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但对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往往语焉不详，给人以遗珠之憾。因此，有人认为沃勒斯坦的理论与其说解释了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还不如说它成功地说明了现代早期资本主义是如何跨越时空发挥作用的。
原工业化学派
多布曾经提出，在15-16世纪封建生产方式开始解体和18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这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时期（注：Dobb,1946,pp.18-19.），这就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以交换为目的、为市场生产的农村工业的发展。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由此在学术界出现了原工业化理论，把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前的农村工业发展称为原工业化，强调它是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注：Mendels,1972.）或“工厂制度之前的工业化”（注：Tilly R.and Tilly C.,1971.）。随后，更为完整的原工业化理论把原工业化理论变成欧洲从中世纪到19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原工业化是“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可以界定为农村地区大部分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为跨地区、跨国界的市场大量生产工业品的发展模式。从长期来看，它是属于欧洲从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大变革。（注：Kriedte et al.,1981,p.6.）现在看来，原工业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工业化有三个特征：它是为本地区之外的销售和出口市场生产；它最有意义的方面是为农村提供了就业；原工业化与地区性商业化农业共生。原工业化打破了传统人口调节机制，导致人口增长和土地边缘化。它创造的利润成为工厂工业化的资本，并为工业化提供了技能和经验，引发了农业的商品化，这使得随后城市化和工厂工业化可能出现。（注：Mendels,1982,pp.77-80.）原工业化的概念已经演变成一种不同理论的集合，原工业化理论几乎涉及到前工业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对历史作出了整体概括和抽象，并提升到理论认知的高度。
原工业化理论不只是揭示过去的事实，（注：Clarskson,1985,pp.10-11.）而是对熟悉的事实重新进行解释的一种历史研究。原工业化理论关注传统社会的改造，关注乡村的社会经济变动。原工业化概念的提出首先逾越了经济史、社会史各个领域中已经存在的障碍，它将工业史和农业史融为一体，突破了经济史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樊篱。原工业化理论假设的跨学科本质使它具有坚实的基础。原工业化理论在广阔的背景下对同一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各种社会间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比较。这一理论的推出是历史研究的“旧事新解”。
也有不少学者对原工业化理论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没有普遍的意义，例如蒙斯顿和斯奈尔指出：“原工业化只是一种特例，充其量只限于西北欧的某些地区，否则就难以解释中欧和东欧为什么迟缓进入工业化过程的事实。”（注：Houston et al.,1984.）科尔曼撰文“原工业化：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对原工业化提出质疑，认为原工业化并不必定引发工厂工业化，往往以工业化的解体和农业化再现而告终。即使在原工业化学派内部，对有些重大问题也争执不下。围绕原工业化的理论和事实仍在展开国际性的学术争论，争论正是学术的魅力所在，广泛的学术争论会使这一理论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产权学派
20世纪，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后来的“经济增长热”，它们对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导致新经济史学的产生，产权学派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诺思被称为“新经济史”研究的先驱。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忽略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实际上，制度是一个变量。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注：North et al.,1973,p.1.）当然，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形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他们把技术革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本身看作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就是他们提出的考察和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宏观分析框架。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他们还利用上述理论对几个西欧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渐臻佳境，透析了其产权理论的三块基石：描述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作出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布伦纳提出的所有权观点和诺思等的理论异曲同工，认为正是古典的地主——租地资本家——工资劳动结构的出现，使英国农业生产之转变成为可能，而这又是英国独特的全面经济发展之成功的关键。但英国农民未能确保财产权，使得土地集中，租地农场主才有可能出现。有人指出了两者的差别，布伦纳研究的是农民的所有权，而诺思等研究的是封建领主的所有权。布伦纳的所有权来自于农民的阶级斗争，而诺思的所有权则要有政府的规定与实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财产的魔法把砂子变成了黄金，政府在法律上承认个人的财产权利，这使人可以更安全地从事经济活动。社会是如何从封建制度以及产权系统的漫长孕育过程中脱胎出来，这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
产权学派对经济史进行了重新研究，证明了稳定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产权学派改变了经济史学本身的历史，经济史学真正开始运用经济理论去研究历史，理论与历史重新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系统研究财产权的内涵，并始终如一地运用到历史问题中，这将在很大程度打破现在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之间存在的人为障碍。”（注：Dahlman,1980,p.222.）有人评价产权学派“缺乏一种历史感；它把鼓励人的积极性看作现代产权制度最重要的标志，却离开人的发展谈产权制度的形成，因而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地揭示一种制度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原因，同样也不能说明这种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即使从单纯的学术观点讲，这也是该学派的一大败笔”。（注：侯建新，1991，第22页。）
以上各派的研究都为16至18世纪的研究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成为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成果，是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基石。
但是，前人的研究虽然精深，却并不是无懈可击，他们一般只重点研究丰富历史生活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些方面，从中我们见到的只是树木，却难见森林。不同的人的研究是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研究的角度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会出现差异，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的结论是绝对正确的。
历史学家需要同时涉及一个复杂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示出一个动态的社会。任何领域都只是为研究方便而人为切割出来的，并非该领域就真的与领域之外的事没有联系。“独尊一家，排斥百家”是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有些人常常囿于成见，缺乏远见，完全集中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而对全面的情况却弃之不顾，见树不见林。看来，学者们需要在自己熟悉领域的基础上兼及其他领域，进而描画出人类历史丰富多采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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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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