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近十年薛福成研究综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薛福成-近十年薛福成研究综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近十年薛福成研究综述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1865年薛福成凭借洋洋洒洒数万言的《上曾侯书》博得曾国藩的赏识，从而挤身于其幕府，与黎庶昌，吴汝纶和张裕钊齐名并称曾门四第子。曾国藩逝世后，薛福成暂时任职于苏州书局。1876年薛福成进入名震朝野的洋务官僚——李鸿章的幕府中，在其幕府中，薛福成负责起草绝大部分的重要公文，成为一名举足轻重的幕僚。中法战争期间薛福成担任宁绍台道，1890年又奉清廷之命出使英法比意四国，1894年任期结束，薛福成归国途中不幸身染恶疾，抵沪后不久就逝世了。薛福成一生活动频繁，被世人称为洋务健将，维新先驱，外交天才。近十年来有关薛福成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此进行总结，有助于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视野。
总况
近十年来有关薛福成研究的论文约有三十余篇。从时间分布看，1994年——1999年每年发表的文章介于3——5篇之间，2000年和2001年均有6篇文章发表。从研究力量看，涉足薛福成研究的学者队伍越来越大，而且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在目前的三十余篇文章中，大多数出自江南一带的学者之手。从研究领域看，近十年的论文涉及到薛福成其人，其事，以及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思想。以下就分别从不同领域里的研究状况加以概述。
有关薛福成其人的研究
目前有关薛福成其人的文章共有三篇。《晚清使才薛福成》（《外交学院学报》1997，2）着眼于薛福成的外交活动和外交思想的论述，认为薛福成是一为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对其在涉外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爱国热忱和卓越智慧给予很高的评价。《略论洋务改革派薛福成》（《江苏社会科学》1994，4）一文则主要论述了薛福成的洋务活动，将其定位于洋务改革派，对其变法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主张表示肯定。《从“船坚炮利”到“君主立宪”的维新先驱》（《人物》1998，3）在对薛福成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涯论述的基础上勾勒出其思想演变的轨迹。在作者看来，薛福成在出使前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模式，而出使后则主张变传统的君主专制为君民共主的民主体制，这标志着薛福成已有洋务派转化为早期维新派。
有关薛福成其事的研究
近十年有关薛福成主要活动的研究集中于在其政治生涯的后期，主要是有关中法战争和对外交涉方面，对于其充当幕僚时期的活动却很少有人涉及。
1994年——1998年之间没有学者发表有关薛福成与中法战争的论文，而从1999年起到2001年每年都有此方面的文章发表：《薛福成与中法越南战争交涉》（《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9，1）；《薛福成与中法战争》（《历史教学问题》2000，3）；《论薛福成与中法战争》（《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1）这三篇文章大同小异，它们都对薛福成在中法战争期间认真布置海防，采用战和两端的变通政策，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问题给以肯定。在对外交涉方面薛福成有两大辉煌建树：设领护侨和划定滇湎边界。《薛福成设领贡献简论》（《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0，3）就薛福成在设领护侨方面的饿实践和理论作了详尽的论述，认为薛福成是第二次设领护侨高潮的推动者之一。《薛福成与中英滇湎界务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2）则全面论述了薛福成在中英关于滇湎界务问题交涉的整个过程，对于其爱国热忱和卓越才能给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晚清外交史上较为辉煌的一页。《薛福成对国际法的接受与运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2）则专门论述了薛福成对近代国际法的接受和运用。作者认为薛福成无论在接受上还是在运用上都是积极主动的，同时对国际法的饿认识也是比较理性的：既不排斥也不迷信，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法能否发挥作用关键看国家实力的强弱。《薛福成与早期现代化》（《苏州大学学报》1999，1）是唯一一篇全面论述薛福成重要活动的文章。作者将洋务运动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从而把薛福成的活动纳入到早期现代化的框架中分析，同时又将薛福成关于早期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作了系统的论述，但在作者看来，薛福成的活动和理论始终都未超越“中体西用”的范围。
有关薛福成思想的研究
有关薛福成思想研究的文章在数量上是最多的，约为二十余篇。在研究范围上最广的，不仅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而且还涉及到文化和教育方面。就研究成果说，经济思想方面最为显著，政治和外交在其后，其次是文化方面，教育思想方面的文章最少。下面就依次对薛福成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做一较为细致的介绍。
1、经济思想方面
《薛福成的社会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4，4）是一篇综合介绍薛福成经济思想的文章。它将薛福成的政治生涯分为三个时期：1865——1879年：1880——1884年1884——1894年，并依次达到队不同时期的思想加以考察。作者认为在第一阶段薛福成强调增加税收，开源筹饷；第二阶段他提倡著名的“共商富国”理论，在最后一阶段则提出重视商业，提高商人地位，为民理财的著名论断。《略论薛福成的近代化思想》（《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9，4）虽不是专门论述薛福成经济思想的文章，但作者所谓的近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指经济的近代化。作者认为薛福成的经济主张中比较具有近代化色彩的乃是其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但他仍将此主张归结为“用“的范畴。《简论薛福成的经济思想 》（《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0，1）一文认为薛福成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大力发展工商业；保护财政税收；富民强国。同时作者认为薛福成前承张之洞之“工体商用”后启张謇“工业救国”论，这是其在学理上的意义。在实践层面薛福成的经济思想同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无锡经济的发展和其丝都的美称都与薛福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薛福成的经济思想中，商本思想和工商立国思想比较具有代表性，引起了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浅析薛福成商本经济思想的形成和特点》（《新乡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1，3）一文认为薛福成的商本思想萌芽于其投身洋务时期，而其确立则在反思洋务的基础上，其成熟于薛福成出任四国公使期间。作者虽然肯定了薛福成经济思想的合理性，但从整体上却否认了其可行性，认为他具有一定的阶级狭隘性，空想的成分比较多。（《简论薛福成商本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2期。全文无法查到）除薛福成外，王韬，马建忠也坚持以商为本的经济思想。《近代沿海三家的商本思想——王韬、马建忠、薛福成浅析》（《河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4）一文对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的商本思想做了逐一的论述并做了简单的比较，他认为薛福成倾向于通过产业投资和发展商业来实现其富民强国的梦想。同马建忠、王韬相比，薛福成的思想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
《薛福成的重商思想及工商富国理论》（ 《济南学报》2001、5）和《薛福成“工商富国”理论》（《齐鲁学刊》1994、3）对薛福成经济思想的指导思想，它贯穿于富民强国的整个过程。在对待工商关系上，薛福成主张工基商纲，同时认为科技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后者则对薛福成的“工商富国”理论做了专门的考察。在作者看来，薛福成主张以工为基，以商为纲来发展国民经济，坚持工商并重。在对其评价上，作者认为它不仅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深入发展的产物，也是近代出现的企图通过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思潮影响和推动的结果，是1840年以后比较完整，比较深刻的经济思想。
目前已发表的有关薛福成财政思想的文章有两篇。《略论薛福成的财政思想》（《暨南大学、学报》1997、1）认为薛福成的财政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国家财政应建立在经济繁荣，人民富庶的基础上。在薛福成看来导民生财是国家财政目标之一，而其财政思想一大特的则是较多论及对外关系。有关涉外财政思想在《薛福成的涉外财政思想》（《江南论坛》2001、1）中有专门的论述。它阐述了薛福成在裁厘加税，关税，贸易逆差，国际收支和外债等问题的主张与建议并给予极大的赞赏。
在研究薛福成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的同时，部分学者对于其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所发表的主张和建议也做了一定的分析与评价。厘金税是清季中外关系中一个敏感的话题，薛福成对此也做了思考。《论薛福成关于厘金税的思考与对策》（《安徽史学》1997、2）对薛福成关于厘金税的看法做了清晰而完整的论述。在作者看来，薛福成对厘金税的看法经历了数次变化：刺柏感裁减厘金到反对裁减再到区别对待，读华商减免税收以抗衡洋商。作者认为薛福成在考虑厘金问题时不仅考虑到发展国内工商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且也主张用厘金来抵抗外国经济侵略，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放眼世界呼唤铁路的薛福成》（《贵州文史丛刊》1997、2）一文详细论述了薛福成在修建铁路上的言论。作者认为在薛福成看来路赖矿生，路通矿通，修建铁路，保护路权是御敌之离弃，为了修建铁路可以向外国贷款，但一定要慎重，并将其限制在商业范围之内，同时要注重铁路人才的培养。
2、政治思想方面
比较系统地阐述薛福成的政治思想的文章首推《薛福成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4、4），它以1879年和中法战争为界，对薛福成三个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分别加以论述。作者认为在第一时期薛福成的饿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澄官吏，养贤才的具体主张上，后来则表现为反对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维护国家主权上。中法战争后，尤其在出使期间，薛福成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君民共主的主张上。在《略论薛福成的近代化思想》中，作者将薛福成君民共主的主张作为起其近代化思想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指出这种主张仍作为一种“器”来卫“道”。
《薛福成的人才观》（《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1995、2）和《薛福成的教案观》（《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3）分别从人才和教案问题这两个侧面来考察薛福成的政治思想。前文认为薛福成在岁科举制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以征辟来补科举之短，并且建议开设特科。作者认为这种人才观主张研究时务，超越了“布新不除旧”的传统模式。后一篇文章认为薛福成在教案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禁教到通过外交途径处理教案问题的过程。在作者看来，虽然薛福成在处理教案问题时也多少带有一些妥协色彩，但这只是其教案观的支流，其核心仍是将中国放入国际社会中，援引国际公约，通过外交途径达到约束传教士，消弭教案的目的。
3、外交思想方面
从整体上研究薛福成外交思想的文章有两篇：《薛福成的外交思想》（《江苏文史研究》2000、1）；《略论薛福成的饿外交思想（《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2000、6）。《薛福成的外交思想》一文认为国家民族利益至上是薛福成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点，讲求外交之道是其又一特色。同时作者还指出薛福成认识到外交与内政的关系，主张提高出使大臣的地位，提出和体战用的论断。在作者看来薛福成的外交思想代表了当时外交界的最高水平。后文无法查阅。
《浅析薛福成的侨务思想》（《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0、1）和《略论薛福成的设领思想：兼与张之洞相比较》（《学术月刊》2000、1）是两篇考察薛福成侨务思想的论文。前文一方面分析了薛福成侨务思想形成的饿原因，另一方面又归纳出其主要内容：华侨是炎黄子孙的一部分，拥有一定的饿经济实力；主张华侨来去自由；提议设领护侨。最后作者指出薛福成的侨务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自然延伸，是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潮流的反映。后文则全面论述了薛福成的设领思想。在作者看来，薛福成认为设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侨民的利益，利用侨资，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中法战争的的小胜和内政的振兴为设领护侨提供了可能性。薛福成主张在南洋地区设领，设领经费则由总署负责主持直接拨给，反对摊派的作法。至于领事职能薛福成认为主要是维护侨民的利益，他极力批判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权。就设领原则薛福成提出三项：内外一心，合力坚持；适可而止；权衡利弊，不妨有所交换。与张之洞相比较，薛福成的饿设领思想更全面，其方案更具操作性。
《试论薛福成对藩属国的主张》（《近代史研究》1998、6）一文专门从薛福成对藩属国的政策了考察其外交思想。它认为薛福成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仍坚持“守在四夷”的传统思想，但此时他早已抛弃“天朝上国”的观念，不是从维护旧有的朝贡体系而是从国家安全着眼。同时他主张视藩属国与列强的关系变化程度和其对中国国防安全关系的轻重加以变化，采取不同的政策：援护越南，守在四夷；滇湎划界，守在四境；会立坎酋，争两属体制。这种灵活的政策与曾国藩注重天朝他体制和李鸿章“弃藩属，保国土”的主张相比更为务实。
4、文化思想方面
处于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历史时期，从传统这蜕变而来的薛福成对待中学与西学的态度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然而近十年来只有三篇文章论及薛福成的文化观：《试述薛福成倡导西学的理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2）；《薛福成的文化观述略》（《江南学院学报》2001、3）；《试析薛福成的中西文化观》（《江苏社会科学》1996、5）。第一篇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薛福成对西学的态度：坚持体用道器论，主张以器卫道，道器兼备，体用兼该；坚持西学中源说；坚持认为西法为公共之理。这在学理上反映了薛福成对西方的认识的加深，在实践中它有助于正确处理中西关系。第二篇文章认为薛福成从文化对比的大视野揭示了中西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他出于洋务而又高于洋务，突破了洋务理论框架，在对西方考察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文化观。作者认为薛福成文化观的理论框架包含三方面内容：1、相师相胜论，它与魏源的师夷论不同，属于维新范畴，而师夷论则属于洋务范畴。2、西学中源论即考旧知新说，“旧”指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开拓创新精神。“新”指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它实质上是整合两种文化的重要思想方法。3、地理气候论，即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决定于地理气候环境。这种看法虽不尽科学，但它对于传统一元文明观的动摇，以中国——欧美为核心的新型二元文明观的确立有一定的影响。最后一篇文章则从文化的三个层面：器物，制度，和精神对薛福成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探讨。它认为薛福成在对待中西文化时始终是一种两重的心态：既向往西方，又留恋传统，其突出表现是“道”不变以成其“体”的观点
5、教育思想方面
《试析薛福成教育立国思想的形成》（《益阳师专学报》2001、5）是唯一一篇有关薛福成教育思想研究的论文。它认为对科举制的不满和对西方的向往促使薛福成发掘物质技术进步的源泉，从而促使其教育立国思想是形成。其教育立国是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包含了教育的普及和专业化的教学，同时也涉及到建立近代化的教育机构，制度和体制。在作者看来，与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的洋务官僚门相比，薛福成的教育立国思想是个巨大的进步。
小结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有关薛福成的研究在范围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在这些众多的领域中，研究最充分的是薛福成的经济思想这一方面，而政治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思想和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总而言之，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在深度上有所加强。再者在研究薛福成其人、其事的过程中，众多学者对薛福成在中法战争期间和出任驻外公使期间的活动和思想做了充分的考察，而对于薛福成充当幕僚时期的活动和思想却很少涉及。薛福成曾先后担任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在晚清的历史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国藩和李鸿章由军事起家是不容质疑的，但众多幕僚在其各自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有关幕僚的历史作用已有专门的论述，在此不详细说明。）薛福成在人才济济的曾、李幕府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颗洋务新星”，这不仅对他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洋务运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的影响。所以加强薛福成在充任幕僚时期的活动和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薛福成后期思想的演变，从而从整体上把握薛福成的诸多思想，同时它也有助于洋务运动和清末政治运作的研究。最后有关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近十年来有关薛福成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其中以思想方面的成果最为显著，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仍存在一些问题。涉足薛福成研究的学者在分析、考察其思想时所采取的方法过于理想化，主要表现在用现存的理论框架做指导，然后从史料中提取有用信息。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方法的最大弊端就是容易脱离当时的历史情境，拔高历史人物的思想。另外还有一点，许多学者对薛福成的外交活动和外交思想都很关注，但就目前已有的成果来说，重复性的研究还很多，研究的视野也比较狭窄。薛福成在外交方面的辉煌建树和超人智慧固然很重要，但仅仅做一些微观研究还不够，我们仍需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薛福成与晚清外交的关系来展开研究。
文章来源：河南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3923.html

以上是关于薛福成-近十年薛福成研究综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