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左宗棠爱国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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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左宗棠爱国思想的形成

近年来,有同志写文章实事求是地评价左宗棠,表彰和肯定其收复新疆、抗击沙俄侵略的历史功绩,这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左宗棠曾被当代人誉之为“绝口不言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左文襄公实录》第二册,第4页。)。为什么同是清朝统治者所谓的“中兴名臣”,在外国侵略面前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曾国藩、李鸿章一贯奴颜卑膝,卖国投降;而左宗棠却“锋颖凛凛向敌”(《清史稿·左宗棠传》。),甚至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舆榇发肃州”(《清史稿·左宗棠传》。),誓与沙俄决一死战呢?这就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左宗棠生于1812年,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正迅速走着下坡路:土地高度集中,政治腐败,黑暗,国防空虚,鸦片输入,白银外流,财政拮据,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浪潮此伏彼起。所呈现出的社会画面正如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所描绘的:“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就在清王朝的封建大厦濒临崩溃之时,西方资本主义最强大的英国,却正以大炮和军舰作后盾,以毒品鸦片为敲门砖,紧扣中国的东南大门;在西北,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也迅速向东扩张,决心用武力:开辟新的通向东方的道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局势,给左宗棠的思想打上了时代的标记。
当然,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同家庭和社会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生活并不富裕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他曾说过;“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左文襄公家书》卷上,第41页。)。其父左观澜只是个县学廪生,靠教书养活全家,“非修脯无从得食”(《左文襄公诗集》第3页。)。父亲去世后,他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左孝同:《先考事略》,转引自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一,第9页。),艰辛的生活使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有可能接触下层人民的苦痛,了解社会的弊端,改革时弊、“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及巩固边防的主张在他心目中激起了波澜。1833年,左宗棠二十二岁,首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写下了《燕台杂感》八首,抒发他对时局的忧虑。其中之一说:“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左文襄公诗集》第1页。)他已感到了政治黑暗,饥民揭竿的严重社会危机。这次北上,左宗棠虽落榜而归,却在更大范围内接触了社会,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也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了,他表示:“睹时务之□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左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书牍,卷一,第1页。)
在接受“经世致用”思想,探讨改革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陶澍和贺氏兄弟(贺长龄、贺熙龄)对左宗棠影响最深。1830年,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实为魏源编辑)的贺长龄忧居长沙,与左初次见面即“以国士见待”(《全集》,书牍,卷廿二,第16页。),并为他敞开了家中的丰富藏书。1831年,左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时,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任该书院山长,“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左孝同;《先考事略》,转引自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一,第8页。),左宗棠成为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1837年,政绩颇著的陶澍(当时任两江总督)回湖南省亲,在醴陵与左宗棠避逅相遇,“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左孝同;《先考事略》,转引自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一,第14页。),以后还结成了儿女亲家。陶澍死后,左宗棠在陶家执教八年,饱览了陶澍的文稿和各种藏书。
如果说贺氏兄弟和陶澍是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启蒙者,那么林则徐、魏源等所表现出的强烈民族自尊心、抵抗外侮的坚决性以及睁眼看世界的时代精神,则为左宗棠增添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对他反抗入侵的爱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左宗棠与林则徐相差二十七岁,而且两人只有一面之缘,但对林的思想作风,左宗棠却由衷钦佩,正如他所说;“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未著客籍之一士哉!”(《全集》,书牍,卷一,第49—50页。)1849年底,林则徐因病由云贵总督任上告老回福州,次年元月,在长沙舟中约见左宗棠,“文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五,第22页。),两人“抗谈今昔”,相见恨晚,对座之时,还曾“谈及西域时务”,“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全集》,书牍,卷一,第53页。),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务实精神对左宗棠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除林则徐外,左宗棠还很推崇龚、魏,曾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圣武记·叙》。),对魏源更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的著作“切实而有条理”,“伟为不可及”(《圣武记·叙》。)。1842年,魏源感于“海警□忽,军问沓至”,发愤而著《圣武记》,希望清朝统治者振刷精神,仿效祖辈,建立“功业”,因“是记当海疆不靖时,索观者众”(魏源《圣武记》,第三次重订本“题记”。),左宗棠就是“索观者”中的一个。在得到这部著作后,左宗棠深深被其吸引,他赞叹地说:“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才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令人听之忘倦。”(《全集》,书牍,卷一,第39页。)对主张改革社会弊政,具有强烈反侵略思想的包世臣,左宗棠也颇注重,“其著论早见过盐漕诸策及艺舟双楫”,直到1874年《包慎翁遗书》刊行后,他还特意写信给朋友,“敬乞购一全部见寄”(《全集》书牍,卷十四,第4页。)。
面对“船坚炮利”、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侵略者,正确的办法是承认落后,并从敌人那里学得抵御手段,这就是时代向爱国者提出的严峻任务。林则徐、魏源正是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课题下,以“睁开眼睛看世界”为特点走进爱国主义者行列的。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就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左宗棠对这部著作十分欣赏,他说:“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譬犹禹鼎铸奸,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全集》书牍,卷二十,第26页。)。后来,还更明确地阐述道:“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竟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全集》,《诗文集·说贴》第1页。),1875年,《海国图志》重版时,他特意写了一篇序言,指出该书是“发愤而有作也”(《全集》,文集,卷一,第10页。)。左宗棠从爱国的前提出发,师远人之长,还以制之,这是十分清楚的。

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左宗棠成为一个爱国者的转折点。当外国资本主义把侵略战争强加在中华民族头上时,中国“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卷,第295—296页。)坚持抗战,反对外来侵略成了时代的强音。
鸦片战争的爆发,对更多的中国人起着发聋振聩的作用。侵略者的炮火也同样震惊了左宗棠。资本主义强盗的疯狂入侵,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难,也使封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更加感到必须面对现实,面对世界。当时正在安化就馆的左宗棠,虽然身居湖南的偏僻之乡,却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1839年,当林则徐赶赴广东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左宗棠已预感到侵略者不会善罢甘休,遂更加勤奋地阅读凡是可以找得到的有关国外的记载。做为一个内地的普通家馆教师,他当然没有条件,也不可能象林则徐那样“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全集》奏稿,卷十八,第5页。),但左宗棠仍根据现有条件力图对外国有更多了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步历及之,粗悉梗概。”(《全集》书牍,卷一,第10、12、16页。)他这样勤奋地搜集、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外国的资料,正是其爱国热忱之使然。
当鸦片战争还在进行时,左宗棠日夜期待着从硝烟弥漫的东南沿海传来告捷的佳音。但事与愿违,由于清廷的腐朽,前线节节败退,英军在进犯广东、福建未能得逞后,于1840年7月初北上攻陷定海,并于8月窜至天津海口,虚骄昏愦的道光皇帝惊慌失措,竟将坚决抵抗的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并派投降派琦善赴广东办理交涉。对此,左宗棠忧愤万分,在给贺熙龄的信中,一再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是“愁愤何言”,“令人愤懑”,“不胜愁愤”(《全集》书牍,卷一,第11页。)。更为可贵的是,尽管扃坐斗室,教习山斋,左宗棠却抱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在“每披往昔海防记载,揆度今日情形”之后,提出了“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全集》书牍,卷一,第4页。)等具体抗敌措施。他十分不满清政府排斥 抵抗派,屈膝求和的媚态,发出了“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全集》书牍,卷一,第4页。)的呼声,告诫当局以屈辱退让向侵略者乞和是政治上的短视,不足为训。他痛斥卖国贼琦善“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壮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全集》书牍,卷一,第16页。)。但当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竭蹶小民,更何况腐败的清朝统治集团根本无抗敌诚意,一度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尚且落得发配充军的下场,左宗棠的抱负又何从实现?一腔爱国热忱只能付诸东流而已!1842年,清廷终于在南京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目睹“洋事卒成和局,实意念所不到”,左宗棠痛心疾首不得不发出“市不可绝,则鸦片不可得禁。自此亿万斯年之天下,其奈之何”(《全集》书牍,卷一,第22页。)的悲叹,其忧国之心,爱国之诚岂非跃然纸上!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1956年版,卷二十八,第168—169页。),而“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卷二,第486页。)。近代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成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因此爱国主义的突出表现就必然是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势力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左宗棠的爱国思想正是在后来收复新疆、抵抗沙俄侵略的斗争中闪出了火花。他病死于抗法战争前线,临终时仍口授遗摺表述未酬壮志:“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左文襄公实录》第一册,第8页。)。这悲壮的遗言,为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光辉。当然,左宗棠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思想不可能脱离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时代的限制。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1982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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