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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促进秦人治军的诸多因素

秦人的崛起与统一大业的完成基本上都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的。从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秦人非常重视军队建设，军队是秦人赖以生存壮大的重要支柱。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支强大的、神话般的虎狼之师呢？笔者认为秦人在治军的过程中，除了有严明的军事纪律、严密的组织管理、严格的军事训练、精良的武器装备以外，还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着这支军队的建设。下面试从秦文化、手工业及政策、法令等方面予以论述。
一、 尚武精神的沿袭、发展对秦军政治思想的影响
造就秦军尚武精神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早期秦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环境中沿袭下来的；另一方面是从秦人奖励军功的法令中产生出来的。
襄公立国之前，秦人还属于游牧部落，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忽强忽弱，很不稳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若风调雨顺、水草丰美，则畜群繁盛；若风雪大寒或干旱无草，则使畜群锐减，这种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会给在此生活的人们带来一种潜在的危机感。从而导致他们的性格中孕育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占有欲和掠夺性，所以，这种部落或民族非常崇尚武力。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士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1]
“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性坚刚勇猛，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不祥。” [2]
从早期秦人周边的生存环境来看，亦应如此。早期秦人居住在陇西和渭水上游一带，这一区域也是绵戎、狄、邽、冀之戎、义渠、乌氏之戎等民族的聚居区。在物质资源很有限的生活区域面对如此庞杂的戎狄之族，难免会发生一些争战。西周时期秦人曾多次助周伐戎，秦仲就是在伐戎时被戎人所杀。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 [3]
襄公立国之后的百余年间，一直与戎狄斗争，“其长男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4]直到穆公三十七年才“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5]
在与戎狄长期的征战中，尚武、轻生成为秦人精神风貌的主要特征。这种骠悍、粗犷的性格，亦是秦军迅速强大的一种文化优势。秦人入住关中后尚武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较为突出的应属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它在奖励军功政策中这样规定：“得甲首者，奖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6]。从而形成了“民之闻战，父遣其子，兄遣其弟，妻遣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7]从而形成人心向战的大好局面。
文献中有关秦军尚武精神的描述不乏其多，如：
《吴子•料敌第二》曰：“秦性强，其地险，其政治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
《荀子•识兵篇》曰：“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史记•张仪列传》：“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俘……”。
在两千多年前的冷兵器作战时代，秦军中一直沿袭或鼓励住这种崇尚武力、不怕牺牲的精神。就军队的建设来说，这种精神无形中为军人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使命和坚定的信念。使将士们深刻地意识到，要壮大、要图强，武力是解决问题最直接、最简捷的途径。这种理念的形成，有力的凸现了秦军彪悍、狂放的性格。从政治思想的范畴来讲，秦人这种轻生尚武的风气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对秦军将士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增强军队的凝聚力、激发军人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 金鼓乐器对秦军指挥作战系统的完善作用
战国末期，秦已经是拥有带甲百万的无敌之师。如此庞大的军队，在两千多年前行军作战中是如何运筹帷幄、指挥得当的呢？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金鼓等乐器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孙子兵法•军争篇》：“《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尉缭子•制谈》所云：“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所谓 “金”指錞、铙、铎、镯等，“鼓”就不言而喻了，均属乐器，可见，这些平日里供人们娱乐的优雅纯正的音乐文化在军事指挥作战中的力量。
《秦始皇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这样提到：“T10G5:③号车的左骖马臀后有鼓迹一处，鼓壁已朽，鼓腔里面充满淤泥。鼓为扁圆形，外径70，内径53，高9厘米，鼓壁呈圆弧形，周长215.5厘米，鼓壁上存有两件带柄铜环……T2G2:⑦号车出有鼓迹一处，位于舆的右前角的淤泥层中，里面充满淤泥。扁圆形，周长207.9厘米、高12厘米、外径68厘米、鼓面径53厘米，鼓壁呈圆弧形，鼓壁上有等距离的三个带柄铜环，鼓必髹和色漆，上存流云纹彩绘残迹。”
在俑坑中出土的甬钟也有两件，一件位于T10G5:③号车的右前角；另一件出土于T19G9: ⑤号车的右骖马前。两件甬钟形制相同。长甬，甬中空，甬中部有一道弦纹。旋作半环形，这钲间饰潘螭纹，内壁光滑。[8]值得注意的是在T10G5:③号车旁同时出土有鼓和甬钟，而且根据T10G5:③号车的御手、军吏俑的配备来看，其本身就为指挥车。[9]这就足以说明，在秦代军事作战中，有较为完整的军事指挥系统。
《尉缭子•勒卒令》：“ ……一鼓一击而左，一鼓一击而右。一步一鼓，
步鼓也。十步一鼓，趋鼓也 。音不绝，鹜鼓也。商，将鼓也。角，帅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则将、帅、伯其心一也。奇兵则反是。鼓失次者有诛，……
《司马法•严位》：“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
七鼓兼齐”。
击鼓一次，便要冲锋一次。每次进攻都有时间间隔，以等待主帅的下一步命令，若鼓声不断，则冲锋不止；若主帅鼓绝，阵营则会陷于混乱。
关于古代的“金”《古今乐录》云：“凡金惟月起着有六，皆钟之类，曰钟、曰镈、曰錞、曰铙、曰铎、曰镯”。军队中常用的只有四金，《周礼》有四金、
六鼓、八旗之说，所谓“四金”即錞、铙、铎、镯。有关“四金”这几种乐器在军中的作用，文献亦有记载。
《周礼•鼓人》：“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
《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錞之用。 ……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也，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
铎、镯、铙、錞这些乐器，在军中与鼓相互配合，具有伴奏、节制、停止和发起的作用。鼓虽然起着鼓舞士气的主导作用，但却受铎、镯、铙、錞的节制。錞起伴音作用，铙起止鼓的作用，镯在军中其协调部队行进速度的作用，处于主导地位的应属铎，主帅通过摇铎，来命令士兵击鼓或击铙，以此来调动部队的前行、停止或后退。
属于秦“金”的实物。在目前考古发掘中仅发现两类。即秦兵马俑一号坑发现的青铜甬钟和咸阳塔尔坡秦建筑遗址中发现的錞于。关于秦俑坑中的青铜甬钟的用途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文献中记载的“铎”。[10]也有人认为是文献中记载的“钲”。[11]一些文献中提到“钲”便是 “镯”。如：郑玄注《周礼•鼓人》云：“镯，钲也，形如小钟。”《说文》也说：“镯，钲也。”结合文献并仔细观察秦俑坑出土的青铜甬钟的结构特征，笔者认为，把其定名为“钲”还是更确切一些。
錞于是一种铜制击奏钟体体鸣的单音乐器。常与属于军乐器的鼓、钲等共出。《国语•晋语》：“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可见錞于主要应属于一种军乐器。
青铜甬钟和錞于的发现，虽然不能完全印证古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金”的内容。但至少可以说明，秦人在行军作战中曾经使用过“金”中的一部分乐器，而且是与鼓配合使用的。由此可以推断，秦军事指挥系统的一部分内容是依靠金鼓此类乐器来完成的，其具体的操作方法应与上述文献中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金鼓乐器在秦军中的应用，能够让军士达到敬畏、服从之目的。鼓声宏亮，金音清越，士兵听到统一号令后就能“气满盛能致勇武之志，以击前敌。”[12]
在那个诸侯纷争、群雄称霸的时代，秦人要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一个完善的军事指挥系统对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以想象，在车轮滚滚、战马嘶鸣、喊杀声震地的古战场上，仅靠主帅的手势或声音来传递军事命令，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把金鼓这些乐器运用在秦的军事指挥作战中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
三、 古代运动对秦军事训练与作战技能的提高
从文献资料来看，秦人在军队建设过程中，大量引用类似技能型与力量型的运动项目，如：御术、马术、投掷、举重等。这些运动项目对秦军先进兵种的建设、军事训练与战斗技能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御术
有关秦人驾车的娴熟技能史书中多有记载，夏桀时期的费昌就是其中的一个。“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13]商汤率兵伐夏，费昌御车，在山西运城下安邑附近打败了夏桀。以后的孟戏和中衍，也因为善御的原因，被征为帝太戊的车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14]尤其是太戊以后，秦人由于屡世为商王御车的缘故，竟挤入了诸侯的行列。“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15]秦人秦仲也是非常喜好驾车。“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16]到了周代，秦人善御的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周穆王很宠赏的御手造父就是秦人。“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湼、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17]《诗经》中有许多关于秦车的诗篇，即描绘了秦公车马的盛况，也洋溢着秦人对车马的偏嗜。春秋时期，秦人不但注重车兵规模的发展，而且也非常重视驾车技能的训练。“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18]“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免，赏四岁繇戍”。[19]这说明秦人在选拔御手方面不但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在规定的期限内若不能掌握驾驭技术，御手本人和教练都要受罚。春秋时期，正由于秦人擅长御术，才使车兵作战在为其在确立春秋霸主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2、马术
秦人养马的历史可谓悠久，秦人的远祖“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20]“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 [21]非子以自己卓越的殖马、育马技能得到周王的青睐，招至“汧渭之间”为王室“主马”。因养马有功，周王对其“分土为附庸”。
秦人对马种的培育、饲养技术、防病等方面都有一套可行的办法，甚至到了秦代还在《秦律》中对马的饲养进行立法。从《秦律》中可以看出，秦人对训马是非常严格的。“课駃騠，卒岁六匹以下到一匹，赀一盾。”[22]满一年所训练的骏马不够六匹都要罚一盾。“蓦马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先赋蓦马，马备，乃粼从军者，到军课之，马殿，令，丞二甲；司马赀二甲，法(废)”[23]供骑乘的军马没有训练好，对负责训马的县司马义及县令、县丞都要受罚。
穆公时期，秦已有相当规模的骑兵，《韩非子•十过》：“秦穆公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两千。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时，“秦骑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有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24]战国末年，秦国已成为拥有“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大国。“秦马之良，戍兵之众，探前蹶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25]
由于秦人擅长养马、训马之术，在骑兵作为时代新兵种的时期，秦人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这支轻捷灵活、能离能合、便聚便散，擅长远距离作战的部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优胜于六国的主要因素之一。
3、投掷
远古时期，人类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常用石块去投掷飞禽走兽，后来随着战争的需要，投掷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作战技能。
秦人曾在军中提倡一种“投石超距”的训练方式，让士兵练习腕力、练习臂力，这样既能增强将士的身体素质，又能提高战斗能力。“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26]上述史料说的是公元前224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一次最重要战役，即秦楚之战，秦国大将王翦带领六十万大军，驻扎在天中山，连营十余里，坚壁固守，不与楚军作战；兵士们每天练习“投石、超距”，一连数十日，楚军士气低落，身体疲倦；后秦军利用“投石、超距”之术大获全胜。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古代运动对秦人在作战技术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技能型的活动项目运用到军事作战中，可以有效的打击敌人，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
4、举重
战国时期，秦人用封官的办法招来了许多大力士。有名的乌获、任鄙、孟说等，都是能力举千斤的人。“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27]乌获力大，能举千斤，受到秦武王的重用。
秦武王也是一个大力士，他年轻好胜，随秦军东征，到了周朝的宗庙里，看见有许多大鼎，他就与孟说作举鼎比赛。“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28]结果因为力量不足，鼎掉下来砸断了膝盖骨，流血过多而死。
商鞅也曾用举重这种方式来招募贤人能士。“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29]
这种活动在秦国的普遍流行，促使秦人强身健魄、热衷锻炼，从而在秦人中间产生了许多力量型人员，这些人往往会被应征入伍，一旦投入部队作战，无论是持械作战，还是徒手格斗均会发挥独特的优势。正如史书所记载：“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俘……”。[30]
从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力量型的还是技能型的运动对秦军将士体能的训练、武器的改良、战斗力的提高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在军中大力发展健身运动，不仅可以强士体，而且，还可以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秦军事家的多元化治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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